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社会运动带给西方左翼政党的影响
西方左翼政党是一个概念相对宽泛的政治界定，在西方政党政治光谱中是一个和右翼政党相对应的概念。当前，在西方政党政治光谱中，按照政治意识和政策主张的激进程度来划分的话，左翼政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政治意识和政策主张中间偏左的温和左翼政党、较为激进的激进左翼政党和更为激进的极端左翼政党。[9]“这三类左翼力量在欧洲既有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不等，作用方式也各不相同。”[10]受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影响，西方各类传统左翼政党相应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温和左翼政党日趋走向中间化。温和左翼政党是西方左翼政党的主流，以执政为主要目标，拥有较为稳定的执政力量。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社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西方国家的阶级与阶层结构逐步发生了重大变化。另外，随着西方消费社会的不断兴起，“再分配制度的调整，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弱化，加上右翼的上台、工会权力的削弱、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等，工人运动陷入低潮”[11]，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迈进后工业社会发展时期。与之对应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扩张，中间阶级（或阶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勃然兴起。西方曾经在传统左翼政党领导下的阶级冲突和对抗运动逐渐被倡导参与主体多样、价值目标各异、利益诉求多元、形式主题纷呈的新社会运动所承接延续。为了适应新的社会阶级状况和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新社会运动发展的新形式，西方各政党特别是持有执政目标的左翼温和政党，不得不把调整自身的纲领与策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政治战略和政策手段取向上的中间化与对市场越来越灵活的态度是西方左翼温和政党调整转型的主要标志和特征。
对此，冷战结束以后至今，以英国工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超越左右的“第三条道路”最为典型。以英国工党为例，为了获取广泛的中间群体和力量的支持，英国工党的中间化转型使其和英国传统工人阶级日渐疏离，并逐渐失去了英国传统工人阶级最为稳定的支持，而作为工党新战略基础的中间阶级（或阶层）又始终处于变动状态；英国工党对灵活市场机制的强调又使其背上了不得不向当前仍在继续主导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妥协的包袱。英国工党的中间化转型，使其获得了丰厚的短期回报。从1997年至2010年，英国工党连续执政长达13年。但这种转型所带来的恶果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益凸显。最直观的反映，就是英国工党在金融危机之后根本无法提出应对危机的策略和手段，根本无法解决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社会面临的危机。从2010年至今，尽管英国工党先后实行了“蓝色工党”“科尔宾主义”“后新自由主义”等政治策略和纲领，但其连续四次均未获得大选胜利。这说明，“从长期来看，对于日趋以选举政治为中心的社会民主党来说，中间化战略方向是难以改变的，因此，迎合新中间阶级与避免传统支持队伍的分化的矛盾也将是长期存在的”[12]，中间化转型发展的道路对于英国工党和其他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温和左翼政党而言仍旧任重而道远。因为，中间化的转型发展道路根本无法提出“真正体现自身特色的务实性政治理念与政策主张和准确、清晰的政治战略定位”[13]，这是英国工党新领袖基尔·斯塔莫带领英国工党继续推进现代化转型、始终保持主流政党地位、进而重新执掌国家政权面对的重大挑战。这也是在西方新社会运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流温和左翼政党面临的重大挑战。
激进左翼政党越来越趋于活跃。“激进左翼政党指那些在欧洲左右政治光谱中位于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与极端左翼之间的左翼政治力量。”[14]它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激进左翼政党成员构成复杂，既包括一些传统的共产党组织、形色各异的持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包括一些因新社会运动而发展起来的持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和平主义等观念的新激进组织；二是激进左翼政党在西方政党政治中发展空间有限。随着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传统欧洲共产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日益受到挤压。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一些传统左翼力量通过分化、联合不断组成新的激进左翼政党。如德国民社党与德国劳动与社会公正党联合组成的德国左翼党，当前活跃于北欧政坛的丹麦红绿联盟等新兴红绿政治力量代表。这些激进左翼政党在政治主张上改变了传统左翼政党对待资本主义的激烈态度，最主要的是放弃了通过革命方式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立场。与此同时，它们也对传统主流左翼政党的中间化改革取向提出了批评。激进左翼政党认为，左翼政党中间化的政治态度和政策主张，是与新自由主义同流合污的表现，那些为社会公平而斗争的政党已经不复存在，以社会民主党等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政党已经完全沦为了维护既有资本主义秩序的力量。因此，新激进左翼政党一定要作为主流左翼政党的“替代性”力量而出现，把左翼政党原来持有的对社会公正的强调与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平等主张相结合（即把物质目标与非物质目标相结合），并将其当作变革资本主义的主要目标和手段。
