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超大城市逐步成为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核心。超大城市蕴藏着强大的消费需求，具有强大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在城市群建设和科技创新、消费升级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发展阶段要更好发挥超大城市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优质消费，加速科技进步，同时，要打破户籍约束、改善公共服务，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超大城市 新发展格局 消费升级 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超大城市是新型城镇化的自然结果
联合国《2020年世界城市报告》中指出，未来十年世界城市化将进一步推进，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20年的56.2%上升至2030年的60.4%。在中国，城市化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在2025年将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提升到65%。在中国城市化率提高的同时，城市化的格局和形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都市化（即大城市化）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形式。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超大城市逐步成为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核心，凝聚和配置资源，引领着周边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重要成果。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大城市成为信息化、全球化、生态化的载体，以人口、资金、知识、信息、物资的聚集和流动实现经济的正常运营和增长。超大城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环境下供需决定价格，权责利分配较为清晰，以市场竞争为经济运行基础。超大城市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包括以交通、通讯、物流等基础设施为核心的硬基础设施，以良好的法律体系、行政体系、稳定可靠的社会文化等为核心的软基础设施。这些软硬基础设施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环境，降低了交易成本，进一步吸引外部要素聚集，导致城市规模逐步扩大，最终形成超大城市。
超大城市是中国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大城市具有人口集聚效应，具有更多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而且市场集中，创业、就业机会多，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引力强。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最看重的当然是就业机会，而与小城市相比，超大城市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而，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会跳过小城市直接向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聚集，这就导致了中国的都市化。
超大城市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超大城市蕴藏着强大的消费需求。从需求端看，超大城市人口集中对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具有拉动作用。从短期看，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消费和出口拉动。人口聚集意味着市场需求集中，而市场需求集中是服务业发展的必要前提。服务业大都是直接面对客户的，许多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对供需双方的空间距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餐饮、住宿、旅游、娱乐、教育、物流等等，如果供需双方空间距离过大，要么生产和消费活动无法继续，要么运输成本太高。因此，都市化是激活服务消费的必要前提和有效手段。
面对全球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我国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试图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通过人口聚集，实现了市场的集中，因此有利于促进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城市消费能力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成都、苏州、南京、武汉和杭州等超大城市或特大城市。
超大城市消费基础更好，国际竞争力更强。目前，我国围绕超大城市已经形成大大小小、规模质量不尽相同的现代消费商圈，这些商圈由于收入水平较高，因此对消费升级的需求度也高。2021年7月，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城市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工作，希望建立和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的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促进消费提质升级，使得消费者能够在这些地方便利地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从而推动国内大市场的形成，畅通国内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超大城市有强大的规模效应。超大城市的规模效应远高于中小城市及乡村。超大城市在经济实力、区位优势、组织生产、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具有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从供给端看，超大城市的出现降低了信息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其经济运行效率。
第一，超大城市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和企业，当整个产业的生产规模扩大时，相当于增加了相关产品的供给，有助于降低下游相关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第二，由于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其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外部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第三，由于超大城市人口多，各种资源密集，可以实现更为精细的分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为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消费品。第四，超大城市也大大降低了人才的培养成本、搜寻成本和使用成本。人才培育需要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超大城市的教育资源相对更为丰富，能够大规模、多元化、专业化地培养各种高级人才，快速提高劳动力素质。第五，超大城市有助于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超大城市的劳动力供给规模庞大，企业更加容易寻找到合适的劳动力；同时，超大城市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长机遇更多和收入更高，劳动者更加容易找到符合自己偏好和技能的工作，通过市场的作用，劳动力会从其他地区流入超大城市，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优化配置。
超大城市是城市群建设的依托。超大城市能够引领城市群发展，形成城市发展新模式，推动城市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一方面，城市群建设需要核心城市引领。城市群是以核心城市为中心聚集而成的城市群落，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一般为超大城市。超大城市作为城市群枢纽，可以辐射带动周边中小城市，提供资金、科技、人才、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并形成以超大城市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的形式带动城市群的发展。比如，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核心城市，上海与周边城市内部促进、外部联动、协调发展，带动周边经济效率的整体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超大城市发展离不开城市群支撑。周边城市为超大城市提供了相对低廉且充足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广阔的市场需求，以及配套产业。离开周边城市的支撑，超大城市发展可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超大城市以其视野高度、科技力量、优质产品参与国内国际竞争，通过跟周边城市的产业分工和互补带动都市群的发展。
但是，在处理超大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系时，应该尽量缓和甚至消除“虹吸效应”。如果超大城市对周边的虹吸效应大于外溢效应，会加剧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不利于都市圈的建设，而且超大城市要么自成一体，要么将失去其战略性的、体系性的、枢纽性的城市地位。
超大城市是科技创新的载体。硅谷的实践表明，科研人员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交流对科技进步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科研人员之间思想的碰撞有助于催生新的观点、新的思路。相对来说，超大城市能够聚集大量的科研人员，从而对科技进步产生这种推动作用。
