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的探索与实践，始终坚持党情、国情和世情相统一，民族性、国家性和人民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中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统一，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与人类关怀相统一。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外事工作的顶层设计，不断创新党的对外工作的体制机制，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当前，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要把握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推动构建新型政党关系、国际关系。
【关键词】党的对外工作 新型政党关系 历史演变 理念认同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作为百年大党、执政七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与国际社会建立了联系，目前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党的对外工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系统研究党的对外工作，不仅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有利于树立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进步形象。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的历史演变
党的对外工作既是党自身事业的重要组成，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方面，并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在建党一百年之际，回顾党的对外工作的历史，既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寻求国际支持、扩大自身影响。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前提下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更多是为了当时国内革命的需要。1922年，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正因为如此，在革命早期，尽管我们也强调独立自主性，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对外工作客观上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较明显。这一时期，党的对外工作的主要对象还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国工人党。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独自完成了南昌起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伟大的革命壮举，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坚持意识形态的导向、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冷战已经开始的国际环境，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实行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政策，以期获得国际上的主权承认和制度合法性认同，因此这一时期对外政策比较强调意识形态的特色。当然，无论党际关系还是在国家间关系中，独立自主是党和政府对外政策的根本，这就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破裂，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受到苏联的现实威胁。在此背景下，中国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对外战略方向，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开始了关系正常化进程，以维护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超越意识形态，争取有利发展环境。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处理党际关系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获得了世界其他政党的认同与支持，不仅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建立联系，还以此为联系纽带在20世纪90年代初努力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制裁与外交孤立，与中国周边国家及中东欧国家建立起充分的政治信任，先后同新加坡、韩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南非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党的对外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加强同周边国家、欧洲部分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党际交流，逐渐形成了机制化的交往模式。中美、中日两国政党也建立了高层对话交流机制，中欧召开政党高层论坛，以政党间的交流增进国家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助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大国之间战略竞争日益加剧并上升到制度与模式之争，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消除贫困等全球性问题正在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党的对外工作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推动构建“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这既与党自身的执政理念高度重合，又能够将自身的影响力不断向外辐射，在兼顾国内与国际大局中，将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紧密联系，以更长远的眼光塑造中国国际形象。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始终坚持四个统一
从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对外工作的主要内容看，党的对外工作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
第一，始终坚持党情、国情与世情相统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有自身明确的历史使命，并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努力实现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确立并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既要有党自身方针理念的进步性，也需要代表国家的发展目标，同时昭示世界与人类的未来，代表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
第二，始终坚持民族性、国家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族性、国家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内政治目标和使命的根本遵循，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根本归依。无论是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不只是为了党自身执政的合法性，更是为了人民和国家利益的实现，将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党的利益统一起来，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党的内外工作的认同，夯实党对外工作的国内基础。
第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中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统一。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始终坚持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时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对外工作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如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同时也根据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需要，不断调整对外工作的方向，如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提供保障。同时，党的对外工作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具有相通之处。例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体现了胸怀天下、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自身力量的奉献精神；“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反映中国绝不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倚强凌弱的处世之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体现中国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互学互鉴、和而不同的包容姿态，为党的对外工作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第四，始终坚持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与人类关怀相统一。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带有鲜明的政治导向。党在不同时期，根据工作需要，在这个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党的对外工作中突出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体现在党的对外工作的对象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当然也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如20世纪70年代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关系正常化进程。改革开放后，无论是政党对外工作、还是国家总体外交，都提出“超越意识形态”，把国家利益作为对外工作的准则，党的对外工作也是要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实际上包含着把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关系进行相对独立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同时，赋予国家利益以新的时代内涵。2019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斗争精神时提出：“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这里再一次明确了新时代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重要构成，为我们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把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统一提升到了新高度。
