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要以积极视角看待老年人个体及群体的地位、作用、功能，着力推动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相结合，不断探索老龄社会治理的有效举措。时间银行不仅是一种互助养老、为养结合的养老创新方案，而且是一种志愿服务回馈长效机制和公益资源供需匹配的平台，能有效发挥老年人治理主体作用，助推“老有所为”新形式，培育“青银共居共建”社区共同体，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老龄社会治理”的共识，助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老龄社会治理格局。
关键词:老龄社会治理 人口老龄化 时间银行 共建共治共享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亿人，占比超过18.7%[1]，自2000年前后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开始，短短的20年间，老年人口占比进一步上升，养老需求日趋多样化，老龄社会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推动老龄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共识。老年人群作为全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老龄社会中理应发挥更多的正功能，成为老龄社会建设和治理的参与者。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养老服务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社区养老服务时指出，“要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鼓励老年人继续发光发热，充分发挥年纪较轻的老年人作用，推动志愿者在社区治理中有更多作为”。
时间银行将“时间”和“公益”挂钩，倡导社区成员把闲散时间加以积极利用，帮助有需要的人，把帮助所付出的时间存储起来，当自己有需要时从中支取“已存储时间”[2]。
作为一种互助养老、为养结合的养老创新方案，在20多年的时间银行本土化进程中，其概念、模式和运作机制也不断被大众认可和接受，逐步探索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三条道路。
老龄社会治理的本质是供需平衡，主要是解决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问题，而当前主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在于养老服务的供需结构性失衡。时间银行这一创新探索能够在供需匹配、环境建设及机制创新方面发力，在老龄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将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为相结合，鼓励更多老年人参与社会治理。
我国老龄社会治理的供需结构性矛盾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以及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我国老龄社会治理的“供给-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从个人与家庭层面看，现有的治理工具以养老服务为中心，老年人群的治理主体地位不能有效突出，限制了治理效能的进一步发挥。传统家庭的养老功能式微、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基本养老服务可及性问题显著的同时，老年人的主体能动性不足，仍未广泛参与到涉老事务的协同合作中。首先，随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普及，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逐渐得到重视，满足生活照料、健康医疗、精神慰藉、社会参与等多样化需求已然成为新时期政府、社会、公众、老年群体共同追求的目标。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家庭户规模的缩减，家庭经济支配权、决策权、收入来源与住房格局都已改变，传统居家养老方式难以为继，当代家庭亟需转变过往的传统养老理念、养老模式，构建新型社会化养老模式。其次，我国老年人占比上升，但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比例整体偏低，老年群体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尚未建成，广大的老年群体并未得到充分动员。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家庭养老功能日趋衰弱，加之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养老服务人力储备严重不足。
从社区层面看，养老服务需求存在缺口，为老服务供给动力不足，基层供需不匹配问题显著。从需求侧看，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老年人活动的重要场域。当前我国大部分老年人仍然选择居家养老，对社区服务的需求量日渐增大，社区如何承接部分养老服务职能显得尤为关键。从供给端看，我国以建设“社区居家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为基本目标，但在实际建设的过程中其梯度服务水平与服务方式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可及性不高、机构服务难以向社区居家延伸等，服务的连续性、整合性有待加强。其主要原因在于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尚不健全，社区在资源和要素配置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服务成效不足。同时，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非户籍人口老年人的社区融合问题凸显，“候鸟式养老”未能享有社区提供的基本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从社会层面看，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广度与深度仍在扩展，然而为老服务支持能力尚待加强，亟需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老龄化与现代化的相互交织，将会产生较大的养老服务需求空间。然而，从需求侧来看，潜在的需求空间并不等同于老年人既定需求向实际利用的转化。老年群体整体支付能力较差，其中可用于养老方面的可支配收入则相应更少，同时部分老年人储蓄率较高、消费意愿不强，导致老年人不愿意购买有偿及付费的养老服务，往往倾向于无偿或低偿服务的供给模式。从供给端角度出发，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中政府依然是养老服务主要的承担主体，企业及市场提供的高质量养老服务和依托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普惠养老服务供给仍然不足，在市场配置资源情境下，我国基本养老服务边界不清，社会资本缺乏参与动力，政策环境亟待进一步改善；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培育引导有待进一步强化，公益慈善资源参与养老服务体系的深度和力度有待加强。
