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方向和时代呼唤,又展现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现代文明进程的必然结果。在文明内部实践中,不断摒弃以资本为中心,不断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二元结构,逐渐探索和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谐统一的文明结构。在文明相互交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始终尊重差异、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在充分尊重各种人类文明价值平等和相互区别的原则基础上,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上述方面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特点。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明形态 文明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明问题涉及民族、国家的认同,同时又是超越民族、国家等传统认同对象的崭新领域,因而是当今国内外思想理论界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放眼当今世界,信息科技取得突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关系深刻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重塑,世界各国社会结构不断调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一系列重大事件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相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一种崭新类型和形态,既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方向和时代呼唤,又展现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现代文明进程的必然结果
与充斥着神性、迷信、无知的前现代文明相比,现代文明是一个以人性扬弃神性、以理性驱逐迷信、以科学替代无知的时代,人类在高举理性旗帜的过程中确立起了自己的世界历史主体地位,人类探索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受到了极大鼓舞。科技突飞猛进、社会商品丰富、教育普及化、医疗卫生水平显著提升、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历史时期能够像现代社会那样,给人类带来如此巨大的发展空间。现代社会的上述显著特征,被世界人民共同接受和广泛享有,并且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关于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从18世纪60年代至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用2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了现代社会。与之相较,我国仅用70多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创造了彪炳人类史册的罕见发展奇迹。虽然进入现代社会的起点不同,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如今,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戮力前行,已经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共同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启的现代文明新阶段。
虽然中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同处于现代社会,然而中西方国家采取的现代文明道路显著不同。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中,劳动主体和客体对象之间分离的关系导致了,虽然“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在生产力取得巨大成绩的背后却是理性的偏执和滥用。理性被简单等同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光芒被日益遮蔽。对于工具理性的过分依赖和崇信,导致社会发展如同脱缰的野马,越来越偏离以人类解放为最高价值的现代文明基本方向,导致了严重的文明悖论。对此,一些近代西方文明理论家屈服于“一切文明社会都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不合理现实,主张“文明需要一个有闲阶级存在,而有闲阶级又需要奴隶存在”,把人民贬低为“贡献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养活别人的人们”,从而把文明看作部分人享有的特权。对此,马克思揭示了文明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西方的现代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内核,是资本主导的现代文明。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本在事实上代替了劳动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因此,在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日趋紧张、分裂,甚至对立,导致社会矛盾频发,环境问题突出。人的生存状况日益异化,人的存在价值日趋虚无化。人类文明陷入“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之两难境地而无法自拔。随着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加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在通过经济全球扩张、意识形态渗透等方式,深刻影响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内在紧张也在通过对外转移和输出的方式,不断引发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社会动荡。
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诸种悖论,马克思敏锐发现了其内在紧张关系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体化,而非劳动主体化。他发现,工业文明启动的现代社会实质上并非人的主体性的真正确立,而是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的事实确立。这种独立性是片面的、部分的、不完整的,具有很强的虚假成分。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痼疾,随着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日益显露,引起了西方思想理论界对于自身现代文明道路的集中反思。斯宾格勒、汤因比等思想家反思了西方文明单线进化论,明确提出了文明多元进步论,对于人类现代文明的其他实践探索给予了极大期望。
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注重发展生产力,而在于是否以牺牲人自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现代文明进程的必然结果。中国的现代文明道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撞击下被迫开启。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民族危亡形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了中国现代文明道路的最宏伟主题,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最伟大梦想。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围绕中西方文明关系的论争一直持续,复归传统、全盘西化、独立自主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思想相持不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现代文明建设摒弃思辨理性决定论的唯心主义哲学致思路径,始终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实践需要,逐渐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现代文明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百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砥砺前行,在世界的东方开创并成功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性质的人类崭新现代文明道路,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勇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和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和谐统一的文明结构
文明发端于价值发现和实现,是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劳动实践成果。人类自觉运用主体能力满足价值需要是文明进步的基本途径,人类主体能力的发挥程度则在很大意义上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视域下,主体不是单个的、抽象的存在,而是集合的、具体的存在。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明是价值发现和实现过程的产物,而价值则是客体属性和主体需要之间关系的体现。文明实践主体受一定社会关系的制约,必然反映某个历史时期、某个社会领域的发展面貌,集中要求解决该时期、该社会的重大问题、重大挑战。人类文明正是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满足人类自身的价值需要,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进步成果。同时,文明的进步也使人类日益摆脱分散、隔绝的状况,逐渐走向普遍联系、日益紧密的状态,不断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人类文明的价值基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成为人类需要共同承担的时代使命。2021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强调:“我们要担负起凝聚共识的责任,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共同价值是抽象的,然而实现价值的实践却是具体的。世界各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分别根据自身的国情进而选择了相异的文明结构。
