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心仪“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喧嚣，乐于“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的喜悦，方显得家和人兴百福至，儿孙绕膝花满堂。综其幸福和喜乐，均来自于人，爱人、亲人、友人，在人际中获得能量，在社群中得到慰藉。所有的浓情和蜜意均可以消弭边界感，融化疏离感，提供人际支持。然而世界无法一成不变，高速运转的城市生活，迅速改变的生活情境，使得个体追求独立性动机的需求日益强烈。现代社会，原子化时代已然到来，个体孤独，人际疏离。人们在忙碌之中开始建构起分明的边界，讲求“不要麻烦别人”的礼貌，亦最好有“别人也不要麻烦我”的清静。坚守自己的边界，尊重他人的边界，远而不疏，近而不入，年轻人喜欢建立边界，反对甚至恐惧他人乐此不疲建构的“黏稠化人际关系”。
当代青年社交需求的特点
社会学家称当代社会为“无缘社会”，即随着网络时代而产生的人际关系的疏离，传统意义上的地缘、学缘、业缘、职缘、社缘等社会关系都在日渐弱化和解体。当代青年的社会交往需求表现为：
一是社交微需求与人际低欲望。透过时代的滤镜，人们在生活和工作繁琐的重负下趋于“低欲望”，对社交日渐迷茫，感到惶惑，尤其是一些青年人更习惯用低欲望、无为、颓废、躺平、佛系描述内在低动机状态。美国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认为，人有基本的成就动机、权力动机和亲和动机，为了内在驱动力不断向前。但当现代社会人类欲望被过度放大之后，人们开始追求“低欲望生活”。低成就动机，因而躺平；低权力动机，因此互不干涉，彼此清静；低社交动机，因而建构边界。正如古希腊犬儒学派，提倡回归自然，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要求人克己无求，独善其身。青年人社交恐惧不是心理学意义的社会交往焦虑障碍，而是尽量避免社交，摆脱无用社交，由面对面社交转向网络直接“拓圈”。
二是喜欢边界感，拒绝社交黏稠。人际边界是意识到“自我”与“他人”的能力，婴儿5个月大可以清晰地以皮肤包裹的自己区分出“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物理性的边界概念。人际边界是具有弹性的，也可在心理上有所分化。青年人拒绝甚至反感一切毫无边界感的黏稠化人际关系，对此保持疏离，不喜相识的眉飞色舞，也不愿分开时生离死别，他们对人际关系抱有淡薄的态度，君子之交淡如水。青年人的社恐现场，不是担心冷场，而是害怕太熟。过于热情的亲友不断打探你的隐私，控制欲过强的父母过度干涉你的生活，界限感不清的朋友总是闯入你的生活，强加于你关怀或强迫索取你的温暖。
社交需求改变的动因
网络社群对熟人社会的挤压与生活日常的重组。与传统的熟人社会相比，网络空间陌生人交往和熟人社会叠加共同建构了生活日常，且网络空间对日常生活进行重组建构，以及激活相匹配的生活日常。“人能群，彼不能群”“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能为人所用”，自然是因为人可以在社会互动规范中知晓如何达成合作、如何让合作持续。传统社会和自然经济条件下，为了抵抗天灾人祸和各类风险，人们需要结盟，情感同盟、经济同盟、关系同盟。传统生活，集村群居，守望相助，经济共同体也是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关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人们在共同体中可以求得自身发展，也可以自我循环，构建稳态的社会结构与心理结构。在市场规则、商品交换尚未成熟的年代，熟人社会通过情感和关系的纽带成为跨期行为兑现的保障。熟人社会需要人际关系的维护，需要朋友之间的往来，需要亲缘家庭的支撑，需要通过固定的仪式形成关联，如红白喜事的人情开支、春节走亲访友的礼尚往来，在差序格局的涟漪之中依关系的亲密程度满足人情的交换需求。这种密密麻麻的人情网络形成了具有相对安全感的心理支持网和社会支持网，当身处困境或需要帮助的时候，人情网络即显现出它庞大的活力与支撑力，这是个体所需的人际基本，也是必要的人力资本。以联盟形成关系，情感无边界黏稠，这种外显或内隐的交换被默认为跨期行为，不必及时兑现，但可以储蓄到心理账户、情感账户，是情感依赖，也是人情债务。但是随着社会流动急速加快，封闭性社会结构迅速瓦解，开放性、多元性社会从传统礼制走向现代法治，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商品服务提高了社会整体运行效率，弱化了传统生活规则。网络社群除了无所不在的便利之外，更让人们随时随地获得关注，随时可以被听到、被看到，永远不会觉得自己独处，互联网提供的途径越来越多，无需依赖熟人社会依然可以剑行天下，甚至可以去更远的远方。
