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大量考古发现资料的公布和相应研究成果的涌现，复原或订正乃至重构了既往的历史叙事，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古代特别是远古历史的认识。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作为当时最高营造技艺的遗存，见证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最后达成巩固。陵墓考古不仅展示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而且促进了一些重大历史考古问题研究的突破，真实反映出历代皇室丧葬习俗和相应信仰的差异，印证并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史的内涵。
【关键词】中华文明 陵墓考古 典章制度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寄语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经过100年的不断发展，考古学已经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学科之一。支撑中国考古学学科成立并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大量的考古发现资料的不断公布和相应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它们复原或订正乃至重构了既往的历史叙事，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古代特别是远古历史的认识，从而形成全新的历史记录。墓葬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发掘工作对象和研究对象，其中古代帝王陵墓通常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厚且质地精良，所揭示的历史信息价值更高，内容也更丰富多彩，对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构建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工作具体包括墓室的清理发掘、地面建筑遗迹遗存的勘探调查、陵园遗址的考古发掘等三种不同形式
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考古发掘开始，90余年间，自商代殷墟期到清末大约3400年间的大量帝王陵墓经过勘探或清理发掘，取得了重要的信史资料。迄今为止，除西周和元代等少数王朝尚未发现有实质性价值的线索外，其他中国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的陵墓都揭示过若干考古学实例，也由此而产生了大量相应的研究成果。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考古工作具体包括墓葬（墓室，或称“玄宫”）的清理发掘、地面建筑遗迹遗存的勘探调查、陵园遗址（或其他地面建筑遗存）的考古发掘等三种不同形式。
墓葬（玄宫）的清理发掘：真容显现，价值巨大。河南安阳侯家庄等地殷商帝陵的考古发掘，最早揭示出帝王陵墓的真相，这也是我国确切可考的已知年代最早的帝王墓葬。此后，抗战时期冯汉骥先生主持发掘了成都西郊的前蜀高祖永陵（王建墓），20世纪50年代，曾昭燏先生主持的江苏南京南唐二陵（烈祖永陵和中宗顺陵）、夏鼐先生主持的北京昌平明神宗定陵等发掘工作，把帝王陵墓考古推向了高峰，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关注。此后近70年来，经过考古清理发掘的历代帝王陵墓，按历史朝代顺序主要有河南安阳县曹魏高陵（曹操墓）、河南偃师晋文帝崇阳陵、江苏南京丹阳等地的部分东晋和南朝帝陵、山西大同北魏文明太皇太后永固陵、河南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河北磁县北齐文宣帝武宁陵（湾漳大墓）、咸阳北周武帝孝陵、陕西乾县唐僖宗靖陵、四川成都后蜀高祖和陵、浙江临安杭州等地的吴越王陵（文穆王马妃康陵等）、广东广州南汉烈宗德陵和高祖康陵、河南巩义北宋元德李皇后陵、宁夏银川西夏6号陵（原编八号陵）、北京房山金太祖睿陵、河北遵化清高宗裕陵和孝钦皇后定东陵、河北易县清德宗崇陵，以及多省区范围内的汉明两代诸侯王（藩王）陵墓（如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墓、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等。
