把握战略机遇期的核心是清醒准确判断所处时代的主要特征，及时有效因应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前，世界时势变化主要有以下八个特点，这些特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由于处于全球化平台期，因此，这种整体的时空场域会保持相当长的时期，这也为各国的应变和改变局部场域的状态提供了机遇。
第一，这是一个多种变革同步发生的“叠加”时代
全球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叠加进程。相比之下，除以互联网推动的信息化具有崭新性外，其他的发展都不是新现象。但正是在互联网发展的推动下，这些变动有了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且由于同步推进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互动关系，多重变革不断释放出革命性影响，推动了各民族国家内部与国际的互动交融，导致了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问题的“国内化”。这些变革叠加的核心效果就是推动了全球范围交往的扩展、深化和分化。
第二，现在进入了持续较长时间的全球化平台期
2008年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曾经高歌猛进30多年的全球化进程放慢了脚步，西方经济进入萧条长波周期，大国的地位也进入了更替阶段，全球化开始了速度放缓的“平台期”。在这个时期，全球化的推进速度将放缓，前期在各个领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逐步释放，但因为各国在解决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而被搁置，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全球合作无法达成，重要国际机制运行缓慢，由此造成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尽管“逆全球化”“去全球化”言论频出，但是全球化并不会终结，也不会被根本逆转，因为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已经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形成了稳定的形态，获得了一定的制度支持以及社会观念的支撑，全球化的基本结构没有打破，全球化的前进方向没有改变。
第三，现在进入了代际更替加速的时期
得益于教育普及和信息生产传播方式的变革，年轻人的成长更为迅速，代际差异更加明显；代际的划分时段进一步缩短，从原来的每三十年，缩短到每十年，出现了所谓的“N世代”（互联网一代）。在“N世代”中，也会由于群体接触的游戏、流行元素等不同，出现明显的内部差异以及多种形式的“亚文化”。更重要的是，与以前的财富积累速度和方式迥然不同，借助互联网与资本的结合，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一批通过互联网高速完成资本积累的超级互联网企业以及富裕群体。
第四，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去西方中心化”
冷战后开始变化的东西关系、南北关系加速调整。
新兴国家快速崛起的同时，西方大国的力量相对下降；新兴国家之间联系加强的同时，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加深，西方主导、北方优势的局面正在发生改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国家更热衷于炒作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民主国家带来的制度竞争。2020年，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题为《西方的缺失》的报告，对西方社会内部认同感降低、外部吸引力下降表示了深深的忧虑。2021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全球趋势2040：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以及英国内阁办公室发布的题为《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国防、发展与外交政策综合评估》的国防评估报告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类似忧虑，尤其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带来的制度性竞争会动摇西方国家构建和主导的国际秩序。
第五，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在应对基本矛盾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各国尽管依然存在着发展差距，但是面对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国家治理主权与全球性交往及风险的矛盾、自身发展与国际责任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交织互动，普遍缺乏足够的经验、资源和能力。即使是具有制度先发优势的西方国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上也没有表现出比其他国家更明显的优势，反而暴露出深层次的问题。有报告指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各国治理绩效的竞赛不能再继续沿用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意识形态模式——以“自由”和“不自由”来衡量各国的治理绩效。一方面，国家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另一方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协调配合，这是提升国家治理绩效所必需的前提。
第六，世界发展的动力组合在发生深刻改变
尽管资本依然是最为活跃的发展要素，但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领域的出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社会、个人力量的增强，使得世界发展的动力要素有了新的组合形式，世界发展的动力分布更为均衡。一方面，各项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和迭代速度以指数级展开；另一方面，大量新型科技成果进入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深刻影响着人类思想、文化、生活和对外交流模式，进而深度影响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社会等层面。“互联网+”不仅加速了资本、物质等要素的流动，也为知识价值的传播、思想观念的交流交融交锋提供了新的平台和空间，加深了人们对于自身、他人、共同体以及整个人类的认识，带来了认识和观念的变革。
第七，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的显性化，对如何更有效实现国际责任以及展开全球性治理提出更为紧迫的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得全球风险更为显性化。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这必然导致原来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产生新的风险源，加大风险发生的几率。另一方面，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风险影响的放大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的。一是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增加了风险后果承担者的数量。二是发达的现代通信技术使更多的人意识到风险的潜在后果，也容易因为信息的不完整导致过度恐慌。有效应对全球风险，需要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提升现有国际制度的约束力以及各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协同力。
第八，治理的“内向化”作为国家的应变方式正在成为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的选择
随着各类全球风险的暴发，国际因素对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的影响日益深入和复杂，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面临着如何平衡国内与国际问题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各国之间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交往的内容不断深入，相互依存度大大提升，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宣称自己能够脱离国际社会而“独立”生存或发展；另一方面，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必须发展的基本职能。遗憾的是，“本国优先”正在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处理国际事务时公开或者隐藏的主张，并借此为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寻求国内民众的支持。
随着世界时势的变化，中国的国内国际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特征也随之改变。运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要积极构建内外部关系的新平衡。一方面，坚定不移推进国内改革和制度化建设，保持全社会活力，充分发挥创造力，提升全社会的整合性，为制度优势的发挥夯实更深厚的社会基础，提升战略持久力，更好地运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要全面考虑外部环境的各种变化和各种新挑战，逆势出击、主动谋划，尽最大努力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维护和推动外部环境向好发展，清醒辨别和及时把握发展的新机遇，顺势而为、构建优势，努力寻找与国际社会更多领域、更多维度的同频共振，实现与更多国家发展的相互嵌入。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