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学与时代共进步，与国家共发展。致敬百年中国考古，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要赓续前贤，立足我国实际，从古代中国的社会背景出发，深刻理解农业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以田野考古为基础，重视农业考古的意义，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提高考古知识普及能力，努力开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新局面。
【关键词】中华文明 农业考古 考古学 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开始，至今已有100年。对于考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这是自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从政治高度对考古工作进行关怀和指引。认真领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需要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致敬中国考古。
农业考古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依据，揭示中华文明特色和发展脉络
中国是有上万年农耕历史的农业古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而历史上中华文明的主干就是农业文明。早在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我国农业走过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阶段，传统农业是一种经验型农业，它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深耕细作、地力常新等一系列农耕理论，应为当代农业借鉴、继承和发扬。因此，重视运用考古手段探讨历史上的农业问题必然也是凸显中国特色考古学的要义所在。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农业科学家丁颖在广州中山大学附近水塘中发现野生稻（当地称野禾），并随后发表《中国稻作之起源》等一系列论文，构筑起中国水稻本土起源说，推翻了中国稻作来源于印度或把中国栽培了数千年的粳稻当作日本型稻的传统观点，让世人看到农业考古的重要性。
文明起源问题一直是古史和考古学界的热门课题之一，由于对文明理解上的不同，人们在文明形成的标志或标准问题上有许多各具代表性的观点。从考古发现出发，立足于古代中国的实际，“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合乎中国文明特质的标准，即社会分工、阶级分化、城邑和国家的出现。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古代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中华文明探源和研究不能不关注早期农业问题的研究。立足于古代农业社会的实际，就会使我们的考古发现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材料，通过农业考古成果的总结揭示中华文明特色和发展脉络，这就涉及到对农作物、农业工具、农田等的研究。
第一，古代农作物遗存的出土，为探讨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在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社会中，文明起源同农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农业是文明发生的基础，是农耕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世界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表明，农业发生越早的地区，其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时间也就越早。在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三个重要地区中，我国农业发生于距今1万年左右，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意见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应该在距今5000年前后去探索。相较于西亚两河流域和中美洲，前者的农业起源于距今1万年前，出土的谷物遗存要比中国境内早，其文明产生于距今5500年。后者农业发生于距今7200年—5400年，其文明产生于2300年—1900年前。作物品种的变化反映了文化的交流和演变。中国是亚洲稻的起源地，绳纹时代（日本石器时代后期）东传至日本。距今4000年左右，西亚地区小麦传入中国，小麦的本土化和扩大种植，改变了黄河流域的饮食习俗。明代中期美洲作物传入，改变了我国的作物结构。
第二，农业生产工具是衡量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农具体系独具特色，到汉代已经形成耕、耙、耱的农耕体系。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生产工具就是最重要的劳动资料，是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历史上中国在农具体系发展中形成了独有特色，至迟到汉代已经形成耕、耙、耱的农耕体系。考古发现的农具体系不断完善，足以阐释农业生产环节不断细化所代表的农耕技术和理论，可以说明社会的发展阶段及揭示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史前时期有火耕、锄耕（或耜耕）和犁耕农业三个时期；历史时期是犁耕农业，但从动力学上说是从人耕到牛耕。