综上，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未备先老”“未富先老”等特征突出，在养老服务人手不足、社区养老功能发挥不足及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等方面体现尤为明显，养老服务呈现供需矛盾。而解决困局的主要策略在于从需求侧与供给侧双向发力，将供给与需求深度结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引领老龄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通过更多主体、更多力量的介入，创新现有工作机制和增强资源配置效率，在养老服务供需对接中实现服务的落地。在面对老龄社会治理难题时，社会、学界涌现出许多丰富的具有现实性的、创新性的前沿概念。时间银行作为新兴的互助养老概念，逐渐从互助养老走向志愿服务及社区治理的话语体系，既是一种社会治理形态和载体，也是一种促进公共利益的社会行动，其通过促进社区自治和资源整合等方式，嵌入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等各场域。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背景下，时间银行有利于促进社会协同养老共识，动员公众积极参与到养老事业发展，辅之以法治保障、科技支撑，从而发挥老龄社会治理体系效能，有助于减轻家庭养老负担，保障全体老年人都能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打造老龄友好型社会。
构建多元协同的老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
以时间银行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助推“老有所为”新形式
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急剧膨胀的老年群体成为社会治理面向的重要对象。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共建共治共享”已成为党中央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核。积极老龄化可被认为是一种新视角，它助力重构老年人在以往社会中消极的、被动的接受服务的角色，使其充分认识到自身所蕴藏的能力、资源，通过贡献社会的同时也能够得到相应的保障和照料。时间银行正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路径，它能够在第三次分配的大背景下，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是助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平台和工具。
家庭是老年人最基本的活动单位，是养老服务的主要空间场所。首先，时间银行能够超越养老的空间限制，鼓励老年人走出家庭，扩大基层养老服务受众的同时，通过互助的方式提高了老年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将传统意义上的养老服务对象转化为服务提供者。
其次，时间银行是一种服务回馈、志愿激励的互惠机制，为家庭中的老年人提供了更宽泛的服务获取渠道。在省际层面的“全国时间银行”系统建立之后，通存通兑标准能够使得家庭成员间实现养老服务资源的跨地域使用。对于成员分散的家庭而言，时间银行能够保存其服务所产生的志愿服务时长记录，使得分处于不同地域的家庭成员也能够实现志愿服务回馈的共享，为广大空巢老年人建立新的服务渠道。跨地域的时间银行，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将进一步激发全社会成员参与为老服务的热情，构建遍及全国的为老服务流通网络。
最后，时间银行不仅可以满足个体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还可以充分整合不同情境中的个体社会资源，是“老有所为”新形式的积极探索，可以强化老年人在老龄社会治理中的治理主体地位，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时间银行作为一种新型互助养老理念、方式、机制，能够充分响应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有效调动老年人积极性，细化老年群体结构，真正发挥相对年轻的老年人能动性。
以时间银行引领全龄友好社区建设，培育“青银共居共建”社区共同体
时间银行虽以“互惠交换”为前提，却并非严格遵循等价的劳务交换，而是倡导等时等值的“体面互惠”，随着大数据技术和区块链技术的介入，将进一步促进时间存兑过程的公平参与、合理兑换。时间银行在其运行过程中也实现着社会公益资源的再生产，志愿者在提供服务活动过程中也会将利他行动“道德化”，更多地向“为公共利益而行动”转变。受过良好教育的低龄老年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且社会活动能力较强，能够保持对时间银行较高接受度，并能够自发地投入到志愿公益活动，也能形成较强的带动和示范作用。
社区是老年人的主要活动场域，而我国主要的为老服务场所也在社区，两者的高度重合为老年人实现积极老龄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一方面，针对当前养老服务人手短缺等问题，可以尝试发挥社区老年群体作用，以社区为服务的载体，积极探索积极老龄化的现实途径。另一方面，它能够将“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相结合，引导较为年轻的老年人参与为老服务，进而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在建设全龄友好社区的进程时，时间银行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实现“青银共建”，将社区内青年人动员起来参与为老服务。时间银行的运行理念是“人人有时间，时间可共享”，通过养老服务的代际交换，实现青年人与老年人相结合，积极推动“青银共建”。时间银行的参与主体已在进一步扩大，充分引入青年人的力量，弥补低龄老人的缺口，通过完善青年人参与的激励制度，充分鼓励青年人也参与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环节中来，壮大为老志愿服务的队伍。时间银行将从机制、平台与技术三个方面，推动全龄友好社区建设、实现不同年龄人群共同参与的社区共同体的培育。
首先，时间银行可借鉴“五社联动”运行经验，通过调动多元主体，强化基层社区治理的桥头堡角色，梳理出高效、畅通的供给机制。中央明确指出要“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3]，时间银行运行中，与社区内的各资源主体有广阔合作空间，尤其是原本就承担或参与部分养老职能的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工作者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等主体，推动“五社联动”为老服务的发展。时间银行可通过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党支部负责组织时间银行试点，借助社会工作者负责具体组织运营，依靠社会组织进行服务联动、资源共享，动员老年人及其他年龄层志愿者直接参与为老服务，借用“通存通兑”机制实现社区慈善资源充分流通，有效激起老年人的服务兴趣，共同打造社区层面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相结合的积极老龄化。