人际关系酬赏的替代性改变。“古人结交而重义，今人结交而重利”，人际关系具有典型的酬赏价值，构建人际网络是应对不确定性而被广泛采纳的重要策略。资源依赖观认为，个体通过与其相互依赖的网络构建可以从中获得资源和管理不确定性的能力。为了更好地管理依赖关系，人们需要采用多种策略与他人建立关联，如合作、利他、友谊、亲情，乃至爱情。人是一只脆弱的芦苇，毫无边界感的黏稠性人际让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不必离群索居，在浓稠的关系中获得安全、满足亲密、抵抗风险、战胜苦难，从基本性生理需求到发展性社会需求、高端性心理需求都可以借助社交达成满足，我们时刻准备社交，这是一种天然的生存本能。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认为，人们相互依赖需要回报和成本。关系的回报是与他人接触中获得的令人满足的经验和商品，如关怀、帮助、满足感。而成本是惩戒性的，要付出时间、精力、情感维持关系，其公式可以显示为“结果=回报-成本”。成本越小，回报越高，结果越令人满意，关系的持久性越强。根据关系的相互依赖性，每个人都希望享受“盈余经济”，至少能收支平衡。人类的交换广泛存在于一切交往关系中，“邻居们交换恩惠，儿童交换玩具，同事们交换帮助，熟人交换礼貌，政治家交换让步，讨论者交换观点，家庭主妇们交换烹饪技巧”。数字化转型在经济社会全方位全领域渗透，其重新定义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塑了生活方式和人际模式。所有的交换对象完全可以从人际中得到解放，全部可以释放到网络空间。远亲近邻的互助可以依靠智慧社区，关系网的人际通融可以通过互联网达成，技术迭代和分工细化不再完全依靠关系带来的“温度”，而是取代为数字化的“速度”和“效度”。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力，现代社会分工细化，数字化赋能，掌上办事易办、好办、秒办，所以依赖黏稠性人际关系解决的问题都可以瞬息得到解决。人际交换受社会规范影响，更互惠和更公平的规范才能持久，而人际酬赏机制常常不能互惠和公平，位高权重者拒绝参加同学聚会，腰缠万贯者避免家族礼尚往来，拥有资源不同决定了他们交换的地位也不同。资源占有影响了人际交换，交换一旦不能公平对等则容易很快终止，而网络社交的浅尝辄止常常可以快速止损。
个体社交微需求的现代性嬗变。关系是一种选择，现代化也是一种陷阱。关系是深植于历史文化中的基本元素和重要资源，历经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转变，人们的文化价值和人格从遵从权威的传统性逐渐过渡为平权开放、独立自顾的现代性。小说《90后来了》刻画了一批活在当下，拒绝威权主义和说教的90后，他们年轻（young）、个体主义（individualistic）、自由奔放（free-minded）。与传统文化相适应的威权主义、人情面子、和谐关系在90后的年轻人身上日益减少，而适应现代化需求的开放、包容、多元主义不断增多，个体独立建构的自我日益增强，互依建构的自我不断减弱。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认为，现代化理论在宏观上区分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反映在个体身上即为人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在现代社会急速变迁的驱使下，从传统到现代，个体主义不断张扬，集体主义日渐式微。传统的关系性社会既可以满足情感交流的需要，也提供了服务性和互利性的实用目的。现代性的热衷并不意味着传统性的低迷，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细分和服务的精准化，传统关系的功能部分衰落。社会的工业化程度和富裕程度的提高，加之人们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实力的许可，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独立生活、自由选择，人际关系的模式也日趋以满足自我为前提。在第一现代性情境下，家庭关系是先赋和必然的，而在第二现代性下，家庭关系不再成为必需品，个人更注重自我需求的实现。甚至在后工业时代具备新的制度需求下，数字化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性、灵活性和流动性，个体无需生存于家庭团结之中，可以从家庭共同体这一必选项上升为选择项。传统人际关系所承担的日常照料、经济支持、情感慰藉等功能不断被社会服务所替代，文化在变迁的道路上一路从传统性奔往现代性，带来的人际关系的个体化意向明显，原有关系权力结构松动，社交关系的需求不断被消融、被让渡和被丧失。
保持距离，还是保持联系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之后，逐渐摆脱了农业社会的制度与文化态势，以大机器生产方式开启了新的选择性，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新技术的应用再一次带来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更新迭代。麻省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尔克研究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她曾是技术的崇拜者，但是现在却面对全世界大声疾呼：科技让我们更孤独！孤独已经被《经济学人》期刊列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孤独实际上是人们对“期望的社交关系”和“实际感受的社交关系”之间差异的主观反应，它与许多的负面风险因素相关，如焦虑、抑郁、生理和心理健康等。孤独是在网络人际泡沫繁荣下的内心孤寂，网络虽然提供了二次元、三次元和各类非直接接触，但是青年一代仍然在人际泡沫繁荣中内心孤寂。海德格尔说，技术图像时代的到来会使人沦为一种受技术支配的存在，诗意匮乏，信仰缺席，人的生存被技术异化，貌似自由，实则桎梏。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尔克在《群体性孤独》中认为，人们时常感到孤独，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束缚，数字化技术为人们提供了陪伴，但不幸仅是一种虚幻的陪伴，沉浸越多，在现实中越找不到亲密感。现实情况中，2018年英国特雷莎政府批准设立“孤独大臣”，2021年日本内阁任命解决国民孤独问题的国务大臣，“孤独大臣”凭一己之力，可以对抗全人类的孤独问题吗？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现代人罹患了一种“无限渴望之病”。
