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11日，瞿秋白在《红旗周报》第31期上发表《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工厂小报是宣传最广泛的群众工具。”[13]此时，瞿秋白并不在中央苏区而是在上海，所关注的是动员工人群众参与革命斗争。他关于工人小报的上述表述，体现了对报刊功能的真理性认知，与毛泽东关于报刊是“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的武器”的见解不谋而合。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工农群众的喉舌。1930年8月15日，《红旗日报》在发刊词《我们的任务》中，首次提出“在现在的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论断，并声明：“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同时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必然要成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14]《红色中华》则明确表示自己是“苏维埃政权下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的喉舌”。[15]
把报纸视为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工具，无疑是正确的。报纸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存在，必定为特定阶级所有，当然也就要为特定阶级服务。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为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服务。服务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作为喉舌为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发声（即以其喉舌的方式存在），表达其利益诉求。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完全符合阶级社会中中国共产党报纸的实际情况。
为宣传工作和舆论传播的正确与否划清了明确的界限。对于一些地方党组织在宣传方面的错误做法，毛泽东进行了尖锐批评。他说：“在各项工作中（如组织苏维埃、暴动队、分田、组织党等工作），完全不宣传其方法和意义，只是利用军事政治势力去逼着做‘不做就杀’，这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16]这是湘赣地区一些党组织当时存在的一种极其严重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此提出批评？因为湘赣地区一些党组织对该宣传的“革命的方法和意义”不宣传，致使群众对革命为何物一无所知，对如何革命不甚了了。这些党组织只是对群众用军事的、政治的势力进行逼迫（这是不得人心的），无怪乎这被毛泽东认定为“最严重的错误”。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对这种做法的强烈反对。他在上述论述中为宣传工作和舆论传播的正确与否划清了明确的界限，即：大力宣传革命的方法和意义，是正确的、可取的；只是利用军事政治势力去逼着群众做这做那，失去了赢得人心和获得群众心理支持这样的重要环节，便是错误的（甚至是“最严重的错误”）。
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指出：红军兵士不但是战斗员而且也是宣传员鼓动员。凡红军所到的地方，必须对当地的民众做很广大很充分的宣传，向他们解释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红军，我们为什么要斗争等等。要坚决反对那种沉默的游击战争，与旅行式的“行军”的方式。[17]“沉默的游击战争”，该发声而不发声，不可取；忽视宣传工作的旅行式“行军”的方式，亦不可取。在上述《决议》中，宣传鼓动工作该怎么做和不该怎么做，两者之间的界限被厘定得清清楚楚。
正确指明了报刊所具有的多种功能。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32年1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的《红星》报，在其发刊词《见面话》中写道：它（笔者注：指《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是一架大无线电台；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要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讨论会；要是全体红军的俱乐部；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会受到它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明白他们的罪恶。[18]
我们可以将以上文字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报功能的权威的、全面的表述。“大镜子”体现的是报刊真实地、负责任地报道事实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事实是怎么样的，就把它报道成怎么样，这和列宁的“镜子”说一脉相承：“它应当经常保持干净，摆放端正，它所反映的东西，都不应失真”[19]，强调党报要在传播事实的过程中传播真理；“大无线电台”，旨在及时快速传播资讯，充分体现时效性和实效性；“政治工作指导员”“政治工作讨论会”，旨在对政治思想工作进行及时而有效的指导；“全体红军的俱乐部”，旨在为红军将士提供健康的娱乐；“裁判员”，则旨在对各类丑恶和罪恶行为进行揭露、监督、批判。《红星》报的报刊功能观，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该阶段舆论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的舆论监督观尤其突出地体现了真理性的光芒。
坚持和恪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引发正面舆论的新闻所必须具备的品格。毛泽东对新闻的真实性非常重视、多次强调，坚决反对在新闻宣传中“扯谎”和说假话。1931年3月14日，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毛泽东下发了关于《怎样办〈时事简报〉》的通令。他在《通令》中明确指出：报纸“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20]。扯谎的本质是“离事实太远”，其表现是凭主观意愿或夸大、或缩小客观事实，属于马克思所否定的“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21]那样一种情况。实践证明，扯谎者的说法和做法是极其有害的，原因在于：公众一旦了解了事实真相并和与此对应的新闻宣传相对照，不仅会对具体的新闻报道进行质疑，而且会对整个宣传的公信力产生根本性的怀疑。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一文中，瞿秋白提出：“工厂小报必须着重在具体的、切实的、绝对不夸大不吹牛的消息”，“必须把这一工厂里的‘新闻’，关于每个青年工人的‘事件’……都要正确地迅速地记载到工厂小报上去”[22]。工厂小报尚且如此，党报就更应该如此。
在中央苏区时期，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宣传部长和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的张闻天，身负领导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重任。他针对新闻中的不真实甚至虚假的现象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我们不需要在我们的真实性上加以什么粉饰”，“我们不是沉醉于自己美梦的空想家，我们也不是由于我们自己工作的缺点与错误而陷于悲观失望的无气节分子。我们是从目前的现实出发，依照我们的工作路线改造这一现实而稳着脚步前进的马克思主义者”[23]。在新闻中需要真实，而如果真实加上了粉饰也就变得不真实了。沉浸于美梦的“空想家”和无气节可言的悲观主义者，在对待新闻真实性的问题上并不存在本质差别，他们的一致之处是严重背离客观事实。
“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以“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在《怎样办〈时事简报〉》中，毛泽东探讨了《时事简报》怎样才能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问题。
在该文中，他曾经作过如下富有深意的表述：“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24]。对于“士兵和群众”来说，是觉得报纸有趣才会去阅读。如果他们没有“看报的兴趣”，又何来“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如果报纸办得索然无味，“士兵和群众”怎么可能看报呢？对于传播者来说，是因作为传播对象的“士兵和群众”看报才能取得“所要取得的效果”，其间的条件关系十分清晰。因此，“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对于办报者来说是一个刚性命题。
毛泽东在该文中还提出：“红军编的《时事简报》，它的内容国内国际消息要少，只占十分之三，本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赤卫队、AB团造谣、共产党开会等等，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登载”[25]。