其次，时间银行可立足社区层面，实现资源整合功能，做到资源利用效能最大化，建立统一、高效的为老服务供给平台。时间银行充分践行互助养老的理念，引导老年人参与共建共治共享，协助其更好参与社区治理等志愿服务。同时，它亦能够充分发挥技术优势，通过线上的适老化设计、线下纸质账户建立，搭建配套服务闭环平台，满足服务前的供需匹配、服务后的“通存通兑”以及服务评价需求。此外，时间银行可嵌入基层治理体系之中，促进时间银行与政策领域的制度性互构，以更好地引导老年人有序参与社区治理。
最后，时间银行能够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志愿服务组织层面的优势，更好地完成资源汇集。时间银行在建立整体性的网络平台后，既能够将基层互助养老“大数据”囊括其中，通过数据量化分析处理的方式，探求全社会为老服务可及性程度，又能在全社会层面实现数据整合，融入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有效理清资源的分配路径，满足全社会多层次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在互联网技术支撑的背景之下，时间银行积极探索运用新的技术方法和模式，最大限度消除各个治理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让各参与主体共享社区共同体内的信息，并充分调配各种服务、技术、制度等资源，从而实现公共利益资源的供需均衡。
以时间银行动员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老龄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多次就壮大养老新业态、激发养老新动能作出重大部署，提出“促进养老服务与医疗、家政、保险、教育、健身、旅游等相关领域的互动发展”。鼓励金融、地产、互联网等企业进入老龄产业已成为主流趋势，而利用信息技术赋能老龄事业健康发展则是必由之路。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事业作为增进全体人民福祉的重点布局领域，将不断吸引着资本、人力、技术等的富集。
社会是老年群体分布的最广阔空间，老年群体无时无刻进行社会行动。随着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时间银行为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提供新的实践逻辑，进一步完善了“老有所为”的实践内核，可以通过推动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形成“为养结合、共建共享”的助老共识，从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老龄社会治理格局。
从共建共治共享的高度，以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切入老龄社会治理，政府、市场、社会公众被纳入老龄社会治理格局是应有之义。时间银行可以推动跨领域协同合作，促进老龄社会治理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从而实现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创新。党委、政府是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主导者，组织社会调研与为老服务实践，以求拓展服务覆盖面、变革养老服务体系。市场则是提升养老服务的总推手，通过大数据技术运用、老龄产业与服务的设计，提高老年人养老生活质量，促进服务活动的精细化、专业化、智慧化、技术化。青年群体、中年群体、老年群体所组成的公众则都是养老服务的供给者，通过扩大老年服务供给者的范畴，促进为老服务量的提升。
时间银行是养老服务社会协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方面，时间银行是社会协同机制的产物，党委、政府、市场、公众在养老服务领域的有机配合催生了其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时间银行在未来能够反哺养老服务协同合作。在西方国家，时间银行发展历史较长，它不仅是一种志愿与公益的提供机制，亦是补充市场的灵活就业形式。据此可预见时间银行在现如今以及未来的中国能够切实贯彻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产出多样化的社会功能。
综上，老龄社会治理的成功需要充分打造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老龄社会治理格局，这就要求在充分发挥各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又要尊重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客观性以及为老服务制度设计的现实性。而时间银行是少有的能够做到充分发挥老年人能动性与建设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的辩证统一的互助形式：一方面，它能助力夯实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新机制，在宏观层面有效连接党委政府的意志、市场社会的目光、公众群体的愿景；另一方面，它又能巩固“五社联动”的基层社区治理框架，以“为养结合”融入多层次的综合养老服务体系，为老龄事业发展创新提供一种可行机制和优选方案。时间银行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路径，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平台和工具。在“第三次分配”背景下，时间银行也势必将成为志愿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公益资源供需匹配的平台，将进一步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实现国家公益资产的有效配置，并为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老龄社会治理格局贡献特别方案。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20ZDA076）阶段性成果；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承蒙、索浩宇，硕士研究生许文虎、陈苏云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2021年5月11日。
[2]《中国时间银行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官网， 2021年9月22日。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新华社， 2021年7月11日。
责编：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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