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时间：2021年4月1日—2021年4月11日。
调查方式：通过互联网和微信公众平台渠道发布网络问卷进行调查。
样本构成：科技工作者群体共回收有效问卷1553份。其中男性受访者占68.8%，女性受访者占31.2%。从受访者从事的专业看，38.1%为工学类，36.0%为理学类，16.0%为农学类，7.0%为医学类，其他专业受访者占3.0%。
从事科技内容相关的媒体工作者群体共回收有效问卷553份。其中男性受访者占73.4%，女性受访者占26.6%。从受访者工作单位看，13.7%为官方机构媒体，20.3%为市场化媒体，23.0%为门户网站，20.4%为资讯平台，13.9%为行业类垂直新媒体，5.8%为资讯类社交平台，其他单位受访者占2.9%。受访者学历情况为：初中及以下占3.1%，高中/职高/技校/中专占22.6%，大专占29.3%，本科占37.4%，硕博研究生占 7.6%。
主要发现:
· 当前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最大堵点是科普基础设施数量、质量、分布均有不足。
· 科普事业发展的难点在于，不同科普主体实践中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配合。
· 大部分媒体从业者认为自身有向公众普及科学的责任，但媒体能否有效实现科技内容的有效传播，取决于多因素共同配合，特别是单位领导的重视程度。
· 近七成科技工作者认为从事科普工作最大的现实困难是个人晋升考核评价机制有待完善，参与科普对于科技人员职业发展帮助不大。因此，如何激发科普主体的积极性成为科普事业发展的一大痛点。
· 超七成受访者参与科普的动因是主观上希望能够推动科研成果的普及；而精力投入、自己的科普能力、物质支出是制约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的最大障碍。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正是其中最大变量。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中指出，我国科学素质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即，落实“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制度安排尚未形成，组织领导、条件保障等有待加强。
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落实“两翼理论”需要创新科普理念与工作方式。即用创新的理念和方式提升科普产品水平和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满足公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科普需求，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科普治理体系，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智慧和创新热情，推动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
科学家、媒体和公众作为最直接、最有效、最具活力的科普主体，对当前构建社会化的科普工作有哪些看法，各科普主体在实践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障碍，对新发展阶段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科普生态有哪些建议和期待？人民论坛杂志社与中国科普研究所面向不同科普主体发起联合调查，旨在了解当前科普生态构建的堵点难点痛点，为立足新发展阶段、加快高质量发展，打通“堵点”、解决“难点”、消除“痛点”，有的放矢逐步实现“点点皆清”提供有益参考。
加强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堵点”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科普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和完善了一大批基层科普基础设施，根据2015—2020年《中国科协年度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对比分析，各级科协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科技馆数量逐年增加*，科普基础设施成为推动我国科普事业整体繁荣发展的重要载体，为提升我国全民科学素质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科技工作者眼中，相较于发达国家，当前我国最为重视的科普生态要素为“科普法律法规与政策”（2.54分，满分3分，下同）和“科普基础设施”（2.51分）。受访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尽管当前我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当前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最大堵点仍在于科普基础设施数量、质量、分布均有不足（42.6%）。较多科技工作者认为我国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对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较高，但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非常大，当前我国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仍有不足。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极不均衡，在新一轮区域大发展背景下，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非均衡模式在导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同时，也使得区域人口素质发展表现各异，科普资源配置不平衡、科普能力建设的效果差异性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尽管国家各项相关政策向西部以及中部的倾斜，正在不断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但从调查结果看，当前科技工作者感知到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基层科普设施建设发展仍不平衡。
