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大流行，民族国家建设整体思路也需要不断调整。基于此，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升治理能力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前提；发展市场经济，构建有效市场是促进多民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培育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心理基础；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是凝聚多民族成员共识的精神家园；守住人民底线，增强制度的包容性，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多民族国家 国家建设 实践进路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后发多民族国家是指发展起步较晚，在两次世界大战后通过追赶型战略赶上时代的多民族国家。追赶型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与西方主流早发国家模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因此，总结先发国家经验教训，基于后发多民族国家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探索适合后发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国家建设实践进路，就成为其迎头赶上先发国家的关键。
必须依靠“有为”政府，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近年来，民族分离主义、次贷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等一系列复杂事件给后发多民族国家带来巨大挑战。应对这一系列复杂问题，客观上需要国家发挥主导作用，持续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同时也需要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主张的“最小政府”进行深刻反思。
相对于先发国家，一些后发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水平客观上受到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理能力、政治文化与法治观念以及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等的制约。绝大多数多民族国家脱胎于传统社会，其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固有旧观念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根深蒂固，基于契约关系的平等观念基础十分薄弱。从整个历史进程看，一些多民族国家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追赶者的角色，需要政府对有限资源进行合理统筹与配置。由于已有世界经济体系分工很容易导致像拉美国家式的依附性发展，因而这些国家也面临着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分工等深层次问题。此外，一些后发多民族国家还需要处理日益复杂的民族矛盾、与邻国在领土和海权等方面的争议等一系列问题。
纵观民族国家发展史，政府的推动力在先发国家开启现代化的早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早期英国的崛起至少依赖两个条件：以军事为基础的殖民掠夺和政府推动的重商主义。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格申克隆、刘易斯等人就提出，早先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似乎是依赖市场的自发秩序获得了发展的第一桶金，但其背后来自国家的支持经常被人们所忽视。格申克隆在《用历史眼光看待经济落后》中指出，“一国经济越落后，工业化起步越晚，越需要中央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出发，分析政府在英国、美国现代化中的重大作用，指出：“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政府的积极推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济上取得进展。”①可见，就算是将自由主义奉为圭臬的早发国家，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大力支持依然必不可少。
必须建构“有效”市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后发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大多受专制主义与殖民者掠夺与剥削，其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外发型特征，这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内生型现代化模式存在着本质差异。内生型现代化模式是在各种要素市场发育较好、市场经济较为完善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突出强调世俗权力与宗教信仰的二元对立，强调在分权制衡基础上的发展完善。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市场的缓慢发展、成熟与完善紧密相关。市场经济促进了平等意识的觉醒，促进了民主、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传统社会赖以维系的诸如民族、宗族、部落以及庇护—效忠等纵向等级关系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被消解，市场的理性培育与发展壮大会逐渐夯实平等、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基础，从而使整个社会完成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型。
后发国家往往面临着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市场经济发育的非充分性以及宗教、民族和文化差异导致的异质性等状况，为了迅速实现追赶战略，往往需要政府在产业政策扶植、秩序建构、安全兜底、关键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希尔·格林指出，后发国家一定要警惕“最小国家”认识论陷阱，“政府权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威胁，相反，通过‘有为’政府构建‘有效’市场，通过二者的有机配合与相互补充可以为全体成员创造更加广泛的发展空间，谋取更多更好的利益。”②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健康成熟的市场经济客观上是政府积极引导和培育的结果，通过“有为”政府的介入才能有效矫正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从而进一步促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统一。
必须强化国家认同，夯实国家建设的心理基础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断言：“全球化带来了人们生活和认同方式的深刻改变，导致国家认同的建构变得愈发艰难。”③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其内部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宗教、民族关系问题，当前对多民族国家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思想，二者常常宣扬一种极端的价值取向，鼓吹本民族超出其他族属的优越感和狭隘的政治忠诚，甚至将这种狭隘的忠诚演绎为本民族成员一种绝对的历史使命。在全球化时代，极端思想极易跨越国境在全球范围内弥漫，增加民族国家建设的不确定性。
