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不仅强调了学习研究党史的重要意义,而且给出了学习研究党史的主要方法。《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启示我们:党史学习不仅要做到全面系统,而且要做到历史辩证;既要做到中外贯通,坚持以我为主、以中国为主,贯通中国和外国、己方和彼方来学习研究党史,又要做到史论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成果和党的发展深度融合,以提升理论水平、推动党史研究。
【关键词】党史学习 毛泽东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如果方法不当、逻辑错误,不仅无法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而且很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如何才能真正学好用好党史,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表率。1942年3月30日,他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不仅强调了学习研究党史的重要意义:“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而且给出了学习研究党史的主要方法:“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认真学习这篇重要文献,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学习研究党史必须真正做到全面系统、历史辩证、中外贯通、史论结合。
要做到全面系统,坚持系统观念、整体思维,从整体上科学、全面研究、把握党的全部历史
在学习研究党史时,有人过于强调某一个时期的历史,甚至为了抬高某一个时期的历史而贬低乃至否定其他时期的历史。对此,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做到全面系统:“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就是提醒全党同志,一定要坚持系统观念、整体思维,全面系统地研究我们党的整个历史,要注重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协调性,反对局部地、狭隘地、片面地、孤立地看待和处理问题,不仅要研究整个党的发展过程,而且要研究党的路线和政策,研究要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重大成就,要从整体上科学看待党的成就和失误、错误,从整体上科学、全面研究、把握党的全部历史。不仅要研究我们党的历史,而且要研究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并且也要研究我们的朋友、同盟者的历史,还要研究我们敌人的历史。
科学和全面是密切相连的,只有真正做到全面系统地研究、看待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才能真正做到客观、科学。不仅对待整个党的历史如此,对待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重要思想等也是如此,都必须全面系统地研究、看待,这样才能真正弄清楚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全面系统地研究、看待我们党的整个历史,真正看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从而公平、公正地评价党的整个历史和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重要思想等,更加坚定我们的历史自信、政治自信、价值自信。
深入研究党的百年历史,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党的历史是一个整体,前面时期的努力奋斗是后面时期发展壮大的基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奋斗才有了今天的伟大成就,只有坚持从整体上科学把握党的伟大奋斗、光辉历程,坚持从整体上把握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脉相承,坚持从整体上把握建党百年来的几个重大历史时期的连续性、一贯性,才能学习好、研究好、总结好党的历史。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全面客观地看待,并且是要站在政治高度看待这个问题。他特别警醒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到:“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是要求我们必须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全面系统地、发展地看待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奋斗、成就的连续性、一贯性,决不能为了抬高一个历史时期而贬低、抹黑甚至否定另一个历史时期,也决不能为了抬高、美化一个历史人物而贬低、否定其他历史人物。
要做到历史辩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认识、评价党的历史
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重要思想路线。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从而科学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特别是如何看待和评判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时期、重要会议、重要人物、重要思想等,更是必须如此,否则就会有失公正甚至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一生坚持历史辩证地看待问题,特别是对党的历史更是如此。他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提出研究党史的办法是“古今中外法”,并进一步解释:“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很重要的就是要求全党要有历史思维,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坚持正确的党史观、历史观。比如对应该如何看待陈独秀,他不仅客观评价了陈独秀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大革命时期,而且特别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同时,毛泽东同志不仅要求全党同志要历史辩证地看待我们党的历史,而且要历史辩证地看待与我们党的历史有关的其他历史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其中他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评价就很有代表性。他指出:“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就是提醒全党同志,只有历史辩证地看待、客观公允地评价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五四运动的伟大和不足,深刻认识到五四运动相比辛亥革命的巨大进步等,才能把党的历史学习研究好。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特别是党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不断出现,一次次攻击、诋毁、抹黑甚至否定党的领袖、革命英雄、党的历史,并造成了恶劣影响。对此,邓小平同志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就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不仅多次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巨大危害和本质,而且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就是提醒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在学习研究党史时一定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时期、重要会议、重要人物、重要思想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科学认识、正确评价党的历史,并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作出正确决策,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要做到中外贯通,坚持以我为主、以中国为主,贯通中国和外国、己方和彼方来学习研究党史
我们党成立、发展、壮大的历史不仅和中国革命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密切相连,而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密切相连,如果不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世界历史,不知道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就无法真正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自然也无法学习研究好党的历史。毛泽东同志对此认识十分深刻,他的“古今中外法”中的“中外”就有中国和外国:“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认真研究党的历史可以发现,虽然共产国际、苏联对我们党也有错误指导甚至粗暴干涉,但其正确的指导和帮助仍然是主要的,功劳是主要的。因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这就启示我们,研究党的历史,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国际视野,真正做到中外贯通,要重视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世界历史,既要看清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又要重视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贡献,还要弄明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对世界的贡献,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去看待中国共产党奋斗的贡献、价值和意义。
做到中外贯通,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为世界革命和人类解放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以中国为主,贯通中国和外国、己方和彼方来学习研究党史,更好发展、壮大自己,决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全盘洋化、崇洋媚外。对此,毛泽东同志在这篇重要文献中特别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仅强调了以中国为中心的重要性,而且阐释了如何处理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并特别提醒全党同志一定要坚决反对党史研究中的洋八股,决不能食洋不化、全盘洋化,而是要真正做到洋为中用。
真正做到中外贯通,不仅要贯通中国和外国,而且要贯通更广泛含义的“中外”,要深入研究先进的、革命的对立面,深入研究我们党的对立面,来促进我们深化对党史的研究,这样研究党史才能真正发展壮大自己。因此,毛泽东同志对“中外”进行了进一步解读:“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同时提出,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来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并且对照起来研究,运用这种“古今中外法”来研究党史,不仅会让我们更加清醒,而且会进一步坚定我们的历史自信、政治自信、价值自信。
要做到史论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成果和党的发展深度融合,以提升理论水平推动党史研究
党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也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这种良性互动得以实现的最佳中介。而毛泽东同志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创者和大力倡导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者和伟大思想家,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更是我们永远的党魂、军魂、国魂。毛泽东同志始终注意做到史论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成果和党的发展深度融合来提升理论水平、增强发展动力,他特别强调:“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就是强调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参加革命之后一直在与教条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但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容易,是在鲜血换来的教训面前才让越来越多人醒悟的。建党之初,“以俄为师”是我们党的自觉选择,但随之而来的是教条主义盛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几度十分盛行。尽管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5月就写出了后来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的《调查工作》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但仍然没能彻底阻止教条主义的流行。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教条主义在党内仍有不小的市场,如何肃清教条主义的毒害成为总结、研究党的历史必须直面和回答好的重要问题。因此,在领导、组织编辑出版《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献时,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不仅警示全党同志不要在研究党史时犯这样的错误,而且也提醒全党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结合毛泽东同志此前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献,我们可以更加深刻理解他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紧迫性、重要性,从而自觉以提升理论水平推动党史研究。
要真正做到史论结合,认真学习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学习研究党的历史,而且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并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不仅要搞明白其中蕴含着怎样的理论和思想,而且要结合党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历史乃至世界革命的历史、世界历史弄清楚领袖为什么要写这篇著作、经历了怎样的写作过程、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最早发表的、发表后对当时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以及世界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后来又经过怎样的修改、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时代意义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相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0AKS02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③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责编/韩拓 美编/薛佳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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