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以内需为主导，特别是迈向高收入阶段时，居民消费逐渐成为内需的主体。加快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举措，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强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之举。
适应和把握居民消费的趋势性变化。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居民生活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消费领域呈现诸多新特征新趋势。
一是消费增长点主要在服务领域。“十三五”时期，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消费年均增长6.9%，高于商品消费1.3个百分点。若剔除疫情导致居民减少非必要服务消费的影响，过去五年人均服务消费的增速可能更高。与此前每一轮消费升级由家电、汽车、住宅这样的单一增长点主导不同，现阶段的服务消费增长点多面广，文娱、教育、家政等不一而足。
二是品质消费不断向全领域拓展。近年来，居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从“有”向“好”加快迈进，城乡消费落差明显缩小。其中，膳食方面对优质蛋白的摄入量大幅增加，衣着方面对款式、舒适度的要求提高，耐用品方面从单纯购买功能性产品向重视场景体验转变。加之居民闲暇时间的延长，促进了旅行度假等消费快速增长。
三是数字化技术贯通线上线下消费。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居民线上消费的黏性明显增强，疫情的持续更强化了这一趋势。除网络购物外，直播带货、电影网络首播、云旅游等新业态新模式应运而生。直播带货模式及相关数字化服务技术更是被一些外资零售企业在我国成功实践后反向输回母国。同时，一些线下实体店也在积极应用新技术，通过营造时尚舒适的数字化场景，捕捉消费者需求动向和偏好，也逐渐成为新品发布和体验的重要流量入口。
四是“一老一少”成为消费升级和创新的重要力量。虽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但70岁以下的低龄老年人将近1.5亿，占全部老年人的55.8%，这些人大多具有经验、技能等优势，身体较为健康，易于接受新的消费方式，在扩大消费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同时，“90后”、“00后”的年轻人成长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更加自信，敢于尝新，成为引领国货国潮等消费创新的主力。
五是中高端消费进一步集聚化。随着我国城市化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大型中心城市在集聚都市圈、城市群中高端消费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特别是海南自贸港发展离岛免税购物、上海等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吸引国内外知名品牌首发首秀首展，将很大程度上强化这一趋势。
六是健康、绿色的消费观念更深入人心。这样的观念转变反映了居民对生活质量改善的需求和消费升级的趋势。居民越来越追求由内而外的健康，更加重视均衡的膳食、规律的锻炼，注重加强自身防护和提高免疫力。同时，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逐步推广，也有利于居民培养节约、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从供需两侧发力提高居民消费占内需比重。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有机结合，将就业、收入、消费一体考虑，不断扩大和满足居民消费。
一是进一步创新和扩大有效供给。大力发展既满足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的需求，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服务消费。取消文化、体育、教育、养老等领域不合理和歧视性准入条件，探索最简告知承诺制审批，支持社会力量增加有效供给。促进机动车、家电和电子产品消费等更新换代，增强消费体验。引导各类企业和互联网平台提高商业模式创新的可持续性。营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生态，促进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相互转化和带动。大力发展商旅文体融合的新业态，鼓励企业在产品设计、时尚体验等方面融入国潮元素。大力发展免税零售业态，可研究评估将海南自贸港的部分离岛免税政策复制到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增设市内免税店，将美妆、服装、电子产品等领域国产知名品牌纳入免税销售范围。
二是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消费环境。支持开展各类特色消费节庆活动，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推行场景内跨业态消费积分互通互兑。扩大地方专项债使用范围，支持新型消费发展相关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建立产品和服务消费后评价体系，健全小额诉讼救济机制，加大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力度。规范盲盒市场经营秩序，探索碳减排积分奖励机制。围绕老年人等特定群体的高频消费内容，在推广智能化服务的同时，保留和改进传统服务方式。
三是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互联网平台生态体系就业潜力，带动更多劳动者依托平台就业创业。进一步扩大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试点，将动态发布的新职业及时纳入职业培训补贴范围。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完善各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研究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适当增加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等专项扣除额度。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扩大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提高税收优惠力度。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改革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降低居民债务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