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不只表现为高速增长，更表现在中国成功将增长的高速度、增长的稳定性、成果的分享性以及人口的超大规模组合起来，令举世瞩目并极为罕见，这些因素的组合叠加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特征格外突出，令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影响力也更为显著。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是因为中国在经济领域形成的制度体系。这种体系使中国经济制度能够在“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形成动态均衡，并以此回应我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定位和实践需要。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奇迹 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对中国发展史和世界发展史都具有重大影响，回望百年奋斗历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明确指出，“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不仅异常突出、举世瞩目，而且对其他领域的成就具有基础性、支撑性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取得决定性成就。正如《公报》所指出的“在经济建设上，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呈现出向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快速追赶态势，并已成为对世界经济具有显著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大国，无论是基于中国历史的时序比较，还是基于不同国家的横向比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都堪称“奇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罕见的成就，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确凿无疑的特征事实。作为人口规模占据世界第一位的国家，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具有超越国境的世界意义，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也因此成为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的研究议题。特别是，人们需要追问：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是怎样取得的？中国经济绩效的产生“密码”和理论含义是什么？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对其他国家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试图在界定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内涵的基础上，评述已有针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理论，进而从中国本土化的经济制度特征（特别是强调经济制度体系中不同部分之间的组合）出发，探究中国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制度逻辑，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密码”。
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内涵再审视
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奇迹，需要先对这种奇迹的内涵进行界定。已有研究通常基于经济增长速度来理解中国经济成就，这虽然是捕捉中国经济发展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它不仅体现为以GDP增长为代表的规模扩展，而且体现为以增长成果分享等为表现的结构优化。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不唯一表现为高速增长，它是一个由增长的高速度、增长的稳定性、增长成果的分享性以及人口的超大规模等因素相互组合的系统概念，具有超越增长速度的丰富内涵。
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奇迹首先表现为中国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具有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显著增长优势。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61—202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8.07%，超过同期的世界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长水平：世界3.37%、美国2.93%、日本3.61%、英国2.19%、法国1.82%、德国1.82%（德国数据为1971—2020年）、韩国7.23%以及巴西3.85%、印度5.01%、巴基斯坦5.04%。如果将考察时段确定为1978—2020年，则中国相对于世界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长优势将更为突出，即中国9.28%，世界2.79%、美国2.58%、日本2.07%、英国1.96%、法国1.66%、德国1.64%、韩国6.11%、巴西2.40%、印度5.54%以及巴基斯坦4.78%。即使剔除人口因素，中国人均GDP的增长也是举世瞩目。其次，除了增长速度的跨国比较优势之外，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波动较小，相对于世界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具有突出的稳定发展特征，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8—2020年中国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0.3106，而世界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分别为：世界0.5598、美国0.7944、日本1.1156、英国1.3447、法国1.2283、德国1.3012、韩国0.6697、巴西1.4183、印度0.5863以及巴基斯坦0.4571。同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0.3378，相对于世界1.1335、美国1.2185、日本1.1712、英国1.7578、法国1.7257、德国1.4500、韩国0.7369、巴西3.6926、印度0.8717以及巴基斯坦0.9538更小，发展更均衡。导源于高速且稳定的增长，中国经济呈现出向世界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极为快速的“追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60、1978和2020年中国GDP总量分别为1280.49亿美元、2936.31亿美元和117850.04亿美元，其相对于世界GDP的比重分别为1.13%、1.12%和14.39%。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60、1978和2020年中国人均GDP分别为191.96美元、307.09美元和8405.18美元，其相对于世界人均GDP的比重分别为5.14%、5.01%和79.59%。显然，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稳定性世所罕见，中国已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令世界为之惊叹。
中国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规模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经济结构优化、让百姓分享发展成果的过程，这意味着：从发展的包容性维度来看，中国经济也具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显著优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60—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6.20%增至61.43%，年均增长0.74个百分点。1978—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甚至达到了1.01个百分点，这一增速远超同期世界0.41个百分点、巴西0.55个百分点、印度0.29个百分点、巴基斯坦0.23个百分点、南非0.44个百分点。1960年、1978年和2019年中国居民预期寿命从43.73岁增至65.86岁和76.91岁，同期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从52.58岁增至62.19岁和72.74岁。中国居民预期寿命呈现出从大幅度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快速追赶并显著超越世界平均水平的转变。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国内标准，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分别为77039万人和97.5%，2020年底我国已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每人每天支出水平1.9美元、3.2美元和5.5美元（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际贫困线，1990—2015年中国对世界减贫总量的贡献度分别达到63.81%、94.17%和465.60%。笔者认为，中国在较短时期内实现了数以亿计人口的大规模脱贫，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奇迹般的成就，并对世界的整体减贫事业作出了无法取代的卓越贡献。更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平稳推进和结构优化发生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使其增长的成就具有异乎寻常的分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总数为14.02亿，其占世界人口总数（77.53亿）的比重为18.08%，同期印度人口总数为13.80亿，其余主要经济体的人口总数分别为美国3.29亿、欧元区3.43亿、日本1.26亿、巴西2.13亿、俄罗斯1.44亿、南非0.59亿、巴基斯坦2.21亿。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包括但不局限于高速增长，它是发生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具有突出稳定性的持续高速增长，且这种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优化和成果分享程度而不断增强。特定国家在某些时段通过要素密集投入或政府干预实现高增长是容易的，但中国将增长的高速度、增长的稳定性、成果的分享性以及人口的超大规模组合起来，这是举世瞩目并极为罕见的，这些因素的组合叠加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特征格外突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影响力也更为显著。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密码的学术探究