新时代党的对外交往着力推动国际社会实现从“故事认同”到“理念认同”的转变
近年来，党的对外工作不仅强调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也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使命担当。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世界观、人类观和价值观的展现，也是重塑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要义。
其一，在传统国家关系上“稳大局”，体现党际对外交往的层次性。首先，在国内安全与领土完整议题上，可通过党际联系渠道，与外国政党领导人和政治精英进行沟通，缩小分歧，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其次，面对西方选举制度与政权更替，政党之间的交往能够始终保持两国关系的可持续性。此外，政党关系日益成为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重要的联系纽带。除此之外，当今尚有数十个国家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政党间的交往能够最大程度上弥补这一外交空白，为日后将政党关系上升为国家关系创造更多的空间。
其二，整合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扩大党际对外交往的维度与韧性。政党、政府与民间构成国家总体外交的三大主体与基本格局。以主权国家为基石的政府外交依然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然而，政府外交的局限性在于：一是内容和形式较为固定，注重外交程序和礼仪，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二是行为主体较为单一，更多停留在国家首脑与政府部门间的互动，无法将其延伸到社会与民间层面的交往。公共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外交的局限，全方位、多层次地拓宽了中国对外交往的空间，但有时候却因为缺乏较为规范的制度设计而无法保证公共外交的有效性，甚至一度成为西方打压和抹黑的对象。因此，政党在对外工作中的双重身份得以显现，既是对外交往的“引领者”，又是“直接参与者”，既能反映政府交往的规范性，又能体现社会交往的灵活性，有效地整合了政府与民间资源，实现了在对外工作中理念与实践的统一。
其三，在交流机制上实现政党交流多边化，建立立体的对外关系网络。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自1951年成立以来，致力于加强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联系。进入新时代，与外国政党打交道仍然是中联部的主要任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非洲、东盟国家的主要政党进行视频交流会，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并组织进行抗疫援助；2021年6月16日，中联部组织40多个国家驻华使节赴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和纪念馆，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除此之外，中联部的“外党之声”平台形成了世界政党对中国共产党评价的反馈机制，使党际交流避免单向输出而倾向于互动式交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边认同。2017年12月1日和2021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和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把过去的双边对话机制进一步拓展为多边机制，进一步完善政党间的对话机制。
其四，在理念传播上打破西方话语陷阱，塑造中国话语叙事。近年来，我国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一个重要趋势是，从国家的宏大叙事转变为个体的微观叙事，从“政府间”的单向性话语模式转变为“民众间”的互动性话语模式，从基于自身立场的主观发声转变为多方视角下的全景式发声，这样有利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情感共鸣，减少来自发达国家观念上的偏见与误解。
中国的话语优势在于：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为对外传播奠定实力基础，中国共产党拥有足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使其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受到广泛地关注；能够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丰富中国故事的多样性，在中国面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新冠肺炎疫情等历史任务与现实考验面前，每一个有血有肉的感人故事更加体现真实、立体的中国；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断拓宽对外传播渠道，广泛运用新媒体和自媒体的舆论空间使得民众间的话语交流形式更加灵活多样，为自我理念的解释和宣传提供了更强的说服力。
创新对外工作的内容和形式，推动建立新型政党关系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为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空前影响，对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工作的基础。试想，如果中国还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有今天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影响力，其对外工作也难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在脱贫攻坚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发展模式与治理经验已经得到其他仍在探索本国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学习借鉴。
第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治理理念和交往规则。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等。所有这些理念，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步方向，体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价值基础，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
第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全球重大问题上倡导的公正立场、提出的解决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从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在美国国内政治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影响下，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潮流盛行；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同时，无论是当前存在的单边主义还是“伪多边主义”，都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支持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提出“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沟通，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针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问题，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倡导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四，党对外工作的领导体制创新，成为党的对外工作开展的制度优势。过去提及党的对外工作时，主要集中于中联部的对外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下，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加强外交外事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党的对外工作不仅局限于中联部甚至外交部的工作，也应该包括政党、人大、政府、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对外工作。这就需要有党中央总揽全局和整体协调，党的对外工作体制的创新势必提高党的对外工作的成效和质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国际关系建构进程中的中国角色研究”（项目编号：19AGJ00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
②《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
③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责编/孙垚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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