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简史》中，陶行知的名字出现过一次，在第69页：（1936年）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被宋庆龄称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身体力行推动平民教育，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为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去，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用自己生命支撑起这个称呼所有的分量和光华。
从晓庄师范到育才学校
陶行知（1891—1946），原名陶文睿，安徽歙县人，我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伊里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1917年，陶行知留学回国。那时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全国有两亿文盲，七千万儿童无法接受教育。陶行知深知这个国家病根在教育，这个国家的出路也在教育，从而确立起毕生努力的方向。
他脱下西装，走出象牙塔，放弃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开始着手推广普及平民教育的工作。1926年12月，陶行知发表《中国乡村教育改造宣言书》，表示要“招募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都识字，要使个个乡村都得到光，合起来形成中国的伟大的光。
1927年，陶行知移居南京近郊，在这个极为落后的普通农村里，陶行知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从此，陶行知走出了一条彻底改造旧教育的道路，创立了属于中国的新式教育，推动了一场席卷全中国的乡村教育运动。他布衣草履，挑粪种地，睡进牛棚，与师生一起开荒生产，自己劳动，自己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得自己干。他鼓励学生“和牛马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稷棉下工夫”，去艰苦的乡村和偏远的地区为农民办教育，做农民的知心朋友。
1939年7月，陶行知又在重庆北碚创办育才学校，招收有特殊才能的战争难童。育才学校实施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学校的戏剧组、音乐组多次在重庆演出，美术组还在重庆举办多次画展，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周恩来、邓颖超曾专程访问育才学校，周恩来为孩子们题词“一代胜似一代”。
从人民教育家到共产主义战士
陶行知生命最后的十年是跟着共产党走的十年。周恩来称赞他“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加重，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迅速转向建立文化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1935年12月，陶行知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八项抗日主张。之后的两年时间里，陶行知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远赴欧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推动各国成立华侨救国会。其间，他还拜会进步团体，广泛结交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和帮助。他通过自己的导师杜威，联络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拉·甘地等世界知名学者和政治家，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提议各国人民组织志愿的抵制日货运动，拒绝出卖及运送军火往日本，停止一切足以帮助日本侵略政策的对日合作”。
1941年3月，陶行知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联合文化界进步力量，支持共产党全民族抗日主张，呼吁加强国内团结，同国民党专制政治进行斗争。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人同声相应，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共产党人接触，通过书信、电文往来和工作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深信只有马列主义是真理、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振兴的希望。
在他生命最后的100天里，他依然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奔走呼号、举旗呐喊，光演讲就达100多场。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在上海终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辞世。延安、重庆、上海以及美国纽约等多地为他举行了纪念活动。陆定一在延安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肯定陶行知在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救国会的政治立场，并发出号召：“二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也要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
从知行到行知
陶行知将教师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他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他深知找到自己所为之来的大事并不容易，为此他一辈子都在执著而坚定地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甚至为此改变自己的名字。在南京金陵大学求学期间，陶行知笃信“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此，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陶知行”。
回国后，陶行知发现要在中国实行实验主义教育理论并不容易，于是写文章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他先赞成王阳明的思想，又批评其“先知后行”，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创办晓庄师范时期，陶行知在自己的办学实践中不断剖析旧传统教育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民众的弊端，他在学校里不断演说自己关于“先行后知”的观点，以致许多调皮的学生称他为“行知吾师”，他也就乐得把自己名字改作“陶行知”。
在创办了自然学园、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后，陶行知很快认识到不仅要“从行到知”，更重要的还要“由知到行”，于是提出了“行—知—行”理论。这也很好地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正确地分析和处理了教育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要使教育为振兴中华服务。
陶行知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正是陶行知一生的写照。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甘于俯身走入平民之间，为他们服务，将自己的全部都投入到大众教育中去，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般为教育事业辛苦一生，这背后若无彻底的谦和与决心，是断不会如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