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文明形态变革最核心和基础的物质性力量在于人的劳动，而劳动方式的转型是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重要杠杆和表征。渔猎农耕时代形成的是以手工劳动为主要方式的“手工文明”，工业时代发展为以机器劳动为主要方式的“机器文明”，智能时代则基于数字劳动而不断推动和丰富着“数字文明”。但无论是手工文明、机器文明还是数字文明，文明最根本的精神内核仍在于价值观的构建和引领，特别是智能时代，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引领文明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方向性意义。就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而言，有价值导引的数字文明将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提供极为重要的文明支撑。
【关键词】劳动方式 文明形态 手工文明 机器文明 数字文明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迄今为止，人类创造了多种形态的文明：从时间演进的角度看，有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从地域空间的角度看，有东方文明、西方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等；从劳动方式的角度看，有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等。但诚如马克思所言：一种文明是什么样的，“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由此可见，文明形态演进既与具体的地域时空有关，更与作为核心和基础的物质性力量——人的劳动及其方式的变革有关。对此，可以说，作为人类文明重要表征的劳动方式，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测量器、指示器，更是人类文明的变革器、加速器。
渔猎农耕时代的“手工文明”
劳动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和源泉，而手工劳动则是劳动的最基础形式，人类早期文明的开创与积累主要依赖于手工劳动。恩格斯曾指出：“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对于原始人而言，那些最古老的工具——用于打猎和捕鱼的工具，不仅可以用于生产，而且可以用于自卫。正是出于基本的改造和征服自然界的“生存”需要，人类的手工劳动由简单走向复杂，由粗糙走向精细，人与动物逐渐拉大了间距，进而开启了不同于动物的类生活，创造了属人的渔猎、农耕文明。
渔猎农耕文明时代，被解放了的、自由的“手”所直接操作的手工劳动是最基础的劳动方式。手工劳动是渔猎文明、农业文明的基本依托，其创造了诸多时代的文化精品，擎起了人类手工文明的大厦。考古学家苏秉琦曾指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之一就是基于灵巧的手，精于工艺和创造。他指出，早在北京人时代，就已经开始“用劣质石材制造出超越时代的高级工具，例如用脉石英石片修整成尖锐、锋利的小型石器等”①。此外，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以及印度的阿旃陀石窟等，都体现了手工劳动的巧夺天工，展现了农耕文明的神奇伟力。在这里，手工劳动成为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满天星斗之文明格局不竭的源泉和动力，并积累、沉淀为手工文明。
然而，手工劳动毕竟属于以私人劳动为基础的个体化生产。以手工劳动为基础形成的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致使人们的社会关系相对简单。这也使人数众多的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②。同时，尽管农耕时代的人类也在谋求改造和征服自然界，但面对强大的自然界，人的影响和干预并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么强那么大。与此相适应，人只能以多种形式“依赖”于他人，这种“人的依赖关系”成为手工文明状态下人的存在方式的主导形态。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手工劳动的局限性越发凸显，人类必须进一步“延长”自己的肢体和大脑以满足更多的需求和欲望，这就有了手工工场。手工工场是手工劳动发展的高级阶段，但面对不断扩大的市场以及不断增加的更大的需求，即使是手工工场也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人类需求。于是，蒸汽机引发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逐步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人类开启了从“手工文明”走向“机器文明”的时代。
工业时代的“机器文明”
围绕如何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及获得更高的利润，人类不断改进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标志的生产工具，制造并采用更有效率的大机器，以便开展更加丰富而复杂的劳动。同时，借助以大机器动力不断升级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工业文明被赋予更加慑人的威力，地球被打上更加深刻的人的意志印记。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指出，人类总共出现了四次相继的工业革命，“这四次工业革命分别是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内燃机革命和核能革命”③，这四次工业革命围绕的核心其实都是机器，特别是机器动力的升级换代。正是在谋求机器及其动力的升级换代过程中，人类的机器文明时代不断展开而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发展奇迹。
机器劳动是工业文明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支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不断细化，“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机器运转的加速与人的价值的贬值几乎是在同步运行，致使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坠落为“机器”。正如马克思针对机器时代工人的异化时所批判的：“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与手工劳动相比，机器劳动中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更少，这也使劳动者的诸多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丧失，人只不过是不同载体的劳动工具而已。拥有机器的人成了雇佣者，雇佣劳动使资本得以形成和增值，使财富在私人手里不断积累，使人的存在状态在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后，却被“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捕获。但从文明进步的角度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机器文明”高于“手工文明”中人的存在状态的理论表征。