在新石器时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皆基于农业这个主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农业的发展程度就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如我们用火耕、耜耕、犁耕三个阶段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就是如此。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发展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工具的变革，火耕、耜耕、犁耕三阶段的划分就是着眼于技术及其对应的主要生产工具，这种划分切实抓住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在农业生产工具发展过程中，犁是最强有力的发明。犁具有在连续行进中不间断翻土的特点，它改变了以前在小块田地上间断式和点状式的农耕方式，可以较快地耕作较大面积的田地，大幅度提高劳动效率，也引起了劳动协作方式和组织能力的变化，是原始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据考古发现证明，我国真正的石犁成熟于龙山时代（距今4600年—4000年前），最典型的是良渚文化的石犁，由三角形犁头和双翼状犁体组成，总体呈“V”形。这种石犁是东周时期常见的“V”形铁犁的源头。在石犁出现以前，与耒耜器具相适应，农田的地块都较小，也不规整，如苏州草鞋山遗址发现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田多在3平方米左右。在良渚文化时期，石犁较多地应用于大块农田耕种，如浙江余杭良渚文化晚期的水田单块面积达到了2000平方米。随着石犁的推广，劳动协作和组织能力不断加强，引起社会管理的强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石犁的使用给原始农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恰在良渚文化时期，形成了文明社会。可以看出，石犁是文明的促进器，是文明形成的参考标准。虽然良渚古城已经足以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但良渚石犁的研究无疑也是对文明探源的贡献，是体现中国特色考古学研究的具体事例。
第三，农田考古最切合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国情，凸显中国考古学特色。中国古代是以农为本的社会，农田无处不在，它是最广阔、最常见的事物。在考古实践中，农田常常就在身边，今天的考古发掘大多是在古代农田环境中进行的，但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墓葬、遗址和各类遗迹现象，很少听到有关农田考古的报道，这与古代农业社会的特点很不相称。究其缘由，不是农田无法发现，而是理念需要更新。
一是应该认识到农田的重要性。俗话说“无田不农”，农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农业生产是从整治田地开始，农具作用于农田，作物又是农田上的收获物，农田的形态与作物和生产技术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维系民生的两大要素是田与宅，而农田与农业的关系最为直接和紧密。因此，古代农田问题应该是农业历史与农业考古研究中最不容忽视的。针对农田的考古是最切合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国情的，必然是农业考古新的生长点，中国的农田考古也必然能够体现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特色。
二是农田遗址的发现为农业考古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1992年我国首次在江苏草鞋山遗址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古稻田，至2020年我国已发现史前时期的古稻田200多块。历史时期的田垄和田块遗迹在湖北荆州望山桥、河南内黄三杨庄、延津沙门城、重庆云阳李家坝等地都有发现，为我国农田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为研究古代农业和古代社会打开了局面。
三是农田考古有广阔前景。作为一种遗迹形式，农田是最多见、最广泛的。但有的古代农田被当作一般遗迹处理了，有的甚至被忽略，未作为古代遗迹现象来对待。认识到农田考古的重要性，心中有田，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就会把寻找农田变成自觉的行动，不遗失任何有用的历史信息。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可供发掘的考古资源会越来越少。但是，现存古代农田遍地都是，仍是我们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
四是农田考古更能凸显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史前时期的农田以面积较小的不规则形田块为特点，历史时期则以多有田垄、田埂为标志。田块的形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蕴含着更为先进、更为具体的农耕技术和理念。农田是构成人类生产活动的时空结构中的有机组成，人与农田、聚落和其他人类活动遗存的关系是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我们从中国古代农业的实际出发，通过农田考古揭示古代农业形态，梳理古代农业发展的脉络，进而深入到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在农田考古中体现出中国特色的考古研究。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发展历程，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断完善，今天我们运用和借鉴聚落考古、景观考古和科技考古的理念和方法，以历史文献为基础，走多学科合作之路，以农田考古为发力点，预计在不远的未来将会构建起以农田为主线的农业历史框架，以中国古代农田整治的灿烂成就凸显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贡献。
考古不只是发掘研究，更重要的是传承和保护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进行发掘、开发和呈现，文化遗产学注重考古成果的保护、利用和传承。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果只重视发掘和研究而忽视保护和利用，考古成果就只能为少数人所熟知，不能体现考古成果的重要社会意义。
农业考古必定会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利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通过对农田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到我国传统农业中最为普遍的两种农田形式——畦田和畎亩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历史上人们根据不同生产力和环境条件不断对其进行改造，但灌和排的要旨和意蕴一直未变。
