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度的治理价值在于实践、在于执行，国家制度的治理价值要能通过治理实践来发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的重要意义和时代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才能更好推进“中国之治”治理水平的现代化发展；同时，只有不断提升“中国之治”的治理效能，才能凸显出“中国之制”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中国之制 中国之治 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完善和发展“中国之制”、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的重要意义和时代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决定》中高度凝练的13个显著优势为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量身定做了“行程图”“时刻表”和“说明书”。
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的理论创新
《决定》第一次以具有历史意义的论述视角将我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构建什么样的治理体系以及怎样巩固和发展“中国之制”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中国之制”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实际国情发展下的重要理论果实，是我们党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中国之治”是“中国之制”的治理价值的集中体现，“中国之制”是“中国之治”的核心关键。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才能更好推进“中国之治”治理水平的现代化发展；同时，只有不断提升“中国之治”的治理效能，才能凸显出“中国之制”的实践价值。“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二者之间内在逻辑紧密相连，互为支撑，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决定》中也进一步将实现“中国之制”的治理价值转化为“中国之治”的治理实践成果作为国家建设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这是我国首次将“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关键作用上升到国家重点战略任务的高度。“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具有独特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优势和深厚的现实意蕴，不但能为全面深化改革“定盘子”，而且能够为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方向”。《决定》创新性地将完善和发展“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的治理效能范围由之前“四个全面”中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升级为“总体目标”，虽一字之差，但“中国之制”的治理实践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战略地位以及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之制”离不开“中国之治”这个现实治理实践“肉体”，“中国之治”离不开“中国之制”在国家治理实践过程中的价值归因。
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的实践成果
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独特价值。我们党坚持以中国实际国情为“中国之制”建立和完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国情出发为国家制度完善方向，使得我国制度体系建设与治理能力建设能够与时俱进，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历史成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下扎根于中国并发扬光大。尤其是苏联解体后，部分西方政治学家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大获全胜，甚至出现了“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虽然度过了此次危机，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合法性上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必然将在短期内崩溃。然而“中国之制”的政治价值与实践价值不仅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而且在时代的浪潮中愈发亮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像“中国崩溃论”预言的那样崩溃，还在不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凝结为具有显著治理实践价值的“中国之制”。“中国之治”的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保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的“中国之制”的治理价值的实践与应用。
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推动了平安中国取得重要成效。“平安中国”是“中国之制”的治理价值实践成果。“中国之治”治理效能的重要标准在于“平安”二字，同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体制相比，“中国之制”的治理价值在于平安、和谐、稳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谓“民主”制度下的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并不能给民众带来平安，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应对乏力。而中国却能够在“中国之制”的治理价值规范下，快速遏制疫情蔓延的速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建立起雷神山与火神山两座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这不仅体现了“中国速度”，更体现了“中国之制”治理价值在“中国之治”治理实践中的力度与速度。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以“中国之制”治理价值归因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规范准则，不断提升“中国之治”的治理实践效能，才能让“平安中国”成为世界范围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平安需求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最为基本的民生需求，随着世界大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不断增加，只有坚持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之制”，以“中国之制”的治理价值归因提升“中国之治”的治理实践能力，才能进一步增强“平安中国”的治理价值。“平安中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党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之制”，不断推进“中国之治”而得来的实践成果。
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迈向新台阶。在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改革促发展，不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强大的“中国之治”的治理效能维护经济稳定运行，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大范围低迷的情形下依旧能够保持稳步增长。不论是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以99.1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总额六分之一、2020年国内经济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还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现同2010年相比翻一番、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突破一万美元，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亦或是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全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无不以经济发展的实践成果向世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的“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改革和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只有坚持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经济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能将我国经济推向更高质量发展轨道，使我国早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的实现路径
党的领导是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之制”治理实践价值不断完善提升的重要保障，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在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过程中所展现并将持续展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政治优势和治理效能。我们党拥有能够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强、伟大的核心领导力量，拥有能够建立广泛群众基础、凝结全国人民意志、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的科学指导思想，我们党能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上至下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为党的执政工作标准、坚持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人民，我们党能够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能够带领中华民族不断走向伟大复兴，这无一不体现出党的领导是打造“中国之制”治理价值的“加速器”，更是提升“中国之治”治理效能的“承重杆”。在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的治理价值转化过程中要突出党的领导，通过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障，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各项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时效性，不断将“中国之制”治理实践价值优势转化为“中国之治”治理效能的现实体现。
治理主体之间的全面协同是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的重要发展力量。提升“中国之治”的治理效能，必须优化各个治理主体的组织结构，科学合理设置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组织结构，明确治理主体的职责权限，尤其是要发挥好党委、人大、政府、纪检监察机关以及政协等在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中的作用。要通过全面协同、高效整合、规范运营，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实现各项资源有效整合和科学配置，激发“中国之治”治理实践效能的“共生”效应、“联动”效应，从而实现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其中首先要发挥好党委领导作用，加强党委对各个治理主体的领导，健全治理主体之间协调体制机制，高效整合各个治理体系的有效资源，科学合理地化解“中国之制”治理价值转化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从而使得治理主体在治理实践过程中实现困难联办、任务联动、安全合创的高效的治理实践局面。其次要发挥好政府职能作用，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主体之一，通过不断完善发展信息互通、公开公正、依规办事、资源共享、工作联动机制，将制度的治理价值内化于政府各项职能。同时，积极探索治理能力扁平化运营模式，在治理过程中实现治理体系顶层运筹帷幄、治理体系中层运转高效、治理体系底层落实有力的运转体系，从而提高快速响应、精准落地的治理能力。最后要发挥好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实践作用，通过创新构建社会多方参与国家治理的体系平台，提升社会治理主体的维度与广度，加大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培育力度，畅通和规范新阶层、新主体的参与渠道和途径，以开放性的姿态吸纳各方社会治理主体协同治理，从而完善国家治理工作格局，增强治理主体的协同性，为将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提供重要转化力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的精神内涵。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的宗旨是为了人民。只有以人民的多样化生活需要和治理需求为出发点，“中国之治”才能从更宽领域、更高标准以更好的姿态适应社会矛盾新变化。因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安民惠民作为第一选择，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的核心内涵。首先是通过拓展人民群众参与“中国之治”治理价值实践渠道，畅通人民群众参与渠道、创新“大数据+群众”治理机制，给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提供充分保障。其次要通过拓展民主协商载体，统筹兼顾不同阶层的多元化治理需求，完善治理主体听政决策机制，加强群众的事由群众商量制度的治理实践效能，在平等对话中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中国之治”。最后要拓展人民群众评价体系，以人民满意为评价标准，健全科学评价体制机制，加大群众评价意见在治理效能考核中的比重，让人民群众手中实实在在地抓住“中国之治”的“表决器”。
（作者为西南石油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讲师）
【参考文献】
①乔国蓉、高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逻辑分析》，《大连干部学刊》，2021年第2期。
②杜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彰显及整体性建设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责编/于洪清 美编/王梦雅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