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发展阶段，民生治理应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现实参照，瞄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内涵，积极回应民生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全民民生需求内容呈现出多层次、全方面和高质量特征。从过去的“物质文化需要”到如今的“美好生活需要”，民生治理既要持续发展物质文化的“硬需要”，也要着力建设更加民主法治、更加公平正义、更加安全体面、更加全面持续的社会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在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层面的“软需要”[21]。一方面，要加强兜底性、基础性、普惠性民生建设，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民生保障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实现从学有所教到学有良教，实现更好的教育；从业有所属到业有所专，实现更好的就业，从劳有所得到劳有多得，实现更满意的收入；从风险化解到国民保障，实现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从病有所医到健康中国，实现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从住有所居到住有所适，实现更舒适的居住条件；从环境保护到生态文明，实现更优美的生活环境；从文以化之到精神乐之，实现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新时代民生治理要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应以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为依托，凝聚社会共识，为民生治理积蓄社会力量；以国家机构改革为契机，深化社会保障与民生领域的改革；以主体联动为重点，形成对保障水平、覆盖统筹、管理协调等民生难点治理的社会合力。要对民生保障中的“硬骨头”下大力气进行治理，加强制度整合，提高管理效能，缩小人群间、地区间、制度间的差距，以共享发展成果为目标，形成民生治理的合作收益路径。[22]
遵循规律性形成民生政策。民生政策的选择具有特定的发展规律，不同时期的民生需求对于民生治理具有关键的导向性作用。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治理能力也对民生治理产生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不同时期民生政策的选择是在民生需求、时代环境与治理能力共同约束下的适应性选择。
新时代民生治理需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顶层设计的制度创新、民生保障的管理创新、民生治理的机制创新和均等受益的服务创新。首先，面对日益开放的市场经济活动与劳动力就业流动形态，推动顶层设计的制度创新。要基于便携性和可及性原则，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以及区域间的互通发展；基于系统韧性原则，将管理重心前置于风险发生前的科学预警，合理储备保障资源，科学谋划应对方案，保持民生保障系统的适应性，提升民生保障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逆性。其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动民生保障的管理创新。对现行民生保障的管理制度、经办模式和监督体系进行创新，根据不同类型的公共事业，分类形成规范、统一、高效的包含服务宗旨、服务清单、业务流程、专业术语、人员要求等内容的标准化监督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市场及社会化公共服务机构的评定评估和准入退出机制，提高行业服务水平，提升民生保障管理、运行和监督效率；通过对制度结构、项目类别、费基费率与待遇进行统筹调整，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再次，在新时代的中国语境下，推动民生治理的机制创新。民生治理需要市场和社会在政府主导下的有效推动和有序参与，以及在三者相互信任、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深化彼此间的沟通与协商，从而凝结共识加强互联、互嵌，创建良好的合作环境；明晰利益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确立公平统一的协同参与规则与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构建激励相容的合作治理框架。最后，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下，推动均等受益的服务创新。借助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逐步实现深度融合的公共服务系统、高效运作的经办管理系统以及公开透明的信息互联系统；根据人口与需求分布特征，整合服务资源与信息，推出契合需求、覆盖全面、内容丰富的项目包，差异化匹配智能设施，合理设置服务半径，实现资源配置与民生需求相吻合；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有效发挥大数据、区块链等在信息整合、精准预测、信息公开以及服务供给方面的技术和平台优势，及时进行政策评估，准确反馈群众诉求，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省域贯通和全国漫游，增强民众对民生服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重视适配性实现民生善治。民生需求的满足是实现民生善治的重要体现，在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进行民生治理，需要不断提升民生政策的适配性。唯有实现民生治理的内容涵盖上多维立体、需求对接上现实可行、服务供给上精准有效，才能够实现民生善治。
基于新时代民生需要的现实考量，为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为重点的“民生七有”，解决人民群众“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住房难、养老难”的“民生五难”问题，需要立足“民生三度”（危险度、风险度、适存度）目标，提升“民生三感”水平[23]，通过民生保障的制度设计，实现民生善治的最终目标。首先，通过危险度抑制，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危险度抑制是民生保障的基本目标，主要包括个体经济危机度和健康危机度。为提升居民生活安全感，应发挥好社会救济等政策在居民基本生活保障中的作用，抑制个体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发生，避免危机致贫和危机返贫。其次，通过风险度化解，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风险度化解是民生保障的重点目标，主要包括养老风险、疾病风险、失业风险和失能风险等。应通过社会保险等政策进一步提升社会成员个体及其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完善城乡社会保险体系，提升各项社会保险的协同与融合程度，不断增强社会风险的化解能力。最后，通过适存度提升，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适存度提升是民生保障的关键目标，主要包括生态环境适存度、社会生活适存度和精神文化适存度等，其构成了居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重要内涵。要坚持“房住不炒”的目标，依托“兜底保用、经济适用、市场享用”等分层分类政策工具，确保住有所居和住有宜居；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通过“开发红线、生活橙线、生态绿线”等自然环境预警机制，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文以化之和精神乐之”的理念，加强公民教育，倡导全民参与，全面提升国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全生命周期视域下健康老龄化体系路径研究”和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1BSH021、21JP117）
注释
[1]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求是》，2018年第1期。
[2]季正聚、王瑶：《热话题与冷思考——新中国70年：辉煌成就、基本经验与内在逻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3期。
[3]戴卫东：《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实践逻辑与治理特征——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视角的考察》，《社会保障研究》，2021年第3期。
[4]张远新、吴素霞：《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民生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基本经验》，《江汉论坛》，2021年第5期；蒲新微、衡元元：《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求索与未来展望》，《兰州学刊》，2021年第5期；郭定平、梁君思：《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的四重逻辑》，《探索》，2020年第6期。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七）》，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94～297页。
[7]韩延龙、常兆儒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四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83～184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9]席恒、余澍、李东方：《光荣与梦想：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100年回顾》，《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
[10]《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2页。
[11]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70年发展（1949—2019）：回顾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12]林闽钢、梁誉：《我国社会福利70年发展历程与总体趋势》，《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7期。
[13]刘磊明、王玉国：《从基本普及到全面普及再到均衡优质 新中国义务教育制度“三步走”》，《中国教育报》，2020年2月27日，第6版。
[14]《2020年财政收支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2021年1月28日，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101/t20210128_3650522.htm。
[15]王皓田：《高质量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经济参考报》，2021年5月7日，第1版。
[16]赵炜：《原始地权分裂中的国家政权集结》，《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7]赵晓峰：《服务权能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权建设的基本逻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18]任晓莉：《改善民生：党的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中国教育报》，2011年7月11日，第4版。
[19]范佳睿：《主权与治权的统一与分离对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影响论析》，《当代亚太》，2020年第5期。
[20]盛文军、王庆国、田银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3期。
[21]郑功成：《习近平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与外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22]席恒：《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重在创新》，《陕西日报》，2015年3月21日，第5版。
[23]翟绍果：《从民生之制到民生之治》，《中国社会保障》，2020年第4期。
责 编／张 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