我国创造的畦田形式是黄河流域灌溉农业的景观，它最早发源于南方地区的稻作农区，并随着水稻的东传进入日本等地（现在日本发现的弥生时代的水田都是畦田形式）。畎亩以沟、垄相间为特征，最早出现在我国黄河流域，而在今天又成为南方稻区常见的旱作和园圃田地形式。这是对历史时期畦田和畎亩的改良和继承，足见其合理性。农田考古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它们同历史上农田形式的血脉联系，也更加深入地领会今日传统农田形式的历史文化价值。农田不仅是物质和技术的，更是人文和社会的，是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农田遗产就不只是景色动人的山野梯田景观，还有随处可见的畦田和畎亩。保护和利用农田文化遗产也不是狭隘地保护和传承农田形式，还包括保护传承传统的农田整治技术和人与农田环境的和谐关系，以及人们挥之不去的乡思。
尽管有些遗产形式可以不经过考古来呈现，但考古“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使今日可见的遗产成为具有丰富人文内涵、负载悠久历史和多彩文化的确切可信的事物，从而增加遗产的价值，激发我们开发、保护和利用的热情，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吸取历史经验和文化营养，坚定文化自信。
以田野考古为根本，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提高考古知识普及能力，努力开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新局面
田野考古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是考古学的基础和根本。考古学研究是从获取实物材料开始，通过田野考古获取的材料，有具体的层位关系和出土情境，不但准确可靠，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比较全面。考古学分支学科众多，在各类具体的研究中不可能人人都要到田野去获取第一手资料，但都需要从田野考古的情境中去把握研究对象。以田野考古为根本，不但关注可移动的物，更要关注不可移动的遗迹现象和出土情景。出土的农具、作物等是可移动的物，农田和灌溉渠道等是不可移动的物化形态的遗迹，它们都有各自的存在环境。
在新形势下，田野考古应该在探索未知中发挥更大作用。如今，抢救性考古大会战的时代已经过去，除了各地配合基建进行的考古，在问题意识的引领下，聚焦考古事业发展、考古学科建设的重点方向以及亟待解决的关键学术问题成为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规划水平。”我国在“十三五”期间设立“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规划和组织开展“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重点项目研究，每一项目均协调国内相关考古机构、科研院所和高校研究力量参加。这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对包括农业文明在内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全方位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切实提高学术成果转化及考古知识普及能力。田野考古是与公众打交道的工作，为此也提供了考古工作者开展公众考古宣传的新天地。现在公众考古已经是我国考古学界普遍认同的领域，中国考古学会设有公众考古专业委员会。田野考古深入基层，在当地用工，在当地生活，可以通过最接地气的公众考古宣讲形式让当地群众了解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组织当地中小学生观摩考古现场也是常见的宣讲形式，现在地方领导开始主动与考古队联系举行考古知识与地方文化的学习活动。同时，考古队在考古工作中也培养了熟练工人，村民根据生活经验对遗迹现象作出的判断有时也会给考古人员启发。2020年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盐城大同铺教学基地的发掘实习中，对发现的疑似牛蹄印迹的初步判断就是在得到当地村民一致认同后确定的。田野考古中的公众考古活动，在普及考古知识、拉近公众与考古的距离的同时，也融洽了考古人员和地方领导、当地群众的关系。对地方文化的发掘增强了当地群众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提升了民众的文化遗产意识，使考古工作成为有大众基础的文化事业。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不是抽象的描述，而是具体的要求，是宏伟的事业，也是不懈的遵循。着眼于绵延5000年的中华文明，立足当下中国的国情，开拓国际化视野，从具体工作做起，每一项考古学研究都可以凸显出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不断推进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我们也需要从点滴小事做起，夏鼐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务实进取的工作作风，“考古不藏宝”（考古工作者不参与文物收藏）的“家训”，等等，都是需要发扬的优良传统，在考古工作中展现中国考古人的风采。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灿烂成就，凸显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当代考古人责任重大，也无上光荣。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求是》，2020年第23期。
②王巍：《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求是》，2020年第2期。
③王瑨：《“考古中国”不断探索未知——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人民日报》，2021年1月9日。
④刘兴林：《史前农业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
⑤刘兴林：《农田考古体系构建与理论探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责编/贾娜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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