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倍增战略》，刘世锦主编，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难处何在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之所以重要，首先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相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甚多，其中一个重要变量就是收入差距过大，没有形成足够规模且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对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的跨越期来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首先是增加消费需求，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已由高速转入中速，投资、出口对增长的重要性下降，消费和服务业逐步转为主导性增长力量。中等收入群体作为边际消费倾向高（相对于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强的部分，成为扩大消费容量进而拉动增长非常重要的力量。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扩容，前提是能够实现收入增长，使这部分人从低收入行列脱颖而出。在增长视角下，对有潜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那部分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首先是生产者、创新者，创造出社会财富、提高收入水平，进而作为消费者增加消费，并为下一轮生产和创新营造条件，从而在这几种身份之间建立起可持续的循环。这样一种循环的形成和提升并非易事，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难度正在于此。
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的意义和重点人群
邓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第二阶段，也就是通过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第二阶段的难度和不确定性都要大于第一阶段。试图后富起来的群体在人力资本、发展机会和发展条件上总体差于先富起来的群体，而且向前走或向后退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已有先例。从国内看，前段时间受疫情冲击，部分地区劳动者收入和消费水平下降，有数据显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出现阶段性收缩。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必要提出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在已有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再用10—15年时间，推动这个群体再增加4.5亿人，达到8亿—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
首先，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对扩大内需、提高生产率和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实现倍增的时间都具有重要意义。规模不足或时间拖后都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稳定性。对此缺少认识很可能付出全局性代价。其次，提出目标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共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这正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之所在。
实现这一目标具有可行性。从现阶段我国城乡结构转型、收入增长的特征看，广义上的“进城农民工”是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着力关注的重点人群。从调查数据看，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的进城农民工家庭平均支出强度显著高于农村家庭，但由于无法同等享受城镇户口的相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其储蓄避险意愿较高，使得外来务工家庭平均消费强度与城镇家庭仍有很大差异。应当从进城农民工的这些特点出发，采取针对性强、务实有效的战略和政策，推动更多的进城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实施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倍增战略
进入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和政策的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在剥去种种社会关系的外衣后，人们之间的能力差距，远没有现实世界中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差距那么大。如果能够创造一个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力普遍而充分地发挥出来，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为因果，在提升社会公平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
依照这种思路，下一步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应以提升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为重点，采取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多方面政策措施，力争在不长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一、对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落户实行负面清单制度。二、建设面向农民工为主的安居房工程。以大城市尤其是几大都市圈、城市群为重点建设安居房，着力解决能够稳定就业、对当地发展做出贡献、就地缴纳社保的低收入农民工住有所居、安居乐业的问题。三、与农村人口进城落户、提供安居房相配套，加快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继续推进并扩展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随人员流动可携带的政策，打通农村社保、医保和城镇居民社保、医保的衔接。四、提供就业基本公共服务，鼓励吸收农民工就业。五、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六、促进机会公平。进一步打破不当行政性管制，疏通社会流动渠道，防止社会阶层固化。七、各级政府要制定规划、完善政策，定期督查，确保落实。
（作者为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