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有着深厚而又复杂的背景。这一时期的斗争形势严峻，党内情况复杂，面临着重大而紧迫的任务。舆论思想与宣传和宣传工作密切相关，党的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党的舆论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多位领导人参与报刊活动为党的舆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党的舆论思想在排除各种干扰性因素的过程中发展。该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强调舆论和舆论工作的重要性，认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工农群众的喉舌，为宣传工作和舆论传播的正确与否划清了明确的界限，正确地指明了报刊所具有的多种功能，力主坚持和恪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主张“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以“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和优良的文风传播真理。
【关键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 舆论思想 宣传工作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21.010
丁柏铨，江西师范大学讲座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与实务、舆论学。主要著作有《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新闻理论探索——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新闻舆论引导论》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始于1927年由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由此宣告失败）之后，止于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建立）。其间包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阶段、红军长征阶段和延安时期的开初阶段。中央苏区建于1931年1月，此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其存在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进行突围、开始长征止。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13个革命根据地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根据地。中央苏区存续的时间并不长，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短暂，然而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段。在包括中央苏区阶段在内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颇具特色、内涵丰富，既有效地指导当时的新闻宣传、舆论传播实践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又有其理论价值，在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深厚而复杂的背景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以后，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一部分上了井冈山，其后在瑞金建立了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在红都瑞金所掀起的革命风暴，是它执掌规模较大的红色政权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后来夺取全国政权意义重大的一次预演。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和基石。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的舆论思想，特色鲜明、内涵丰富。
长征时期党的舆论工作，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开展革命队伍内部的舆论工作，在长征沿途进行面向群众的舆论工作，以瓦解敌阵为目标展开的舆论工作。这一时段党的舆论思想，既从大量舆论工作的实践中透映出来，也在伴随红军长征的《红星》报上有所体现。这一时期的末端，也就是延安时期的开端。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拥有了相比于以前更大、更正规的革命根据地和新闻事业。与此相对应，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和新的境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有着深厚而又复杂的背景。
斗争形势与环境。从以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时段的简要勾勒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党内情况相当复杂。蒋介石叛变革命招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在腥风血雨中继续浴血奋战，坚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懈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枪杆子”。但在这一革命低潮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部出现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悲观情绪。这对于正在进行的革命战争来说，是相当不利的因素和状况。而为数不少的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缺乏了解，不理解、不信任的情绪普遍存在。宣传群众、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和进行旨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动员，任务艰巨。这些都不是靠“枪杆子”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有赖于用“笔杆子”进行正面的舆论传播，有赖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红军内部提振革命战争必胜的信心，消除一部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误解和误识。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舆论思想，必须正视和回答上述一系列难题。再则，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左”倾盲动主义和其他一些错误的指导思想时时作祟，难免也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党在坚持正确的舆论思想的过程中必须排除的党内的不利因素甚至是危险因素。
彼时情况的复杂性在于：党内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李立三在党报工作方面也曾提出过一些正确的意见。1930年5月，李立三在《党报》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党的整个组织来办”党报的观点。他提出：“党报是要党的整个组织来办的，单只靠分配办党报的少数同志来做，不只是做不好，而且就失掉了党报的意义！所以每个党的组织以及每个党员都有他对于党报的严重的任务：第一读党报，第二发行党报，第三替党报做文章，特别是供给党报以群众斗争的实际情形和教训。”[1]只靠少数人办党报，是不可能办好的。办了党报要有人阅读、有人发行，党报的文章需要每个党的组织以及每个党员一起来做。李立三的“党报是要党的整个组织来办的”见解是正确的。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主张，则更为全面、更为科学。
中国共产党使命任务的时代背景。纵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与其间各个历史时段不尽相同的任务相适应，因而也有着不尽相同的内容。以中央苏区时期为例，中国共产党作为在一定范围内掌握中央政权的政党，面临如下四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其中每一项任务都与通过革命宣传形成的舆论如何赢得人心密切相关。
一是进行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一次次反革命军事进攻，包括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回击由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历次“围剿”。在此过程中，进行正面的舆论传播，包括开展对敌舆论战，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都在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集中的体现。
二是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口号和行动是：“打土豪、分田地”；其目的是为广大农民群众争取实际利益，以动员他们参军、参战，支持革命战争，达到扩大革命阵营、打击和瓦解敌阵的目的。在此期间，消除不良舆论的负面影响，形成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革命舆论，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至关重要。
三是进行新生政权的建设。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旧的、反动的国家机器，建设新政权的目的是创造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的新世界，后者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建设根据地的过程中，须推进各个方面的工作和事业，维持红色政权的正常运行，形成一系列新的党政体制和工作机制并付诸实施。其间，涉及群众生产生活安排、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就此而论，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从事旨在赢得人心的舆论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不仅要通过舆论从精神上“摧垮”敌人，而且要通过舆论推动中央苏区各方面的建设。
四是抵制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举动的仇恨，出于对陈独秀实行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和“左”倾情绪在党内滋生并迅速蔓延。“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上已经开始显现。1930年6月11日，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领导，通过了集中体现“左”倾情绪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表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主导地位。该决议案的核心主张是：通过在一省或数省发动群众，尤其是通过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这一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军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1931年1月，党在以王明（陈绍禹）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王明所犯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2]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增加了党组织内部和革命队伍内部认知真理的复杂性和对敌斗争的曲折性。虽然党内斗争并不以传播社会舆论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但是抵制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并形成正确的思想共识，对于推动党的舆论思想在正确轨道上前进具有重要作用，其意义不言而喻。
如何摆脱“左”倾错误主导思想和路线的统治，寻找正确的革命斗争道路，在现实情况中面临重重阻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正确道路的开辟，以及对这条道路的理论阐述，是与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3]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教条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的理论核心和重要底蕴。坚守这样的核心，体现这样的底蕴，是对真理的坚持和捍卫，可能会受到排斥甚至遭遇很大的危险，因而需要有很大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