明定陵是迄今为止主动发掘中遇到的保存最完整的皇帝陵个案，由于后期技术保护手段应对不足，木俑等部分出土文物没能很好地保存下来，成为惨痛的教训。但也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共识：不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等大型墓葬。最近40余年来发掘的帝王陵墓大都是基本建设工程中的意外发现或清理盗掘后遗存，陵墓考古的工作重点转为对陵园地面建筑遗迹遗存勘探调查和对部分有代表性的陵园（不包括玄宫即墓室部分）的考古发掘。
地面遗迹遗存的勘探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20世纪初或更早一些，一些外国学者或旅行家已经对我国内蒙古、陕西、河南、河北、江苏等地古代帝王陵墓进行探访，留下了一些原始的文字记录和照片；虽然其中有不少谬误，但早期的图像资料弥足珍贵。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刘敦桢、朱偰等学者对南北两京附近的六朝和明清帝王陵墓进行过拍照、测绘等著录工作，留下了大量真实可靠的资料。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安、洛阳等地的古代帝王陵墓陆续开始了正式的考古调查工作，新旧世纪之交以来更趋向于全面、系统。包括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咸阳、兴平、渭城等地的西汉诸帝陵，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的唐代帝陵，河南巩义的北宋皇陵等，中国古代主要王朝帝王陵墓的基本面貌得以揭示。其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于北宋皇陵的集中系统勘查始于1992年夏，是以朝代为单位的帝陵系统考古勘探调查工作中比较早的。
陵园遗址（或其他地面建筑遗存）的考古发掘，揭示出诸多典型案例。随着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不断深化发展、古代礼仪典章制度研究日益被关注，帝王陵园地面建筑的考古发掘工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学术价值比较突出的考古发现主要有：临潼秦始皇陵，长安汉宣帝杜陵，洛阳汉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朱仓M722、M707）以及洛南疑似汉桓帝宣陵（白草坡大墓），扶风隋文帝泰陵，绍兴南宋皇陵，巴林左旗辽太祖祖陵，北镇疑似辽景宗乾陵，银川西夏6号陵和3号陵，南京明太祖孝陵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该墓葬所属时代皇陵陵园制度、祭祀制度以及若干历史史实的认识。这些考古工作所取得的资料涉及陵园规制和规模、建筑结构和功用、陪葬墓分布及相应等级制度等问题，其中秦始皇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唐高宗乾陵等经过前后多次调查发掘或连续发掘，所获资料更加系统翔实。近年的一些陵园考古工作中还铲探了墓道甚至玄宫，如晋武帝峻阳陵、隋文帝泰陵、唐高祖献陵等，获得了更多的信息。
在不断积累的田野考古资料基础上，经过几十年来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探索，殷商晚期以后主要朝代帝王陵墓的基本面貌和制度特征越来越清晰，通论性、断代史、通史性、专题性等不同角度、不同性质的陵墓著述层出不穷。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陵墓及相关制度的建设，陵墓考古丰富了历史认知，对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构建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是传统礼乐典章的物化缩影，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陵墓除了埋葬亡故帝王的实际功用以外，也用来宣扬帝王和皇朝的“威德”，借以展示墓主的“文治武功”，从而达到神化皇权并巩固统治秩序的目的。历代王朝大都十分重视陵墓及其相关制度的建设，不同的陵墓制度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意识和社会风貌，蕴涵着当时的礼制思想、灵魂观念、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科技水平、建筑艺术乃至帝王个人好恶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帝王陵墓的调查和发掘，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秦汉至明清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相应的研究工作有时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成果的闪光点。刘庆柱先生指出：“半个世纪来的秦汉至宋明时代帝王陵墓考古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人们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6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前后3400余年间沿续不断，主要集中于古代都城附近，墓主等级身份一致，提供了相对完整的中国传统社会大型墓葬发展演变的系统例证。帝王陵墓通常自带或能够考据出准确的纪年，其年代学价值比一般墓葬更大，其发展序列具有很强的标型学意义。古代陵墓制度对中华文明史，特别是物质文明史的研究和构建具有重大的支撑意义。