进入新世纪后，在新激进左翼主义注入激进左翼政党，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以及作为西方主流左翼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等陷入政治危机和难以提出及时有效的政治策略的情况下，激进左翼政党为反对主流政党应对金融危机不力而提出的反紧缩政策和增加社会福利的政治政策主张与口号，使其进入了发展活跃期。甚至一些激进左翼政党还赢得大选成为了执政党。比较典型的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由于自身的政治主张比较契合民意，其由原来的一个松散联盟在短期内一跃而成为了执政党。但是，综合来看，激进左翼政党的活跃只是相对的，零星个别的激进左翼政党在选举中胜出或成为选举大党，暂时还无法改变或代替左翼温和政党在西方政党政治中的主流政党地位。原因在于，其一，激进左翼政党的表现在各国并不稳定，发展也不均衡。有些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实力较强，发展也较快，如希腊左翼激进联盟；有些则在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中大幅下降，如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近些年来已经由意大利重要政治性平衡力量，逐渐沦为了迅速弱化的小党。其二，西方国家激进左翼政党的活跃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表现，活跃的时间长短、影响力大小，主要取决于西方主流政党对待紧缩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态度。如果主流政党在应对危机时政策对路，那么激进左翼政党的生存空间将迅速受到挤压。当前，西方主流政党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紧缩和削减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的无力，为激进左翼政党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活跃发展环境与条件。其三，激进左翼政党内部构成复杂，内部矛盾和分裂倾向严重，这决定了其难以形成一个团结有力的新型“替代性”政治力量，进而无法对西方政党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西方激进左翼政党力量已经得到相应的恢复发展，并呈现出了一些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其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以及其在某些重要政治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差异，加之西方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和新社会运动的影响，使得西方激进左翼政党作为一个整体力量，在未来发展中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15]
极端左翼政党日渐趋向民粹化。极端左翼政党是指西方那些依然持传统革命立场的共产党、依然强调战斗性的托派组织和毛派组织，以及一些无政府组织和工团主义组织。[16]西方极端左翼政党通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它们的特点是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共产国际时期党的理论与策略”[17]。于是，与激进左翼政党相比，极端左翼政党主张对资本主义要采取更加激烈的对抗态度和根本消除社会不平等。长期以来，尤其是受传统社会主义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影响，西方社会公众始终在心理上对传统欧洲共产主义（或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持一种拒斥的态度。极端左翼政党在欧美政党政治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其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和主张难以对西方处于主动地位的选举政治产生实质性影响，最主要的政治影响则更多地停留于社会抗议层面。具体如英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比利时劳动党、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等，它们都坚信未来社会主义能够取代资本主义，可是对所在国的选举政治影响却极其有限。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极端的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社会各阶层和各阶级的矛盾重重、冲突不断。99%（普通大众）对1%（精英权贵）成为了普遍社会现状。在精英与大众矛盾日益加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下，西方共产党传统的社会主义主张逐渐被一些激进左翼组织和力量所采纳吸收。于是，极端左翼政党民粹化倾向开始日趋凸显。近些年来，在西方一些右翼民粹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西方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如西班牙“我们能”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等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势头甚至超过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但是，从更深层次分析可以发现，极端左翼政党的民粹化倾向并非是一种正常状态。相反，它是西方政治社会在金融危机后病态化发展的重要体现。因为，“从思想意识方面来看，民粹主义的蔓延以及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显示了欧美国家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极化倾向的发展。但民粹主义本身并非一种超越传统政治意识图谱的新意识，而只是既有的政治意识图谱中一些过去并不凸显的意识的凸显和组合。”[18]它反映的是主流社会的“病态的常态”[19]，它与主流观念、大众态度与政策立场相关联或一致。当主流意识再度强势回归之时，民粹主义也将再度陷入低潮或几乎被全部遮蔽。就此来看，西方极端左翼政党的民粹化倾向也只能是暂时现象，根本无法长久持续。因此，作为西方极端左翼重要组成力量的各国共产党在西方选举政治框架下，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同和长足发展，前景也并不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