民族国家除了需要积极有为的政府和统一规范的市场外，更需要强化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认同建设。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与文化基础是国家建设的黏合剂和心理基础，反映在国家建设层面，就是有效处理“国家与民族、公民身份与族群身份、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国家认同的层次看，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只有置于国家整体建构之下才能实现，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议题之一就是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促进文化交融和情感共鸣，通过切切实实的获得感增强成员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强化共同体建设的心理基础。
必须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守护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自信是汇聚国家力量的源泉，文化建设关乎多民族国家精神家园的建设。加强后发多民族国家文化联系，核心议题就是把“操持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分属不同种族、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等存在较大差异的不同族属整合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④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各自不同的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历史传统，这些属于不同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共同铸就了多元文化和多维文明。不同的语言、观念、信仰、习俗等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们紧密联结在一起，构成同一民族认同的基础，但也可能成为不同民族之间冲突的潜在导火索。
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各种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应把“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作为处理不同族群之间关系的一般准则，摒弃基于狭隘的族属认同所产生的虚幻优越感。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文化多样性意味着基于不同信仰和文化的权利都应得到平等对待。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谈及不同文化之间如何和谐共处时指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⑤“各美其美”指在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的民族群体在文化上都有其优点，不存在单一与纯粹的美。多民族国家真正的美不在于整齐划一，而在于“一体多元”“和而不同”。“美人之美”就是要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生活习惯，做到平等相待，相互宽容，和谐共荣。“美美与共”指化解不同民族在利益、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时应采取对话、协商而不是对抗、排斥的方式。如此自然会走向各民族普遍平等、团结的“天下大同”。
必须守住人民底线，增强制度建设的包容性
多民族国家建设除了需要文化建设这些柔性机制之外，包容性制度建设同样不可或缺。“所谓包容，就是指政治共同体对所有的公民都保持开放状态，不管他们有怎样的出身。”⑥包容性制度对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通过保护产权、鼓励公平竞争、提供基本兜底公共服务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发展成果的普遍共享。
构建包容性的制度，首先必须守住人民这一根本底线，这需要从人民立场出发设计制度，承认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法律地位，使不同的族群能够在宪法的框架下获得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守住人民底线不仅需要考虑国家制度建设的现实合理性，根据对应的社会现实、文化和历史传统设计政治制度，还需要考虑到政治体系内的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使其“能够享受国家制度所带来的自由、发展与幸福。”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在涉及保证少数族群权利的制度安排时，必须不断增强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位成员的获得感，让他们切实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能从国家持续繁荣中获得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避免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质上无权”⑦的境况。
国家认同建构本质上是相互建构的过程，“既有赖于国家对民众的国家认同的建构，也有赖于个人建构自己的国家认同”。⑧国家认同的实现，除了需要跨越狭隘的族群认同，建设更高层次的“包容他者”的认同外，还需要有切实可行实现不同族群利益的国家政治制度保障，歧视或者带有偏袒某一族群的制度安排无助于实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多民族国家制度建设的包容性是检验其国家建设的重要标尺。
当今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族群利益冲突加剧、族群关系日趋紧张，国家政治稳定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给多民族国家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于危局中开先局，于变局中开新局”需要多民族国家不断反思国家建设的进路，找准国家治理的漏洞，补齐国家治理的短板。这一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需要“有为”政府的积极推动；需要“有效”市场的发育与壮大；需要通过筑牢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国家认同；需要通过发展繁荣民族文化守护共有精神家园；需要不断增强制度的包容性，凝聚民族团结向心力，培养对国家的认同度和忠诚感。最终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汇聚起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团结奋斗、建设国家的磅礴伟力。
（作者为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本文系2021年度辽宁省教育厅基本科研项目“当代西方国家政治与治理的制度性困境分析”（项目编号：LJKR039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美]刘易斯著、郭金兴等译：《经济增长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②何汝壁、伊承哲：《西方政治思想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郭忠华、何莉君译：《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④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⑤费孝通：《跨文化的“席明纳”》，《读书》，1997年第10期。
⑥[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⑦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⑧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责编/靳佳（见习）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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