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诸点，都和此前（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构成了中央苏区时期党的舆论思想发展的特殊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舆论思想是与上述背景紧密相连的。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这一时段的舆论思想，已经拥有了与其政权的新情况相伴的舆论思想，其既与党的原先的舆论观有着一脉相承之处（继承了其中的精髓），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这是在研究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时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
突出而鲜明的特点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其中的一些段落所包含的历史生活内容，前后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尤其是中央苏区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有特色的一个时段，既不同于此前（党成立后至中央苏区建立之前的时期），也不同于此后（红军长征时期）。此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中央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共和国。与此相适应，党的新闻舆论思想也颇有特点。笔者认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最主要的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与宣传和宣传工作密切相关。事实上，不仅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他历史时期也是如此。
宣传是一种向对象宣达自己的观点并力求使之接受的传播活动。宣传活动的主体，既可以是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宣传的目的是使对象接受宣传者观点的影响，方式是借助于各种媒介向对象传播自己的观点，并以此实现宣传的目的。当然，宣传也会使用某些案例或事实，但有些不掌握真理的宣传者使用的案例并不是真实的，其事实是杜撰的或做过改头换面处理的。
在通常情况下，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难以截然分开。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和军队进行的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更是融为一体的。宣传的内容也就是用于形成舆论的内容和进行舆论传播的内容，宣传是为舆论传播而存在的。因此，关于宣传的见解往往也是舆论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当然，宣传和舆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宣传观（宣传思想）与舆论观（舆论思想）也并不能完全等同。舆论的主体与宣传的主体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具体来看，差别之一：新闻媒体既可以是舆论的主体（形成新闻舆论），也可以是宣传的主体（进行宣传活动）；公众则是公共舆论的主体（形成公众舆论），而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是宣传的主体（是宣传的对象即目标受众）。也就是说，舆论的相当一部分主体是公众（形成公众舆论），而公众一般来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宣传的主体。差别之二：公众舆论的重点在于“众议”“众论”（即公开发表意见），无“议”、无“论”或有“议”有“论”却无交集，都不可能形成公众舆论。因此，公众舆论总是以公众为主体，由他们公开表达意见并形成交集的方式而生成的；宣传（为数不少的宣传）是由新闻媒体、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或相应人士进行的，未必以“众议”“众论”的方式进行，一部分宣传甚至并不明确表达意见（例如文艺作品的创作和面世、文艺宣传队的宣传等就是如此）。舆论观（舆论思想）和宣传观（宣传思想）的区别与舆论和宣传的区别相对应。
在中央苏区时期，报刊固然是进行革命宣传最常使用的大众传播媒介，除此以外，标语、口号、传单、宣讲、文艺演出等也常被作为进行宣传的传播媒介使用，宣传是形成舆论的重要手段。因此，舆论观（舆论思想）总是包含了宣传观（宣传思想）的内容，舆论传播往往是通过宣传实现的。宣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思想包含了许多与宣传和宣传观有关的内容。
1927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总结茶陵工作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以及宣传、组织、武装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可见进行宣传工作是三大任务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完成上述各项任务的必由之路。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目前对一般工农群众的宣传，须极力揭破军阀及豪绅欺骗工农政策，多发表本党的主张。”[4]在这一论述中，他强调，宣传的对象是一般工农群众，通过宣传所要达到的目的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揭穿反动军阀及土豪劣绅对工农的欺骗，让工农群众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二是多发表本党的主张，让工农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基本主张。通过在以上两个方面所作的宣传，孤立敌人、瓦解敌阵，唤起工农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党的新闻事业蓬勃发展为党的舆论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基于其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该时期表现出的突出特点，可以说，相比于此前，这一基础更为坚实。
有关史料显示，中央苏区时期的新闻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2011年，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一书中的研究统计表明：中央苏区的各类报刊达到了312种，比传统所说中央苏区只有34种报刊多了接近10倍。[5]这一规模，超过了党的历史上的以往任何时期，也超过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报刊数量。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创建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即新华社的前身）。这在党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崭新的新闻宣传、舆论传播时代已经开启。
进而言之，这是党在自己的红色政权下所领导的新闻事业，可以公开地进行新闻宣传和舆论传播，而不必在处于地下状态或者半地下状态进行革命舆论的传播工作。这样的新闻事业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的内涵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发展。
