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库发展与国运相关。中国数千年历史之所以能够在本土生生不息，决策咨询、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文明基因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国古代谏议制度框架下的智库实践可分为家臣僚属、内朝智囊、经筵师傅、翰林史官四种类型，对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与国家事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智库文化 智库发展 谏议制度 【中图分类号】C932 【文献标识码】A
说起智库历史，许多人会习惯性地追溯至19世纪3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建立的那些专业决策咨询机构。其实，这只是狭义层面上现代智库的西方起源。广义层面看，“将有智慧的人集中起来，听取他们建议”的智库历史，几乎与中华文明史同步。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有年长者为部族出谋划策的文化传统。推动当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深刻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进程，可借鉴古代中国智库的理念、制度与实践。
数千年的谏议制度沿承
智库人员在中国古代曾有养士、谋士、门客、谏议大夫、博士官、幕宾、谏官、言官、幕僚、殿阁大学士、翰林、师爷等不同的称谓，泛指那些足智多谋、能为国为君为朝廷谏议献策的人。不同称谓的背后，折射了中国沿承数千年的智库文化传统“谏议制度”。
《礼记》记载了最早的“谏议”传统萌芽。上古时代，有虞氏部落设立“尊老”制度，让有管理经验的年长者培育年轻人，为部族发展献策。该制度延续至夏商周三个朝代，逐渐以“三老五更”制度确定下来，即“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年长者通过智慧与影响力内化百姓，外谋发展，左右舆论，教化法礼，已经具备了现代智库的基本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和士大夫们普遍建立“养士”制度，争相以学士、武士、方士、策士或以“门客”之名，招揽人才。当时广为人知的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等均有门客上千之多。被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制度化的决策咨询机构雏形“稷下学宫”，萌生于春秋战国齐恒公时期，还延续了150多年。稷下学宫汇集天下英才，如孟子、荀子、鲁仲连、邹衍等，大家争鸣雄辩，纵论治国方略，使齐国一度成为当时最强盛的诸侯国。
秦统一全国后，建立中央集权制，正式设置谏议制度，委以谏议大夫等官职，向皇帝直言，包括奏议和封驳等。秦朝还设置了“博士”官制，让当时的知识渊博者担任政策咨询与决策顾问的角色。谏议制度沿承到汉代，谏官数量多时可达数十名。六朝时期，中央机构进一步完善为负责执行的尚书省、负责草拟的中书省与负责沟通协调的门下省，进谏与封驳的功能分到了门下省，成为中央建制的定规。经过数百年的演变，谏议制度已相当正式化，与行政权力分工明晰。
唐代的封建政治体制进一步发展，决策咨询机制得以强化。谏议制度更为兴盛，不仅设立了翰林院，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传承，还有草拟机密诏书的职能，更建立了成熟的谏官系统。杜甫、白居易、王维等都先后担任过谏议官。
宋代沿承了翰林院制度，还设置了言事御史，强调各个中央机构之间的互相制衡与监察纠举职能。翰林学士在北宋初年没有秩品；改制后，成为正三品的正式官员，是皇帝名符其实的“专职高级顾问”，有的还脱颖而出成为宰相。元代虽沿承了翰林院制度，但多集中于制诰文字、纂修国史等。汉人不允许担任监察官，谏议制度在元代名存实亡。
明代进一步改进与中央集权所配备的政治体制，废中书，罢丞相，成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作为中央一级最高行政机制，并恢复进贤纳谏体系，设置殿阁大学士为辅政官员，担任皇帝顾问身份，参与决策，还有诸如掌院学士、侍讲、侍读、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不同分工与级别的官职，机构越来越庞大，智库作用越来越明显。
清代的决策咨询制度与机制则更为庞杂。殿阁大学士得以沿袭，并设四殿二阁，从高到低分别为中极殿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随着清朝不断卷入近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中，各级官吏将“历朝历代都存在的地方官员私人聘用参谋人员的制度”即“幕府”制度推到了最高峰。地方摆脱中央，自行招募僚佐以帮助治理地方事务，成为清代政治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最典型的幕府事例，莫过于曾国藩幕府及其培养出来的李鸿章、左宗棠等多位晚清军机大臣、尚书、总督。美国著名学者福尔索姆在《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一书中评述到：“在内忧外患交织的似乎已没有希望的局势中，一些汉族辅臣在失望之余，转而求助于一种非官方、非正式的制度……想以此为招徕人才、制定设计图的工具，希望通过它来勘平内乱、击退外敌。这种制度就是著名的幕府制度。”
综上所述，谏议制度从上古时代的萌芽到先秦时期的雏形，再到秦汉的正式化、唐宋的制度化，元代一度搁置，接着到明清时期的壮大、庞杂，足可见智库文化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历史实践表明，三老五更、百家争鸣、运筹帷幄、舌战群儒、竹林七贤、翰林学士、明清幕学、晚清中兴，中国数千年历史之所以能够在本土生生不息，决策咨询、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文明基因的作用不可或缺。
古代君主与智库的四类互动实践