丰富了历史内涵，补证了重要史实。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藏]满之。令匠作机驽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近70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不仅证实了这段描述的准确性，而且极大地补充了以往对始皇陵的认识。历代帝王陵墓真实地记录了不同时代、不同侧面的王朝历史，特别是礼制史和皇室生活史。遗憾的是，《史记》以后的文献史料中虽然有对帝王陵墓的描述，但大多语焉不详，特别是关于墓室部分等细节鲜有记载，更多的关于陵墓制度的重要史实是通过考古发掘揭示的。如文献中普遍记载东汉皇陵制度比西汉大为简化，但繁简的具体情况语焉不详。陕西西汉诸陵以及洛阳“大汉冢”、白草坡东汉帝陵和朱仓大墓陵园的发掘，提供了真切而翔实的例证。10余年前，曾经轰动一时的曹魏高陵在河南安阳县发现，不但彻底揭开了曹操墓到底在哪的千古谜团，也使得“七十二遗冢”等不经之谈不攻自破。
一些晚近时代的皇陵考古资料，有时也能极大地补正历史。关于光绪皇帝（清德宗）死于鸩杀的传说自清末以来一直在社会上流传，但始终查无实据。后来有学者从清宫档案中的皇帝脉案（医疗记录）里发掘史料，认为他自幼身体虚弱，健康状况长期不佳，先于慈禧太后一天病故只是历史的巧合，谋杀说子虚乌有。光绪皇帝的崇陵在民国时期曾被盗掘，后来清理发掘时对墓主的头发做了采样，经过反复研究，最终确证他是死于砒霜中毒。这座中国最后的皇陵曾经封闭了皇室的终极隐秘，终因考古工作而重见天日。
真实反映了古代的礼乐制度。中国是一个礼乐之邦，帝王陵墓是王朝最重要的礼制性建筑，是典章制度的物化载体和实物表达。历代史料文献对礼乐制度记载颇多，但普遍缺乏细节和图像化的记录，时空变换，一些在当时习以为常者，年代久远后可能已不知所云。汉代以来的文献如《汉官仪》《汉旧仪》，以及《汉书》和《后汉书》中各版本的《志》等，对于汉代皇陵奉祭和相应的寝、便殿、宗庙等建筑及其功能都有所记载，但各自的方位、规格等却不甚明确。1982—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西安东南的汉宣帝杜陵陵园进行了钻探和局部发掘，最先弄清楚了西汉皇陵陵园地面建筑的基本结构，解决了寝、便殿、宗庙的规模、建筑规格以及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等问题。后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汉景帝阳陵陵园建筑遗迹和从葬坑等进行了约20年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获取了丰富而翔实的研究资料，进一步推动了西汉帝陵制度研究走向深入。西汉皇陵相应礼制的实际操作情况通过陵园考古发掘工作和相应的解读，得以清晰地显现于两千年后。
载于典章的礼乐制度源于或升华于现实礼仪活动，但文献记录往往会加以理想化，有时还会忽视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史料明文记载明代皇帝的衮服为上衣下裳之制，这也是文献中周汉以来甚至更早时期的最高等级礼服的样式。明神宗定陵中出土的一件自名为“衮服”的黄色袍服挑战了这一记载的真实性。定陵衮服为上下一体、色调一致的袍服形式，织绣十二章纹和团龙图案，与文献所载明代衮服的式样和颜色都有较大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故宫南薰殿旧藏英宗以后明代皇帝画像基本都是身着这种袍服，头戴翼善冠而不是十二旒冕。翼善冠是皇帝常服之冠，但根据定陵出土物自名，这种十二章纹袍却并不是逾制的常服，而是“衮服”。推测它们在成化（1465—1487年）以前已经开始使用，那种不方便穿戴的传统衮冕之制在实际执行中被悄然弃用。明定陵等陵墓出土的衣冠服饰资料，以其具象真实，极大地弥补或匡正了文献记载的疏漏。
历代帝王陵墓的考古发现不仅印证了古礼，而且真实地反映出礼制规范与实际操作之间存在的差异，准确地记录了礼制的变化，从而引发了对于传统礼乐制度的更深层次探讨。近年来，历代陵墓考古工作更多是对陵园的系统发掘，相应资料对于礼制研究的意义也更大。
