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党的整个百年发展历程，其成功实践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群众路线的开创和实践的起步；群众路线的成熟和实践的深入；群众路线的深化和实践的拓展；群众路线的提振和实践的跃升；群众路线的飞跃和实践的创新。总结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结为六条：树牢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遵循基本的实践环节；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坚持自愿原则和前进原则；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同时反对自发论，坚持党对群众路线实践的领导；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和满足人民根本利益，并把它作为检验群众路线实践的标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党的整个百年发展历程。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也指出：“党创立和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与人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了发扬优良传统，获得新的启迪，需要认真梳理、总结百年来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和基本经验，以利于在未来征程上继续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
百年来党的群众路线五个实践阶段
百年来，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党的整个发展历程。概括起来说，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群众路线的开创和实践的起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在制定的第一个纲领中确认，党要吸收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参加，“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1]。党的二大明确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2] 。
随着全国进入大革命时期，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得到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国民党背信弃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指出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革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发动了群众、开展了群众运动造成的，相反，当时的中央“大大的阻碍了工人运动”[3]“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4]。八七会议得出结论：“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5]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探索、开创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一是要取信于群众，保护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扎根于群众。二是要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要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四是要开展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问计问策于群众。
1928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大，阐明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6]。李立三根据六大的精神明确提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7]1929年9月28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提出军队的给养问题，“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8]，“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9]。《九月来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概念，鲜明地表达了党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依靠群众，并要为群众的利益着想。
在中央《九月来信》之后，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突出了群众路线的地位和价值取向，阐述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创新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提出了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制度。此后,随着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中央苏区的建立，全心全意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成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苏区干部培养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群众路线的成熟和实践的深入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1937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作了《群众工作问题》的发言。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从1942年开始，党进行了整风运动，着重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清理错误的思想方法和作风，更好地密切联系群众。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0]，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方法”[11]，成为群众路线的经典论述。理论的成熟，指导着群众路线的实践更持续深入的展开。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群众路线运用到战争中去，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并创立了人民战争理论，他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2] 在人民战争理论指引下，八路军、新四军英勇地向敌后挺进，在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众的配合下，先后建立了面积达一百万平方公里，拥有1亿多人口的19个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决定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13]，相互依存，团结一致。为了加强军民团结，党开展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拥运动”，成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项创造。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约有430万人，而解放军的总兵力只约有127万人。1946年8月，毛泽东发表谈话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4]在全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战争中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显示了党的群众路线具有真正的优势，解放区动员民工累计达880余万人次，人民群众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有力地保证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党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群众路线的深化和实践的拓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党处于执政地位，容易诱发和助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为了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良好关系，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鼓励人民群众对党进行批评监督，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组织党员进行贯彻实践群众路线的学习教育。
从1953年开始，经济建设工作有计划地在全国展开。随着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国家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动群众、群众自觉自愿，以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体现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显著特点。特别是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使农民易于接受。
1956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中央大力倡导群众路线，总结贯彻群众路线的经验并在实践中加以推广。1960年3月，毛泽东对鞍山钢铁公司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做法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在总结了鞍钢开展群众路线实践经验后，毛泽东又作出《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指示，指出当时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即“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15]。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是各部门的负责干部走出办公室，实行“三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五包”（对自己所负责单位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生活安排和经营管理全面包干做好）。“三同”“五包”的具体形式可以变化，但其精神实质对群众路线的实践有普遍指导意义。
群众路线的提振和实践的跃升
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路线被错误地用来进行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为了端正认识和正确执行群众路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党特别注重加强实践群众路线的制度建设。
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为了保持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必须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党内和党外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监督他们是不是密切联系群众和为人民谋利益，各级领导干部要定期听取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评论，各级党组织都要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中对干部和党员的批评和意见。
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扎扎实实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决定指出，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正确的决策只有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实现。领导要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结合、点面结合的工作方法。每年要拿出一定的时间，蹲点调查，解剖“麻雀”，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推动面上工作。
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意见》，要求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必须做到：尊重和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自觉同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作斗争；听取和反映群众的意见，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情绪，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虚心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汲取营养、经受锻炼、接受监督；要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
群众路线的飞跃和实践的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对群众路线作出新论断：“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由此推动了群众路线进入新境界，开创了实践的新格局。
