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气候变化危机、贫富差距拉大、民粹主义崛起、全球治理体系滞后等全球性问题挑战加剧了全球化的脆弱性。特别是当前全球确诊的新冠肺炎疫情病例已超两亿六千多万，疫情的“反复无常”让“疫情何时结束”成为未知数。而中国如何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变局，也成为一个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新命题。
在与病毒的赛跑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这场百年疫情或将永久改变全球化秩序。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关系到人类存亡的真正威胁并非源于单个国家的崛起，而是全球性的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只有各国通力合作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各类国家及非国家全球治理主体的推动努力下，后疫情时代的新型全球化，必将向着更加包容平等、互利共赢、合作团结方向发展，在开放融通与互信合作中共同应对人类面临全球性挑战，打造韧性全球化。
当前，全球化已跨入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基础设施、数据安全、技术发展及商业模式等的新变化，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也改变了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旧有以美国等西方大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而且尽管美欧实力有所下降，仍维持了较强的制度创建和制度控制能力，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影响力及规则制定权受限，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很好的彰显，会被忽视甚至牺牲。现有全球治理机制在建构与改革上存在滞后性，推动各国通力合作上显得力不从心，面对多重全球性挑战及全球化变局，其有效性已明显不足。
以中国为例，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来的货物出口增长了7倍多，进口总额也增长了将近6倍，世界贸易总额将近翻了一番，极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及第二大出口国，但在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制度性话语权相对不足，议题设置能力、谈判能力及话语影响力与其经济地位并不匹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份额提升，但其话语弱势地位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因此，如何通过改革并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使其充分体现现有国际力量对比，提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并维护其切实利益，是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应发挥大国领导力，反哺全球化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时代困境，究其根本在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存在一定脱节和矛盾，从而导致既有治理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也限制了既有机制改革完善及新型全球治理机制创新创建。而目前全球治理机制之所以屡屡失灵，领导力缺失是主要短板。时代呼唤多边主义，而成功的多边主义实践大国发挥领导力是关键。中国是近几十年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后疫情时代在推动打造更加包容的韧性全球化上，日益崛起的中国有责任承担起与自身经济体量相符合的国际责任，反哺全球化。
人的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推动新型全球化首先要以“人本全球化”为切入点，凝聚华人华侨、留学生等人的力量，沟通全球，构建共识。第二，可在“筷子文化圈”基础上推动建立“亚盟”，通过推动区域性的、更高标准的一体化新安排，带动其他区域的一体化合作。第三，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多边化发展，填平东西方发展“洼地”，为新型全球化提供发展动力。第四，可深化新型南南合作，搭建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平台，推动全球化向更包容、更公平的方向发展。第五，要主动分担全球治理责任，在现有全球治理机构改革中发挥更多作用，倡导构建基于“共治”理念的多边合作机制，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打造“东西共治”“全球共治”的格局。
中美欧需探索建立常设性的对话合作机制
随着全球东西差距与南北差距缩小，我们需要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相对应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代表性要有所提高，中美等大国及欧盟等区域性一体化组织也当更多展现领导力、国际人道主义及包容性，承担相应改革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的国际责任。
就中美欧大棋局而言，一方面，如今中美相争不可避免，但仍可争取建立良性的竞合关系。中美应建立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将斗争管控在可控领域和程度，在全球性问题上创造更多双多边沟通对话及合作机制，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将为稳定中美关系及维护世界局势的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中美欧作为世界力量重要三极，可探索建立中美欧协调发展机制。当前中欧、美欧均有相关机制，中美对话渠道此前中断，通过建立中美欧常设性、机制化、多层次、宽领域对话合作机制，中美欧可对气候变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进行经常性对话，从而可增进中美欧相互理解与互信合作，同时提升全球治理效率，更好维护世界和谐稳定与繁荣发展。
此外，跨国企业、社会组织、智库及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如何在国家间协调引导下融会贯通多元主体力量实现全球治理全球治，使可持续发展、包容普惠、公平正义、多元和谐等价值理念融入到市场化与非市场化运作机制中，构建起新的价值导向、价值规范和社会风尚，也是完善全球治理、打造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的一个时代命题，需要各国各界人士互通有无，增进沟通，通过凝聚更大共识在共同价值理念指导下开展实践合作，从而为全球化向好转变作出切实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