教育资源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超大城市拥有较为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超大城市教育事业发达、待遇优厚，可以吸引大批优质师资流入。同时超大城市也聚集了大量人才；凭借自身所具有的产业、经济、资源和政策优势，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用人环境，超大城市对人才具有巨大吸引力。
高新技术企业是科技创新的载体。相较规模较小的城市，超大城市更便于积聚大量高新技术企业。超大城市往往有大量高质量的高校，其教育资源和科研资源能为超大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再加上合理的政策引导和良好的营商环境，超大城市的科教存量优势就更有可能转化为发展高新技术的比较优势。
超大城市外溢效应更强。从外溢效应看，超大城市的资金、人力外部性更强。随着人口向超大城市集中的趋势逐渐加深，人口密度不断提高，在超大城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就出现了较大的外溢效应。根据人力资本外部性理论，劳动者个人的人力资本在影响自身生产力的同时，也会影响与之相关的其他劳动者的生产力。另外，超大城市更容易获得国际国内市场的信息和其他资源，从而外溢到超大城市的周边城市，更容易提高整个地区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加快超大城市建设
坚持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超大城市的应有之义。高质量发展的表现是经济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更为绿色环保，社会、经济发展更为协调，当然，更重要的，还必须“发展”，也就是必须保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高质量发展不一定是低速发展，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是高速发展。
超大城市作为新发展阶段的排头兵，应积极为我国发展培育新动力、拓展新空间，推动我国朝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前进。这就要求各超大城市树立新发展理念，直面我国和当地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制度创新、理念创新方面有所突破。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扩大优质消费。立足超大城市，培育国际消费中心，有利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超大城市经济水平、经济规模、消费能力远超中小城市，消费中心城市能够更好满足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也能够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是需求拉动经济的载体与引擎。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过程中，一是要关注居民消费需求变化，尤其是要关注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教育程度、国际化程度等方面的变化，适时适当调节经济的供给结构和消费环境。二是紧抓新一轮数字革命机遇，践行创新驱动消费。这包括新产品开发，以及消费方式的数字化改造。三是鼓励消费与科技、消费与金融、消费与人文、消费与历史、消费与自然相融合，跨行业、多维度、宽视野打造消费中心城市。
在国际消费城市建设中，政府应该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具有福利性、保障性、公益性特征，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能够有效减轻消费者的经济负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现阶段我国超大城市住房消费、医疗支出、教育支出对其他产品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大，对居民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产生制约。应推动超大城市保障性住房的提供，想方设法降低居民的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缓解当地居民购房需求，释放出更多消费潜能，降低居民住房支出对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进而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经济的循环运行要求商品、要素、信息流动的畅通无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疏通流通渠道，提供和完善各种软、硬基础设施，构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另外，超大城市在全面升级产业结构的同时，需处理好低、中、高端供给的结构，长远布局价值链、供应链与产业链，夯实供给基础，释放供给活力，开辟供给空间，筑牢新发展格局的根基。
超大城市享有政策、资金、人才等多方面优势，应积极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特区等对外开放前沿高地，用好自身资源、市场优势，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切实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例如，北京证券交易所以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打造服务中小企业的专业化直接金融平台，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实践。
打破户籍约束，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城市群对于集聚生产要素和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依托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超大城市，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建设，提高城市群治理能力，完善新型城镇化布局，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对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战略意义。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而户籍约束是现阶段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最关键因素。因此，打破户籍约束是现阶段城市群建设的着眼点。户籍约束不利于劳动力流动，也不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国家应进一步鼓励户籍开放，各地应该积极欢迎劳动者在城镇、大中小城市间自由流动，保障劳动者及相关亲属合法权益。北京、上海出于纾解人口压力的需要，户籍制度较为严格，未来可以更多关注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继续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等实际困难。其他超大城市应继续探索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弃户籍制度，实现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并最终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实现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贯彻创新驱动战略，加速科技进步。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超大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小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依托超大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加快建设具有国内乃至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一步发挥超大城市对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作用，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一是要统筹和进一步推进城市内部科技创新主平台和主阵地建设，全面促进超大城市的各种园区建设。二是加速培育创新主体，加大对企业主体的培育力度，积极发展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增强创新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引领力，加快形成科技创新的核心支撑。三是加大科技创新研发投入，优化科技创新投入结构，引导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在研发活动投入更多资金和资源，设立创业基金，汇聚全球的创新智慧，持续提升城市自主创新能力。四是大力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应充分调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各自在培育创新创业人才领域的优势，集中力量培养各类科学研究人才。要打破“唯学历”论，注重实际创新能力的培养。五是提升城市对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在持续改善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并提升创新人才待遇的同时，通过建立创新生态体系，为创新人才集聚打造良好环境，吸引创新人才集聚。
改善公共服务，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超大城市在推进共同富裕时，首先要关注周边区域的贫困人口，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二是与周边城市互联互动，积极发挥正向外溢效应，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经济发展。三是协调好收入分配格局，兼顾效率和公平。四是着力推进机会均等，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五是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给劳动者尤其是低收入劳动者带来更高的收益，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董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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