2013年6月，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是“为民、务实、清廉”，重点是要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突出问题，总要求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教育实践活动持续了一年四个月，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9年6月，全党又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其目标和要求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使群众路线的新局面得以巩固和拓展。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网络群众路线”的新概念，要求运用网络新形式走好群众路线。201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指出，“改进和创新联系群众的途径方法，坚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通过网上听民声了解民意和线下办实事解难题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群众路线的新突破和新发展。
百年来党的群众路线六条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百年历程。党的百年历史证明了，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群众路线，才能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总结百年来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必须树牢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才能坚定地实践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创新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虽然找不到群众路线的概念，但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构成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来源，为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占人类思想史统治地位的是历史唯心主义。唯心史观向来把群众当作举止粗鄙、地位低下的愚民、贱人，甚至是面目可憎、无可药救的群氓、乌合之众，总是竭力贬低劳动人民群众。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阐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力量，要批判“英雄崇拜”“天才崇拜”的唯心史观，以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精神，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这些基本原理，构成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宝贵的理论来源。共产党人思想上树牢了这些观念，行动上实践群众路线才能坚定不移、不走样。
二是必须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群众路线实践接地气
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且要学习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和命脉，也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根基。只有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使群众路线在传统文化中得到滋养，获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的典范。在党的七大，毛泽东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他借用这个著名的中国古代寓言，是为了表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16]毛泽东讲出了依靠人民群众的深刻道理，运用的是群众耳熟能详的寓言，生动活泼，入心入脑。这就告诉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实践群众路线时应努力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三是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遵循基本的实践环节
理论既来源于实践，又有着高于实践的品格，能够科学地指导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科学总结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就是毛泽东阐述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构成了实践群众路线的基本环节。
首先，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求党的干部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到群众中去，才能体察民情，听取民意。深入群众，还要更多地到基层去，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去。在人民群众中听取意见了，然后要加以凝炼、提升，才能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政策回应群众的呼声，体现群众的意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求共产党人必须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虚心向群众学习，实地参加群众的各项活动，在群众中去感知和获取知识、经验。群众充满智慧与力量，蕴藏着丰富的来自实践的知识、经验，只有虚心地做群众的学生，才能获得有益的知识、经验。
其次，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有了这样的“两个结合”，才能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和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实现了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密切互动，发挥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两种积极性。“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则是在哲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原理的根本方法。人们认识事物都会经历一个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党的干部要整体上分析客观事物，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一般号召，在执行中却要从个别的、具体的单位取得实际经验。
第三，“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是因为，人的认识运动要经历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过程。“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和“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发展进程，就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不断发展过程。“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是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后开始的新的一次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则是又一次的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每一次这样的走完群众路线的过程后，接着就是下一个回合走群众路线的全新过程的开端，群众路线实践的发展进程总是处在不断的“无限循环”之中，才能得到不断的提高。
四是必须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坚持自愿原则和前进原则
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实践中，最容易犯两种错误：其一，害了急性病，动辄对群众发号施令，采取命令主义的方式；其二，害了慢性病，放弃带领群众前进的责任，跟在群众后面，实行尾巴主义。针对这两种错误，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17]在这里，毛泽东也指出，要避免和反对命令主义与尾巴主义的错误，就要坚持实行群众自愿的原则和带领群众不断前进的原则。
五是必须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同时反对自发论，在群众路线实践中坚持党的领导
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一定要坚信人民群众有着无限的创造力，他们“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8]。对于群众的创造性活动，不要这也不顺眼、那也看不惯，百般挑剔、横加指责，而要善于发现新事物、新创意，充分肯定群众的创新理念和冲天干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光辉榜样。在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曾谆谆告诫巴黎的工人阶级，处在普鲁士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举行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是绝望的愚蠢举动。但是，当巴黎工人阶级毅然举行武装起义，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公社委员会，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果断地以参加者的姿态，抱着欢欣鼓舞的心情，给予巴黎公社坚决的支持、热情的赞颂和有力的指导。他们不但使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了赞助公社斗争的态度和一系列步骤，而且他们直接给公社各种可能的帮助。在公社即将失败时，马克思坦率地指出，公社的结局快要到了，但这只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暂时的失利，“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19]。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无原则地支持一切群众斗争，他们特别反对迷信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反对自发论，反对民粹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所作的努力，都致力于向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促使他们觉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必须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无产阶级成为自为阶级的标志是组织政党，只有共产党能够“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0]。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21]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者确立了领导群众运动的使命和任务。
六是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和满足人民根本利益，并把它作为检验群众路线实践的标准
群众路线贯彻执行的好坏、成败与否，有一个根本的标准，这就是看能否真正做到一切为了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必然地决定党一定要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要求每一个共产党人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22]一切为了群众，要求共产党人要始终关心群众的利益和生活。共产党人要把群众最切身、最关心、最需要的事情放在首要地位，为群众办实事，为群众办好事，对群众负责。党要向群众负责，就要制定出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方针、政策，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
【本文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注释
[1][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第162页。
[3][4][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63页、第266页、第266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四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14页。
[7]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5页。
[8][9]《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页、第40页。
[10][11][16][1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页、第900页、第1102页、第1095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6页。
[15]《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18][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第41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7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2页。
[2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7页。
责编：周素丽
声明：本文为《国家治理》周刊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国家治理周刊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