百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这是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由此延伸开来，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对这种奇迹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探究。文献关注到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学者朱海就指出中国奇迹是“市场过程”本身的产物，学者陈太明则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渠道。区别于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阐释中国经济奇迹的思路，有文献强调城乡二元结构转化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学者陈宗胜、任昊、周云波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成功的二元经济转换，学者都阳、蔡昉、屈学博、程杰认为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在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同时，对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文献关注到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学者林毅夫、蔡昉、李周强调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增长奇迹本质上导源于发展战略转变，即从此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向能够充分反映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战略。与上述研究相区别，有文献强调了经济制度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学者刘守英、汪广龙认为改革开放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阶段性互动调适，保障了中国经济从“体制转轨”到“高速增长”的跃迁，学者汪三贵、王雨磊和苏杨也从制度视角出发探究了我国减贫奇迹的成因。
已有研究文献从不同维度来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密码”，这对人们深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富有启发意义。然而，现有文献还不能完全回应中国经济奇迹的全部内容。例如：现有文献侧重将中国经济奇迹及成因的研究时段界定为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分析思路的时段处理值得谨慎对待，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具有历史演进性的连续过程，自1921年以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1949年以来，中国在不同时段的经济发展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的组成部分。在探究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时有必要将改革开放及其前后视为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社会变迁过程。现有文献通常将解释焦点放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上。然而，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是一个包含高速增长但超越高速增长的系统概念，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必须能够对高速增长以及增长之外的其他特征给予相对完整的阐释。就增长速度而言，现有文献涉及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同阐释，例如：市场化改革、二元结构转化、发展战略调整以及独特的“政府—市场”关系等，但除了阐释这些因素的作用，还应揭示这些因素在中国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国为何能在保持秩序平稳的条件下发生这些制度变迁或结构转化。另外，部分解释的说服力和逻辑内洽性也需要审慎对待，例如：将中国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相链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视角。上世纪70年代之后，多个国家发生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但转轨带来的经济绩效却存在显著差异。为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伴随着经济奇迹发生，但这种体制转轨与经济奇迹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其他国家却并不明显？概言之，现有文献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阐释是丰富且重要的，但也存在着值得完善和拓展的空间，有必要从新的维度出发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以此逻辑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多个面向和独特故事。
中国经济制度为阐释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人们的经济行为是在特定制度环境下进行的，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结果具有关键作用。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微观层面界定了经济参与者的行为边界，为企业和居民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预期，而且体现在宏观层面承载着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目标追求、战略选择和实施方式。由此出发，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背后必定有独特的制度逻辑，经济制度为阐释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公报》凸显了制度因素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明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深化改革开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维度阐释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框架，以此作为参照和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一个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能够在经济的长期战略导向和短期实施方案之间形成统一，在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达成平衡，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秩序稳定之间实现协调，三个层次制度的相互组合、动态变迁是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主要原因。
具体地说：在经济领域，中国始终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既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定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长期、全局功能的制度安排。对此，学者金碚曾提出观点，“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质是以党领政（共产党领导政府）和以党导经（共产党指导经济）”。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主要体现为：在理念层面，明确经济发展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将社会主义本质归结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战略层面，依据发展理念或战略目标来确定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将生产关系的调整视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核心理念的载体；在策略层面，依据中国不同阶段的具体国情和禀赋条件，探索并实施在特定阶段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方式，组织和动员全国人民参与到经济发展进程中，通过不同时期发展结果的前后衔接来达成战略目标。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坚定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同时也具有与使命高度匹配的强大行动能力。从历史角度看，1921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为中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工业化、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社会制度基础，我们党在解放区实施的土地制度等经济制度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1956年底完成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实现了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制度基础。此后，我国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形成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在当时外部条件严峻的背景下保障了国家的政权安全和经济自主权，也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产业基础。1978年之后，我国通过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价格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改革开放是一个微观主体经济自主权扩展、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过程，其结果是使城乡二元结构持续转化，使我国经济总量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我国积极调整发展理念以更加凸显共同富裕的深远意义，通过财政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以及精准扶贫等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包容性。总之，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这些使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高远的发展理念和价值取向（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坚强的组织保障和行动能力（即在不同阶段，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经济发展以战略目标为主线持续推进），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器”。