体现出历代皇室丧葬习俗和相应信仰的差异。根据历年考古资料综合分析，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经历了发端起源（商至东周早期）、初步形成（春秋晚期至秦代）、发展和完善（两汉）、衰微到逐步复兴（三国至隋）、新发展（唐）、中原停滞和北方新因素出现（五代至元）、全新发展和集大成（明清）等7个时期。秦以后大体呈现由繁而简的演变规律，但其间各种制度的变化、反复比较多，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出身皇室的丧葬习俗和相应信仰的差异。以帝后之葬而言，西汉是在一个大陵园中分葬，东汉是同穴合葬，隋至唐初为同坟异穴合葬，唐代为同穴合葬，两宋是帝后分葬，而辽金则可能是同穴合葬，明代是同穴合葬，清代则是分合兼有。这些不同葬法有时代、民族因素的影响，有些差异则可能是源自地域（即都城所在地）因素的影响。例如同是晋朝，偃师东邙山上的西晋二陵为土洞墓，而建康（今江苏南京）城北的东晋诸帝陵则为砖券结构，这显然是受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而然。
陵园布局和陵园建筑的差异反映出时代因素的影响，有时也反映了不同皇室所宗奉或接受的不同风俗信仰。两汉皆因土塬高地建陵，唐代的主流是因山为藏，陵园规模宏大。宋朝皇室则极端迷信“五音姓利”，在陵址卜选的地势走向和陵园布局等方面都有明显反映，最突出的是陵园地面建筑自前而后（次要到主要）依次呈下坡状排列，为历代罕见之制。到明代，江西派堪舆术成为皇陵卜选规则的主流，清朝皇室虽以满洲入主中原，但几乎全盘照搬了明代皇陵制度，明清陵墓选址与两宋截然不同。大约自雍正（1723—1735年）朝开始，清代帝后玄宫中有大量的藏传佛教造像和经咒、图案等，装饰在墓门、墙壁等处，反映了皇室对黄教的崇信，决不是清高宗《御制喇嘛说》中所云“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那么简单。
皇陵随葬品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工艺水平。汉以来历代帝王大多标榜“薄葬”，但真正“纸棺瓦器”之葬实际上寥寥无几，即使力行薄葬，和同期墓葬相比仍属丰厚。帝王随葬品数量巨大、材质优良，出土的各种遗物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北宋沈括云：“尝过金陵，人有发六朝陵寝，得古物甚多。余曾见一玉臂钗，两头施转关，可以屈伸，合之令圆，仅于无缝，为九龙绕之，功侔鬼神。”（《梦溪笔谈》卷十九）这类记载虽然有“小说家言”的成份，但帝王陵墓的清理发掘往往会有惊天发现，尤其是保存完好的墓葬中出土的遗物更不乏重器，明神宗定陵出土的金丝翼善冠、皇后凤冠，以及诸多的金、玉器等，甚至最常见的瓷器，都代表了当时官手工业工艺的最高水平。其他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的博山炉、长信宫灯等，也都是当时工艺美术品中的代表作，利用这些资料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不同领域的历史认知。
帝王陵墓建筑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营造技艺。秦汉以来，历代帝王陵墓的营造规模整体上不断简化，但在同一历史时段的墓葬中，帝王陵墓通常规模最大、营造等级最高。曹操高陵墓道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6个墓室砌筑精工严正，墓砖形体硕大而坚实，靠近墓壁的地面上有用于排水的凹槽，室内地面全部用方形或长方形的青石板错缝平铺，后室铺地石尤为整齐。墓壁上有挂灰痕迹，应该是经过涂饰，壁面遗留有多层铁钉，个别还有丝绳残痕，推测是垂挂丝绸壁帐之类所用。
北京明成祖长陵的祾恩殿（献殿）历经600年仍保存基本完好，其制同皇宫正衙奉天殿（今故宫太和殿），建于三层台基上，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顶，殿内32根金柱高达12.58米、直径超过1米，均为整根楠木修治而成。明世宗永陵、神宗定陵的明楼城台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雍容华贵；定陵玄宫为青白石料砌筑，拱券结构，五室相通，三主室的门洞券外侧砌成门楼，脊、枋、檐、瓦、吻兽、额坊等一应俱全；室内总面积1195平方米，雄据已知帝王玄宫规模之榜首。
建于乾隆极盛时期的裕陵，其建筑工艺、营造艺术在清代诸陵中堪称翘楚，精雕细琢中透出雍容大气。陵宫前的神道部分，神桥、仪树、石像生、牌坊安排得当，在陵寝的肃穆气氛之外，还特别显示出一种匠心独运。后寝三座门前的玉带河上架设三座并列的单孔石拱桥，造型法式严谨、雕刻装饰精工，为清代诸陵所仅见，也是乾隆官式石桥的代表作；裕陵玄宫更是一座华丽庄严的地下佛堂，成为美轮美奂的极乐世界。
历代皇陵从多方面见证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达成巩固