保持联系是生存的必需。《流动的现代性》里所分析的社群主义共同体，是“一个置身于波涛汹涌、让人无处藏身的大海中的舒适安逸如家的平静小岛”。自然选择决定了今天的物种，架构人际关联的动机正是由于其适应性，满足了人类社会初期群体与自然抗衡的本质。互联网社会下人际关系貌似疏远，网络社交发挥了替代性功能，在人类进入21世纪不断拥抱新技术的同时，科技仿佛也劫持了人的生活和情感。但是人际互动是本能，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需求层次理论从七层次精炼到五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马修·利伯曼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精神病学、行为科学的跨学科教授，当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的崛起引发了大众的广泛讨论之时，利伯曼就有兴趣利用fMRI技术探究人类“社会脑”的奥秘。他在著作《社交让我们的大脑连接起来》（Social: 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Connect）中指出，背侧前额叶是社会脑的中枢，当人们睡眠、休息、外显性思考时，这一部分神经网络就会被高度激活，它掌控我们的社交生活，使我们随时待命，并以他者的思维、情感和目标来看待这个世界。心理学的刺激假设（stimulation hypothesis）提出，社交媒体互动中社交线索与现实情境不同使得个体不容易共情，不易产生对他人的真实性关心，虽然分享亲密信息较为自在自由且舒适，但是仅能提供短暂亲密感，对于形成长久的友谊和亲密度影响微弱。
社会互动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性活动，包含向度、深度、广度和频度，虚拟社交向度自由、广度宽阔、频度繁芜，自然也能深度交互，但是相对于真实社交而言，越沉浸反而越孤独，其所建立的情感连接性较弱，亲密关系满意度不足，幸福体验不强烈。网络社交多集中于无实际内容的表情包互动、机械式无需思考的点赞、泛泛的赞美与空洞的祝福、广播式的交流和分享最新动态、美化过的生活和滤镜下的面孔，这些弱连结无法替代现实面对面的强连结，人们需要握手时笃定的眼神、恐惧中温暖的怀抱、秋波中暗送的情意、话语中浓浓的柔情、怯弱时好友的鼓励、生病时家人的叮嘱。人际互动所能提供的人际信任、同理心、获得感、协商边界、情绪调节以及建立自我价值感在网络社群中都难以达成。同时，网络互动更多地重量而非质，但心理学的幸福研究发现，社会交往中与幸福相关的变量是交往质量，而非交往数量。网络中的被动互动将人们囚禁于看起来美好的牢笼中，貌似目眩神迷，实则被其操纵。因此人类最终无法离开线下交流，偶尔小聚、时常碰面，提升满意度，清晰自我定位。况且全面、深刻而急遽的社会转型中蕴含了高度不确定性，更容易在心灵上造成一种深刻的无常感和无力感，这些更需要紧密地联结而形成稳定的线下人际支持，打破自我蜷缩，通过人与人活跃而健康的连结化解风险，心意相通。
保持距离是礼貌的社交。苏格拉底说，“未经省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诚然，社交需要浓稠，但是边界依然日渐清晰。人际关联从来源和性质上看，可以分为嵌入性人际关联和实现型人际关联，前者是先验的，后者是自致的；前者如父母、亲属，后者为朋友、伙伴。高质量人际关系的建立并不容易，它可能源于知识、技能和能力。保持合适的边界感实际上就是一种运用情境判断评估社会关系的能力，也是洞察社会关系的能力，而能力越强的人，其宜人性水平越好，受欢迎程度也越高。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认为，人类互动受到文化及其所体现的象征意义的影响。西方社会是建立在个体意识之上的群体意识，中国则是建立在群体意识之上的个体意识。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都会同时具备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但是时代变迁与嬗变是动态而非静态的，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也势必会与环境与生态体系相伴而生。清晰的边界是现代性人际关系的体面与礼貌，过于干涉他人，分不清楚边界，看起来不求回报、不遗余力，实则是高度控制欲的显现，是越界不自觉地对他人的干扰。古典哲学假定一种不变的信仰犹如精神的雕像可以形成人们的人格，学会尊重人际边界也是避免道德性“绑架与控制”。社交原则需要让自己舒服，也需要让他人舒服，懂得合理建立个人边界，学会如何尊重他人边界，致力于形成人际连结中的有序生态，俾使在个体关联中成就群体，同时在群体互动中成就个体，拒绝无边界的人际黏稠，学会用智慧廓清交往边界。亲近而不逾矩，熟悉而有距离。人生如尺，理应有度。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