然而，机器文明不仅带来了财富的快速增长和人的存在状态的进步，而且带来了财富的不平等积累、人对物的片面依赖性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问题。面对蕴藏在社会劳动里的巨大生产力，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实际上是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自然之中，人类与其他一切生物相比优越之处正在于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曾明确地提出，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仅呈现为学会利用大自然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能够渐渐学会认清人类的生产活动所产生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并且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因劳动而获得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遗憾的是，尽管与手工文明相比，机器文明时代更有确定感，但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我们生活的社会和物质世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为不确定性”，而这种“人为不确定性”源自人类改变历史进程以及自然形态的企图。
在机器文明的初始期，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拉·梅特里曾作出“人是机器”这一标志性论断。这一哲学论断既是对封建神学的有力宣战，也是对那一时期机器文明的实质宣言。从劳动方式的角度看，“人是机器”也以凝练的语言揭示了机器文明时代人的劳动方式的总体特征。正是在劳动方式不断更新的过程中，作为智能生命的人以模拟自己思维的方式赋予机器以“智能”的力量，甚至一定程度地实现了“机器是人”的转换。这一文明史演进的“哥白尼式革命”开启了智能时代的数字文明大门。
智能时代的“数字文明”
智能时代，数字劳动是所有劳动形式的鲜明标志，并且成为智能时代劳动的一种重要方式。与传统劳动方式相比，数字劳动必须借助电脑、网络等设备和设施，在数据采集、存储、开发等环节中实现互联互通，以数字劳动的方式创造价值。
一方面，智能时代的数字劳动拓展并延伸了人的脑力和体力，推动了社会发展与人的进步。与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一样，数字劳动的丰富与发展离不开人脑的想象力和抽象力，这种想象力和抽象力已然成为现代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数字劳动正是基于人脑的想象力和抽象力，模拟并试图再造强大的“人脑”，赋予机器以一定程度上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使“机器是人”。同时，数字劳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带给现代生活更加丰富多样的深刻变化，为人的自由发展创设了新平台，也铺设了走向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新桥梁。
另一方面，智能时代的数字劳动也可能加剧资本与技术对人的双重宰制，甚至使世界面临“失控”的险境。在资本的统摄下，数字劳动会扩大数字鸿沟、拉大贫富差距，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进而消解技术的积极性，甚至使人再次沦为机器。在利润的诱惑下，不受劳动时间、空间限制的数字劳动会侵占劳动者的休息时间，甚至使劳动加剧演变为“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的消极活动。在技术的统摄下，人们的生产、生活越发依赖于数字技术。可以说，数字技术在支撑起现代社会文明空间的同时，也使过分依赖数字技术的现代人可能丧失了人的脑力与体力的部分功能，使失去正确价值导向的数字技术反过来威胁人。数字文明时代，消解和规避资本与技术的双重宰制，首先需要先进的社会制度予以保障；其次，逃离双重宰制还需要正确的价值引领，使技术成为可知、可控、可用、可靠的技术；最后，在控制“外部风险”的同时，控制“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使技术成为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技术，让技术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与以往的文明形态相比，数字文明时代的价值导引具有更为重要的方向性意义。
如今，中国已经开启数字文明的大门，正走在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这是一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路。这种人民性、共享性、公正性、生态性的价值引领使数字劳动拥有了精神指向和“温度”，使其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有“灵魂”的劳动。在此意义上，有价值引导的数字文明是对资本与技术实现双重超越的共享文明，这种共享文明不仅使中华文明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而且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引领人类迈进数字文明时代。
（作者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三维会通’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9VSZ106）、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党百年专项“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依规治党的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21B13）、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文化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9LZY00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6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3页。
③[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常绍民等译：《文明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95页。
责编/谢帅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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