多位领导人参与报刊活动为党的舆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从另一个方面说，党的多位领导人都参与了这一时期的报刊活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博古、项英、张闻天、任弼时、陈云、李富春、李维汉、杨尚昆等人，都为《红色中华》《斗争》等中央苏区的重要报刊撰写过社论和文章。不仅如此，瞿秋白、邓小平、张闻天还分别担任了《红色中华》、《红星》报和《斗争》的主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参与革命报刊活动的人数之众、阵容之强、投入之多，表明了领导人对新闻宣传、舆论传播工作的高度重视。必须抓紧、抓好报刊工作，已经成为党的高层领导集体性的自觉意识，这就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实践动力。党的舆论思想中的不少精辟见解，就是在上述领导人亲身参与新闻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党的舆论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瞿秋白、邓小平、张闻天、杨尚昆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是以自己关于新闻宣传、舆论传播方面的精辟见解，直接参与了本时期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在排除各种干扰性因素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特别是中央苏区时期的舆论思想，是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且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在中央苏区时期（及此前一段时间），党内的政治生态很不正常。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人物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曾受到党内错误路线的排斥，失去了领导权力和工作权利。他在1957年曾经回忆说：“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6]埋头研读马列著作，潜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理解其精髓，结合中国国情形成“山沟子里的马克思主义”，进而将舆论思想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舆论思想，使自己的舆论思想成为“山沟子里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这是毛泽东的舆论思想所体现的鲜明特色。
同一时期，在“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之下，党的另一重要人物邓小平，由于在中央苏区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莫须有地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因而被批判、被斗争、被撤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被撤销）。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理想信念，而是对“左”倾错误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不仅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坚持了正确的舆论思想，其舆论主张体现出了排除错误路线干扰的显著特点。
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特别是其间的中央苏区时段，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且有着相当的深邃性。
强调舆论和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井冈山及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毛泽东就舆论和舆论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一方面，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7]。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上，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并由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的第四部分为“红军宣传工作问题”。这一部分决议内容中有如下表述：“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8]如上所述，宣传工作和舆论工作密不可分，正如毛泽东主张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红军的工作包含多项内容，如扩充军队、对敌作战、筹措给养、进行训练和发动群众等等，其中哪一项工作都足够重要。而毛泽东却认为，可以用来赢得人心的宣传工作／舆论工作是第一个重大工作，因为这是一项直抵人心和影响人心的工作。如果能够通过舆论传播使广大群众心向往之，那么也就赢得了公众之心，据此，就有了革命队伍，也就有了很强的战斗力，有了在对敌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必备条件。而如若忽视实为放弃宣传工作，则无异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此语可谓一语中的。
毛泽东还主张：必须发挥一枝笔杆子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9]的特殊作用。“枪杆子”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笔杆子”则同样重要，有着前者不可取代的作用，对此不可忽视和轻视。前者可用于从肉体上消灭敌人；后者则可用于从心理上摧毁敌人。有了后者发挥的作用，前者的肉体即使没有被消灭，但他们已经丧失了战斗意志和战斗能力。这就是论定一枝“笔杆子”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的深层次原因。
另一方面，报刊是“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的武器”[10]。毛泽东曾经说过，“《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11]。他主张“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12]，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必须将“单”和“弹”都拿在手里，必须同时并用；如果光拿“枪弹”而不拿“宣传单”，那么就缺少了一种克敌制胜的重要的武器。毛泽东还把报刊视为“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宣传单和报刊都属于舆论工具，是“有力的武器”这样一种存在。其作用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攻破敌人的心理防线；二是可以在大范围内、深层次上发动群众，基本路径是让群众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从而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