决策咨询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绵延数千年，但古代决策者与智库人员到底是如何互动的？古代智库实践到底有哪些类型？这些实践有哪些特点？以马克思·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学界长期误解中国士大夫文化，认为中国自古缺少“专家政治”，也缺乏现代社会意义下的专业分工。事实上，从机构建制、媒体传播等现代分工看，中国古代当然不可能存在像现代智库这样的建制与机构，但官僚组织在中华帝国史上很早就相当发达了，帝国庞杂与多元的行政事务以及数千年来的士大夫文化早已将现代智库所需要的那些功能分化出来。从功能分工的角度看，笔者将中国古代谏议制度框架下的智库实践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家臣僚属。从门客到后来权贵豢养的家臣、胥吏、清客、家将、师爷，自古以来，中国有才智者就有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古代有才智的人，通常会选择依附于达官贵人，为后者处理各类民政、司法、财务或出谋划策。春秋时期，类似家臣僚属就相当兴盛。到汉唐时，将军帐下均有幕府僚属，军中谋议。到明清，“师爷”“幕友”更是普及。他们有的剖析利弊，为主人在大事上拿主意；有的随军参谋，为大将军、地方长官参议军事与地方治理；有的起草文书，撰写相关决策诏书；有的则博闻强记，对典故名言信手拈来，使君主诏书或手谕更显文彩。家臣僚属对君主的依附性很强，一旦君主衰落、覆灭或身亡，其前途也将毁于一旦，甚至还搭上身家性命。
二是内朝智囊。诸侯、君主或皇帝通常选拔一些亲信人员，构成“内朝”，进而形成与执政的行政力量（如相权）的平衡权力或非编内的服务力量。这些内朝智囊常侍君主左右，他们知晓君主好恶脾性，深谙朝内为官之道与朝外世事人情，如唐太宗李世民“十八学士”等。他们有的通过奏对、上疏等形式表达对军机大事的看法与建议；有的则通过劝谏等方式，直言过失，发挥咨政作用，校正君王宏图伟略的推行方向；有的则奉皇帝之命调研地方，了解民情，搜集舆情，监察郡州县乡官员，成为皇帝在外耳目；有的担当君主特使，出游他国，采风观俗，纵横捭阖，推动对外关系。内朝智囊更像是非编制的高级专业官吏，时机合适时，很容易被君王委任以正式官位甚至丞相之职，统领朝廷行政事务。但伴君如伴虎，一旦君臣意见分歧严重，也会被贬，甚至有杀身之祸。
三是经筵师傅。君王为培养继承人，通常会以师、傅、保等职名，委任贤能之人以经筵侍读等方式，辅导下一代的王位继承候选人。有的皇帝也爱听他们谈古论今，纵评天下，久而久之，还形成了像宫学、宗学之类的专门宗派和机构。宋代以后，经筵侍读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安排，设置特有的课目、日程等。这些侍读者在讲经论史时，会把自己的理念分享给君王或有望继位的太子。经筵师傅通常是历朝历代德高望重、智识渊博者，在幼主继位、皇位继承等关键时刻往往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是翰林史官。“起居注”是史官的基本职能，从事记载君王每日言行、编撰史籍、整理典章、起草诏书等工作，往往是最受皇帝信任、很可靠的一批人。他们随侍君王日常生活，偶尔君王会垂询其历史成败得失、先王祖训宗法等。翰林史官们自然会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智库从业者的类型纷繁复杂，他们职位不同，工作内容有别，有的忠人之事、刚正不阿，有的熟习典故、献计于君，有的深谋远虑、鉴往知来，都对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与国家事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智库文化传统对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借鉴意义
数千年的中国智库发展史已证明，那些得天下、治天下、流芳百世的君王，背后都与其善用、善待、善管智库相关。《曾子》曾言：“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管子》曾载：“黄帝立明台之议，上观於贤也；尧有衢室之问，下听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谏鼓於朝，而备评谣也；汤有总街之庭，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宫，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也。”
对明君而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欲平天下，贤才为先。黄帝、尧舜禹、商汤、武王开招揽天下贤才之先河。后世的智谋天下事例更多，如齐桓公称霸，管仲之谋；刘邦得天下，张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刘备草根逆袭，孔明功不可没；朱元璋得天下，刘伯温有辅佐之功。为君王智谋天下，始终是中国政治文化史的重要脉络。这些古代典型事例彰显和谐、包容的思想内核，更提醒今人智库建设具有自古以来的至关重要性和借鉴性。
一是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百家百相，各派传道授业，著书立传，产生了许多至今仍传颂的辩论如王霸之辩、天人之辩、义利之辩。各家畅所欲言，渗透融合，儒、道、墨、法、阴阳、纵横各家如涓涓细流，融汇入海，蔚为大观。在明清时期，朝廷还用了一些洋顾问，尽可能地把先进经验引入、推动国家发展。当前中国智库建设需要提升的重中之重，在于须更加促进思想活跃，博彩众长。
二是相互平等，亦师亦友。像刘邦与张良、李世民与魏征等古代中国那些令人感叹与称颂的君臣、主仆关系，都有普遍的平等特点。君王与僚属之间亦师友亦君臣，每有大事讨论时，君王礼贤下士，不耻下问，僚属则侃侃而谈，言无不尽。君王平等相待智库，定能广揽贤才，使天下归心。当前中国智库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瓶颈，在于须更大激发智库人员的潜力与动力。
当然，不得不说，由于封建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古代智库的人身依附性高，“唯命是从”成色明显，由君主意志而变的随意性、危险性也更高。有一些才智之人被迫“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或“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还有的假托民意，行牟利之实，各类消极事例不胜枚举，令人唏嘘。这些都是当下智库建设需要防范之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
【参考文献】
①王文：《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几个重大问题的思考》，《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1期。
② [德]马克思·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③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④王文：《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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