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受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动，西方新社会运动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转型期。苏东剧变不仅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也给西方传统左翼政党（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人党）带来了重创，它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和定位自身在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前途与命运问题。与此同时，伴随着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加之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全球化快速推进，加深了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和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另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全球变暖、酸雨等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世界经济风险在资本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日益加大，且各国金融危机频发、影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于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日趋受损的弱势群体（中间阶层和底层边缘群体），便通过各种方式开始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表达不满和抗议。对此，欧美国家率先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1999年，美国西雅图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些在欧美国家发生的反对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运动，标志着西方新社会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转型期。随着西方国家民众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其他类型的群众抗议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如全球绿色环保运动等，其势头远远超过了传统左翼政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此时，西方新社会运动已经成为了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时期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有力途径和重要方式。
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新发展。进入新世纪，从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反全球化运动在经历短暂低潮期后，再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激发了欧美国家内部的种种社会矛盾。至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陷入了系统性危机之中。对此，萨米尔·阿明认为，“继英国脱欧、右翼在欧洲选举中崛起以及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赢得选举胜利、西班牙‘我们能’党兴起之后，唐纳德·特朗普新近当选美国总统。所有这一切表明，全球新自由体系正遭遇深度危机。”[3]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弊端，在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对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国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后，经济社会秩序还未完全恢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则进一步扯下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遮羞布。西方国家抗疫低效和应对乏力从更深层次证明了主导世界40余年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不是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是社会撕裂、冲突加剧和贫富极端分化。对此，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经济包含强有力的趋同力量（尤其是知识和技术扩散的影响），但是它也包含强大的分化力量，这将潜在地威胁各民主社会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正义价值”[4]。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民众对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愈加不满。于是，西方此起彼伏的群众抗议运动最终汇成了新社会运动的洪流。这段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新社会运动，如美国爆发的持续数月的针对1%高收入群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针对资本主义虚假民主与新闻自由的“民主之春”运动、疫情期间爆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黑夜站立”运动，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等。这些运动都表现出参与主体多样、价值目标各异、利益诉求多元等特点。与此同时，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社交媒体在组织动员各类主体参与运动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当然，“新社会运动并不是绝对地独立于过去，尽管每一种变化程度不同，但它没有同过去的社会运动一刀两断”[5]，许多西方新社会运动都产生于传统左翼运动的卵翼之中。但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突出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不可约束的多元主义”[6]，强调突出参与者的价值取向与独立意识，一般缺少固定的组织系统与结构、组织章程和纲领。正是这种组织松懈、力量分散、战略缺失与目标多元的运动形式，使得西方新社会运动与传统左翼政党和左翼社会运动的政治理论与主张、运动形式与方式、运动理念与要求等都大相径庭。这却促使其在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时期和西方左翼政党身处政治危机之时，俨然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力量和现象。
一是从组织构成方面而言，西方新社会运动“非常突出个人主义倾向，崇尚个性解放而不是改造社会，没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和目的，没有严密的组织和固定的角色。他们往往围绕种族、移民、民权、性别、环境等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而不是以阶级为中心形成政治认同组成各种社会运动和团体。他们自认为在身份、教育和代际类型等方面的共同之处大于阶级共性”[7]。它的兴起和不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削弱了传统工会的力量，以致对传统工人运动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严重弱化了传统工人阶级推进整体社会变革和争取集体利益的主要任务。特别是在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等传统左翼力量赖以生存发展的阶级与社会力量都被严重削弱了，它们当中的很多参与者都加入到新社会运动之中。二是西方新社会运动这样一种新的利益诉求和理念表达途径，给西方政党政治带来了颠覆性的危机和挑战。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迅速发展，已使西方政党不再是作为利益代表和利益表达的唯一途径。另外，西方新社会运动在本质上已经“体现为发达国家中推动和促进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现实表现，其在发展前景上展现出较为显著的社会主义倾向”[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