帝王陵墓与王朝制度相始终，作为皇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其发展变化和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演变轨迹高度契合。《周易·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衣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包括帝王大墓在内的华夏远古墓葬不封不树，早已为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春秋战国之交封土墓在中原地区逐渐多见，其原因可能非止一端，但不能排除“夷”“狄”影响的可能性。墓葬封土的出现与厚葬、薄葬不构成绝对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一种习俗的变化。
秦汉以来，我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经过董仲舒等人改造的儒家学说成为立国之本和共同的人伦规范。西晋末北方大乱，匈奴人刘渊等不满于汉亡以来“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的现状，乘机自立，“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他并不以真正的祖先冒顿、老上为荣，而是宣称要“绍修三祖之业”（《晋书》卷一○一），继承汉朝法统。经过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长期分治，统一后的隋唐帝陵制度中带有明显的北方因素，隋高祖泰陵陵园封土仿汉制，但更多的制度细节则是继承北朝。唐高祖遗诏云：“其陵园制度，务从简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唐大诏令集》卷十一）但献陵陵园建置和玄宫结构均较相距不远的西汉渭北九陵大相径庭，而更接近北朝（特别是西魏、北周）和隋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考古队曾在醴泉九嵕山南坡发现9座石室，其中1号石室位置最高，单独开凿于九嵕山南侧偏东的山崖上，凿山为窟，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甬道原有白灰墙皮，墓室周壁及顶部覆盖一层石灰泥并有壁画，室内大部分是一个倒“凹”字型的石台式棺床，推测是长孙皇后的原葬地，也就是唐太宗昭陵的雏形。这种凿山为窟而葬的习俗并非汉晋传统，而是来自北方或西北少数民族，西魏文帝的乙弗皇后被赐死，“凿麦积崖为龛而葬”；而乙弗皇后“先世为吐谷浑渠帅，居青海，号青海王”（《北史》卷十三）；这种葬法最初可能有西域民族或佛教的影响。相传时代相当的东魏权臣高欢可能也是石窟葬，武定五年（547年）八月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资治通鉴》卷一六○）直到金末今安阳以西仍有“高欢葬此地山岩中”的传说。汉制到唐初多已失传，和唐高祖献陵一样，太宗预建寿陵，所能参照的实例只有北朝和隋代诸陵。
唐以后，中原地区五代、两宋交替，北方和西北还有辽、西夏和金3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王朝并立。北方三朝皇陵一方面参照、模仿唐宋皇陵制度，另一方面也沿袭了不少各自的旧制或旧俗，时代、地域、民族特色都很鲜明。在陵墓选址与陵园环境、陵园平面布局与建置、碑刻多见或普遍发现、多墓室的玄宫之制、封祀皇陵凭依之山、皇帝亲祭祖先陵墓制度化等方面对后代有明显的影响。明太祖孝陵开始形成新的陵园制度，其面貌与汉唐之制迥异，两宋因素微乎其微；而来自北方三朝陵寝制度的影响却比较突出，这在明成祖长陵中表现得更明显一些。清代基本照搬明代皇陵规制，又参照其他王朝的一些制度规范，成为传统陵寝制度的最终版。就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发展演变序列而言，绝不是简单的汉—唐—宋—明等中原“正统”王朝简单的直线式传递，鲜卑、契丹、党项（羌）、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帝王陵墓制度的最后定型也同样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发展演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的缩影；皇陵以物化典制的形式，见证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最后达成巩固。
（作者为南开大学博物馆馆长兼历史学院副院长、南开大学文博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9）一般项目“清代陵墓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19BKG013）的中期成果】
【参考文献】
①刘毅：《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北京：开明出版社，2016年。
责编/贾娜 美编/杨玲玲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