西方新闻学中的新闻价值理论包含了接近性原理。毛泽东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以自己的睿智和谋略探索了这方面的规律。引动读者看报的兴趣，更深的要旨在于登载“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消息，不登载“不关紧急的事”，此为将与群众的关联度高低作为内容取舍的标准。这既是一种编辑方针和操作规程方面的策略，同时又是尊重群众的真实反映和对受众心理有着深刻把握的具体表现。
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和优良的文风传播真理。任何宣传要为广大群众所乐意接受，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内容体现出真理性，且切合群众的切身利益；其二，传播时使用的语言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体现出优良的文风。上述两条缺一不可。
毛泽东在1931年谈到怎样办《时事简报》时说，一定要用群众的语言进行宣传，“红军的《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26]。这不仅是宣传对象能听懂、能理解宣传内容之所需，而且也是宣传者尊重群众和具有群众观点的充分体现。这样向群众进行宣传，方才能够收到最佳的效果。
张闻天曾经说过：“‘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实际上是由于脱离了群众，由于不知道宣传鼓动的对象是什么。这样的宣传鼓动，自然只能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了。这样的宣传鼓动，自然会变成学院式的、没有生命的、缺乏群众性与煽动性的了。”[27]彼时，他就已经对“党八股”式的恶劣文风进行了批判，并且指明了“党八股”的本质在于脱离群众，表现是死板、千篇一律、没有生命，可谓针针见血。
1933年到达瑞金，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局党校副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的杨尚昆认为：“宣传内容上要尽可能的通俗易懂，群众能够看懂明白，力求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来丰富宣传内容”[28]。内容通俗方才可能让群众觉得易懂，易懂方才可能让群众看明白；如果使用的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宣传的效果就会更好。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之一。但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得到了很大发展，为当时党的新闻宣传、舆论传播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为以后的舆论工作提供了指南。在党的舆论思想史上，这是很重要的一页。
注释
[1][1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27、21页。
[2]《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2015年1月15日，http://www.71.cn/2015/0115/796652.shtml。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93页。
[5]傅柒生：《红色的记忆 革命的典藏——关于中央苏区报刊概述》，2011年7月13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1/2011-07-13/99903.html。
[6]思秦：《毛泽东：“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7][8][10][11]《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6、96、263、259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36页。
[1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13][2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9、400页。
[15]洛甫：《使“红中”更变为群众的报纸》，《红色中华》，1933年8月10日。
[1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五册），2011年，第637页。
[17]《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2011年9月30日，http://app.71.cn/print.php?contentid=630805。
[18]《百年小平》（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19][21]《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283页。
[20][24][25][26]《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32页。
[23]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斗争》，1933年第38期。
[27]张闻天：《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斗争》，1932年第31期。
[28]杨尚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斗争》，1933年第2期。
责 编／张 贝
The Public Opinion Thought of the CPC During the Second Domestic Revolutionary War: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Ding Boquan
Abstract: The public opinion thought of the CPC during the second domestic revolutionary war has a deep and complex backgroun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truggle situation was grim and the inner-Party situation was complex, facing major and urgent tasks. The thought of public opin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publicity and the publicity work.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journalism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thought of public opinion. The participation of a number of leaders in newspaper activities provided good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thought of public opinion. The Party's thought of public opinion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eliminating various interfering factors. And in this period, it had rich connotations: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public opinion work, thinks that newspapers are the tool of class struggle and the mouthpiece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draws a clear line between the correct and wrong publicity work and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correctly points out the various functions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nd advocates adhering to and abiding by the principle of news authenticity, "arousing the interest of soldiers and the masses in reading newspapers" to "achieve the results we want", and spreading the truth with understandable words and excellent style of writing.
Keywords: The second domestic revolutionary war, CPC, public opinion and ideology, publi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