此外，科普基础设施的质量仍有提升的空间。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硬件设施的整合，还包括内容、资源、人才等要素的整合。在硬件达标的条件下，只有把握公众对基层科普服务多样化需求、提高基层科普设施使用率，才能强化科普软环境建设。同时，以智慧化和数字化为特征的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正在汇聚成一股重要的变革力量，重塑着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新的科学传播模式导致知识传播成本降低，信息传递形式愈加丰富，科普的内容与路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应用于大众生活，人们普遍感受到科技带来的普惠与便利，相应地，对科学的兴趣和态度发生变化。而科普基础设施体系尚未能完善地对以上趋势和变化作出跟进回应，由此，提高科普基础设施的质量很有必要。
促进媒体与科学共同体的沟通合作，解决“难点”
随着科学的日益专业化，科技工作者将科学传播局限于同行之间，逐渐将面向大众的科普让位给了科普记者。因此，当前公众获知科学内容多是通过新闻媒体。尽管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大拓展了公众获取科学知识的渠道，但正是由于海量信息难以辨别筛选，公众越来越希望能够得到权威的信息。
在科普实践过程中，科技工作者参与科学传播确实存在一些障碍，如与媒体从业者或公众的交流中存在困难，时间和精力上存在较大制约，需要加强针对受众偏好的培训和指导等。调查中超五成的媒体从业者认为，“无法持续性创作”（55.7%）是科学家或科技工作者所遭遇的最大困难；其次是“选题乏味或生僻”（53.3%），无法使公众被其创作内容吸引。受访媒体从业者认为科技工作者产出科普内容后往往不愿意配合修改（46.7%）；而“对点击量或传播效果要求较高”（42.9%）、“内容理解难度过大”（32.5%）、“对合作媒体的专业性要求过高”（24.4%）等也被媒体从业者提及。
有相关调查显示，中国科研人员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认为最容易沟通的对象是学校老师，其次是科普记者、学校里的年轻人，容易沟通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对象具有专业背景，是同行，或者具有基础知识、科学素养、逻辑思维等；而大部分科学家认为最难沟通的对象是非专家公众。导致这一调查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科学共同体所形成的术语体系本身就具有较强专业性，科学传播的内容很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壁垒。其次，大众传播对相应技能和规律掌握有较高要求，而部分科学家没有相应的科学传播经验，导致科学家与公众间难以沟通。最后，许多科学家对媒体从业者是否能如实传递其想要表达的科学信息，抱有担忧。在我国，新闻传播归为文科，而科技工作者多为理工科出身。分科制导致了一部分媒体从业者对科学的了解程度并不比普通公众多。即使是理工学科出身的媒体记者，其与科技工作者在知识储备上依旧存在着巨大鸿沟。
大部分媒体从业者认为自身有向公众普及科学的责任（67.1%），但同时也认为，媒体能否有效实现科技内容的传播，取决于多因素共同配合，特别是单位领导的重视程度（41.4%）。其次“资本和流量压力”（39.8%）与“经费分配”（37.4%），符合当下媒体市场化发展的整体趋势；“专业型人才”（38.7%）与“技术支撑”（37.6%）也是不可或缺的优质内容生产要素；“政策扶持”（37.4%）与“定位准确”（35.1%）分别描述了科普生态的支撑要件与媒体运营的战略基点。不同类型的媒体机构，感知到的影响媒体科普效果的因素具有较大的差异。越是市场化、本身就拥有流量的媒体机构，对于“资本和流量压力”的感受越少，但对于“专业型人才”更为渴求。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与媒介在学理上本就存在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内容价值方面，科学讲究严肃、谨慎、富有教育意义，科技工作者要求内容正确甚至精确，而媒介价值则在于速度、规范、有吸引力等方面。此外，部分媒体从业者将科技工作者视为自己撰写报道的一个“资源”，而科技工作者则将媒体从业者视为自身观点传播的一个“渠道”，双方在科学传播的主导权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现实中，科学传播绝不是某一单位或部门能够独自完成的任务，从组织层看其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
强化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消除“痛点”
科技工作者有着对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深刻的理解，应当成为科普内容最初的供给者，成为科普的第一战略力量。调查结果显示，77.8%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做科普是科学家必须履行的义务。科技工作者基于其坚实的专业基础、对前沿科学动态的把握和亲身参与科研的过程经验，可以有效把握科学传播方向，避免知识在传播过程中被片面理解或夸张放大，避免因未知或误解造成大范围的恐慌。