除了根本制度之外，我国的经济制度还包含了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基本制度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经济领域形成的基本制度具有相对稳定特征，即在所有制中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中强调按劳分配为主，在经济运行机制中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制度安排源于根本制度，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惟如此，经济领域的基本制度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不同时段还具有动态变迁的特征。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经济制度有利于推动我国在短期内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理论认识的深化和社会实践的推进，我国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在经济领域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基本制度具有很强的结构化特征，即它们既保持了内核的稳定性，同时也体现出外延的扩展性。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使我国经济在所有制领域体现出社会主义性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各类市场主体充分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为各类要素参与经济发展提供了显著激励，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则有利于提高要素流动性和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在市场主体多元化、经济主体活力释放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情形下稳步实现的。
此外，我国经济基本制度依靠一系列的重要制度来落实，重要制度是基本制度的实施载体和具体体现。这些重要制度包括与生产要素相关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金融制度等，与市场运行相关的产权制度、企业制度、交易制度等，以及与政府经济职能发挥相关的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供给制度等。在时序意义上，这些重要制度在不同时段往往表现出相异的演变特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从多个方面推进了户籍制度改革，这包括：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入农村中的非农产业，即赋予了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内部不同产业进行流动的权利；通过发展外资经济、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使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中的非农产业，即赋予了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不同产业进行再配置的权利；增加城镇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供给以推进市民化进程，消除城市内部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面临的制度差异；构筑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广覆盖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来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以此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述变化既是一个城乡劳动力再配置从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过程，也是一个发展成果在城乡间不断分享的包容式增长过程。总之，我国经济领域的重要制度伴随着时间推移而动态转变，这与根本制度的稳定性和基本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并不相同。
概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经济领域形成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组合的制度体系。根本制度是制度体系中最稳定、最内核的部分，它确保了我国经济发展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指向，确保了我国在不同时段的经济发展具有前后相继、一以贯之的特征，确保了我国经济在发生波动时能够通过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调整回归到稳定状态，确保了我国能够整合超大规模人口的力量并充分凸显发展成果的分享性。基本制度是围绕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制度的规则，这些内容具有稳定性，但由于基本制度的内涵在扩展，结构在变化，因此基本制度具有部分调整的相对稳定性特征。重要制度包含了围绕生产要素、市场机制以及政府职能等方面的规则，它们呈现出对我国禀赋条件和阶段目标的适应性，因此其通常具有动态调整的显著特征。我国经济领域形成的制度体系不仅能够通过基本制度、重要保证的动态调整完成某个阶段的发展目标，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进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而且能够通过根本制度的稳定性、基本制度的相对稳定性来确保不同时段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战略目标，促使社会成员相对充分地分享增长的成果。这种制度体系具有的“稳定性—灵活性”统一特征充分解释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成就，是我国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内在逻辑。
我国经济制度体系引申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从这种制度组合视角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形成机制，对我国立足本土化特征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在经济领域形成的制度体系不同于那些固守“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也不同于那些实行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国是在坚持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通过对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调整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这使中国经济制度具有独特性，中国经济发展也产生出契合本土化特征的“中国故事”。中国经济制度产生的发展奇迹，意味着这种制度组合是有效的。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具有坚实基础和丰富内容。而且，中国经济的制度组合及其发展绩效也启示其他国家：应该基于本国的战略目标和国情条件来选择适宜的经济制度，不应直接照搬照抄理论著作或其他国家的发展路径。正如《公报》所指出的“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此外，“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被视为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命题，也是特定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中国经济制度体现出的是：始终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政府—市场”关系具有引领功能，“政府—市场”关系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价值指向，政府和市场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增强的关系。正是在根本制度的指引下，中国才能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也才能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中国的发展实践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政府—市场”两分的传统框架，这对于创新和拓展经济理论具有经验启示和推动作用。
现阶段我国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我国经济不仅需要从要素驱动类型转向创新驱动类型，而且需要更加强调发展成果在代内、代际之间的相对均衡分享。这对我国经济制度的组合形态和动态调适提出了新要求，我国必须继续凸显根本制度的“稳定器”“压舱石”作用，始终坚持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根本保障和关键所在。同时对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特别是应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增强微观主体在要素社会化配置中的自主权，同时加快完善政府的经济职能，将强化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和鼓励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探索结合起来，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体系供给等解决城乡相对贫困，将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实现代际间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以此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新型城乡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ZDA066）、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从双重管制到双重放权：中国城乡经济关系演变的政治经济学”（项目编号：16SG06）、复旦大学2020年度原创科研个性化支持项目“中国特色的城乡结构演变：特征事实及理论解释”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高帆：《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视域下的中国减贫“奇迹”》，《学术月刊》，2020年第9期。
②朱海就：《放权与中国奇迹:对“地方政府竞争”论的批评》，《学术界》，2016年第12期。
③陈太明：《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年第6期。
④陈宗胜、任重、周云波：《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本质和特征研究》，《财经研究》，2009年第5期。
⑤都阳、蔡昉、屈学博、程杰：《延续中国奇迹：从户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
⑥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⑦刘守英、汪广龙：《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逻辑》，《学术月刊》，2021年第1期。
⑧汪三贵：《中国40年大规模减贫：推动力量与制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⑨王雨磊、苏杨：《中国的脱贫奇迹何以造就？——中国扶贫的精准行政模式及其国家治理体制基础》，《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⑩金碚：《中国经济70年发展新观察》，《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6期。
责编/贾娜 美编/宋扬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