启蒙运动以降,杜尔哥等众多西方思想家都把文明当作人性复归、趋向于善的意志活动,试图诉诸理性的自我完善来推动文明的进步。在这一世界观中,以理性为中心,世界被划分为主体和客体、中心和边缘等一系列的二元结构。西方诸国在进入现代文明以后,虽然在具体的文明实践形式方面有所区别,但是在总体上受人性自私论和理性决定论思维范式的影响,社会的文明结构围绕着资本的利益而展开,呈现出诸多二元对立的状况,这集中体现在劳动与资本、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此文明与彼文明、当代人与下一代人生存状况之间的对立。其中,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即劳动与资本的对抗是导致其他一系列对立关系的根源。在近代思想史上,赫伯特·斯宾塞、亚当·弗格森等思想家明确提出,文明是人类从工商业实践中进化而来,是个体的、利己的、直观的自发活动。在利己主义原则指导下,文明产生和进步的基本逻辑是,每个人都由利己的人性出发,为了个人利益而参与社会生活。由于利己主义的因素,个人各自不同的利益又必然产生人际冲突,为此人类摸索出了国家制度、法律、政治体制等文明社会规范,来保护社会成员自由竞争的权利,以期最终实现每个人的利益。然而,实际上,在“个人—社会”二元对立的解释框架下,文明实践以满足个人利益为最高目标,文明制度不过是满足个人利益的工具。由于经济地位的显著不平等,资本及作为其人格化身的资本家的利益无限膨胀,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却被不断挤压,因此资本主义文明“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社会矛盾、环境危机异常突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自觉运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文明的人文价值意蕴,而且非常强调在社会生产生活中践行文明的人文价值意蕴,但是,它认为不能头足倒置地依赖抽象理性推动文明进步,而是强调把文明进步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同时,文明实践的主体不是某个抽象的个人,也不是某种抽象的理性,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具有自觉维护社会利益之责任的具体的个人,因此文明进步的价值不是满足和鼓励个人无限膨胀的私欲,而是增进社会的共同利益,促进真正的社会共同体发展。在上述文明观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实践中不断摒弃以资本为中心,不断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二元结构,逐渐探索和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和谐统一的文明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包含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文明形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贯穿于上述五个方面的全过程,促进彼此相互影响、协调发展。在物质文明领域,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解决极端贫困问题,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在政治文明领域,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推动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精神文明领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持续提供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产品。在社会文明领域,不断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互信,积极建设社会事业。在生态文明领域,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积极建设美丽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价值,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充分尊重各种人类文明价值平等和相互区别的原则基础上,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文明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特征,是对于时代呼唤的根本回答,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交汇的生生不息的伟大进程,文明交汇形成的世界历史是自然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新科技革命往往是文明交汇的巨大引擎,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下,在气候变化、疫情蔓延、社会动荡等全球共同问题显著增多的背景下,当今世界各国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强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更加密切。”世界各国共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响应。
当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更加明显。虽然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没有变,但是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霸权主义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威胁不断加大。虽然促进文明交汇是一个世界共识,但是关于文明交汇的方式,中西方国家却有着显著差异。在西方“普世文明观”“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的视域下,在以个别西方国家为中心的文明等级序列中,不同文明之间只有教化和被教化的不平等关系。西方文明肩负着改造非西方文明的所谓“神圣使命”,非西方文明只有朝着西方文明不断趋近的所谓唯一正道。在这种世界观中,人为预设的文明等级序列导致不同文明之间难以进行平等的交流互鉴,这成为了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保护主义滋生的思想温床。在文明等级观的认识体系中,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被等同于现代文明的中心,进而以某种单一社会发展模式为显著特征的“普世文明观”得以确立。无论是19世纪的武装殖民扩张,还是20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霸凌行为,都不无例外地以所谓“文明”为由,试图为自身不择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正名,从而成为了影响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隐患。对此,甚至一些欧美国家内部的学者也发文批判文明话语的意识形态滥用。2019年4月,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霍尔特曾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撰文,批评当今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傲慢心态严重,试图以自身为标准去改造世界,在国际交往中索求无度,且稍一不合心意就撂挑子,要么公然违反国际公约,退出国际组织,要么对别国极限施压、武力制裁。这类以自我为中心的无礼做法,实际上是“普世文明观”“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的错误思潮在作祟,它拒绝文明交流与对话,拒绝互利共赢,试图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别国利益之上,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构成了巨大威胁。
以人类解放,尤其是以劳动解放为核心价值的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具有促进交流、增进互鉴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深刻指出:“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的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人类解放事业需要各个国家民族发挥优长,通力合作,携手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实践上始终坚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充分尊重各种人类文明价值平等和相互区别的原则基础上,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同时,他也主张文明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始终尊重差异、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历史的基本经验是,开放带来繁荣,封闭导致落后。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而是应该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当今中国正是在积极汲取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综合国力的迅速跃升,开辟出了一条令世界瞩目的独特现代文明之路。
社会主义文明实践区别于资本主义文明实践的显著特征是劳动的形式。资本主义文明实践建立在奴役劳动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文明实践建立在自主劳动基础之上,因此,资本主义文明具有狭隘性、排他性的特质,社会主义文明则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复启示,文明不是与世隔绝、孤立封闭的实体,它需要与外部交往,通过与其他文明的接触、对话和交流,从外界不断吸取营养,获得新的活力,才能焕发新的生机,才能不断取得进步。文明作为一种把个人和社会紧密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应该是超越了私人利益狭隘性的实践活动,应该是标志着人类真正脱离了动物性的实践活动。恩格斯认为,以阶级对立为特征的文明时代只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时期。他借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论断表示,“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具有超越西方现代化局限性的信心和勇气,需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基本精神,努力发展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同时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注: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暨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历程与新时代中国文明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1LLMLA07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③[英]克莱夫·贝尔著、张静清等译:《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⑥《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⑧《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
⑨《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责编/李一丹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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