如图1所示，当科技工作者被问及“您当前从事科普工作的现实困难有哪些”时，69.1%的受访者选择了“个人晋升考核评价机制有待完善，参与科普对科技人员职业发展无益”。另有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从事科普工作的困难在于“缺少开展科普的培训，相关技能缺乏”（54.3%），“科研项目没有科普相关考核指标要求”（51.6%），从事科普动力不足，以及“所在单位、同行等不重视科普，不支持自己开展科普活动”（51.6%）。41.0%的受访者认为“个人影响力有限，缺少必要的资金、人员、媒体等资源支持”。
当科技工作者被问及“哪些因素提升了您参与科普的意愿”时，调查结果显示（见图2），超七成的受访者选择了“推动科研成果的普及”（77.3%），超六成的受访者选择了“成就感”（60.4%），有超五成的受访者分别选择了“提高知名度”（58.5%），以及“社会责任感”（54.3%）。
当科技工作者被问及“有哪些因素制约了您参与科普的意愿”时，调查结果显示，“精力投入”（67.4%）、“自己的科普能力”（60.7%）以及“物质支出”（59.8%）是制约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的最大障碍。除此之外，也有部分科技工作者认为，“时间付出”（45.5%）与“顾及社会评价”（39.5%）是重要的制约因素。近一成的受访者则认为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没有必要”（9.6%）。
本次调查采用阶梯量表测量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能力、科普意愿、科普渠道。10分代表科普能力最强，科普意愿最强，科普渠道最多；1分代表科普能力差，科普意愿低，科普渠道缺乏。最终，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能力得分为8.10分，科普意愿得分为8.08分，科普渠道得分最低，为7.94分，说明部分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存在的主要障碍在于渠道。通过分别探究“科普能力”“科普渠道”与“科普意愿”的关系，发现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能力、科普渠道与个人科普意愿成正相关，即科普能力越强、科普渠道越丰富，则其科普意愿更强烈。且对比科普渠道，科普能力对科普意愿的影响更为强烈。
进一步分析影响科技工作者科普意愿的因素，结果显示科技工作者的年龄与科技工作者的科普意愿成正相关，科技工作者不同的日常居住地区及从事专业在个人科普意愿的强烈程度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年龄越大的科技工作者其科普意愿越强烈；东北地区的科普工作者科普意愿（8.36分）最为强烈，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从事理学专业的科技工作者科普意愿最强，得分8.25分。
为了进一步挖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评价认知与其科普意愿的关系，本次调查中，采集了社会评价认知数据。社会群体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来自大众的形象口碑评价、来自同行的学术业绩评价，以及来自同行的非正式人际评价，本次调查中将“社会评价认知”定义为上述三类评价的得分。其中1分表示科技工作者认为，参与科普工作会导致社会群体对自身评价产生负面影响，2分表示没有什么影响，3分表示会产生正面影响。得分越高，表示个人认为参与科普工作会使社会群体对自身的评价越积极。具体来看，三项评价得分依次为大众形象口碑评价2.66分，同行学术业绩评价2.58分，同行的非正式人际评价2.58分。将“社会评价认知”纳入新的分析模型，结果显示，社会评价认知与科技工作者的科普意愿成正相关，即感知到社会正面评价的科技工作者科普意愿更高。
鉴于科技工作者群体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进一步分析其群体期待对于科普环境的优化以及科普生态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近七成科技工作者认为推动新时代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完善各类机制，推动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科普事业。对科技工作者群体而言，营造整体性、全局性、包容性的科普价值理念体系需要先行实现有目标的组织架构，即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保证其精力和时间支配，充分释放其主动性和创造力。
*注：截至2020年底，各级科协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科技馆1000个；截至2019年底，各级科协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科技馆978个；截至2018年底，各级科协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科技馆909个；截至2017年底，各级科协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科技馆867个；截至2016年底，各级科协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科技馆587个；截至2015年底，各级科协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科技馆445个。
【本文系2020年度中国科普研究所委托合作项目“科普生态体系调查研究”(项目编号：200106EZP070）的研究成果】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李思琪，中国科普研究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王丽慧】
责编：程静静
声明：本文为《国家治理》周刊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国家治理周刊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