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贫困是现代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和行动。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历程中基于其历史使命、关怀劳苦大众的情怀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各个阶段中积极开展反贫困行动并建立发展社会救助制度，逐步形成了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在建党百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反贫困和社会救助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总结其成就、经验与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百年历程中的艰辛和辉煌，分析当前存在的新挑战，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反贫困 社会救助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9.005
【作者简介】关信平，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社会救助、社会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社会政策概论》（主编）、《农民工参与城镇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制度及社会基础》（论文）等。
贫困是现代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当代贫困问题的表现和原因不尽一致，但基本上都是由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分配不公和保障制度不健全而导致。工业化时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逐渐开展了由国家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反贫困行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现代中国的反贫困行动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历程中始终将中国的反贫困作为其革命和执政任务的重要内容，取得了重大成就，不仅使广大民众摆脱了绝对贫困，而且为现代世界的反贫困行动作出了重大贡献。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反贫困行动和建立发展社会救助制度的实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党在革命与执政的百年历程中对民生保障的责任担当与制度探索，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反贫困行动的复杂性，并为未来继续做好反贫困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建党之初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与社会救助行动发展脉络
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与社会救助行动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但重点开展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个阶段里。党在各个时期和阶段中应人民的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了反贫困行动，建立并不断优化社会救助制度。此部分将简要梳理从建党之初到改革开放前近60年历史中党在反贫困与社会救助制度建设方面的行动及成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反贫困和社会救助行动。在旧中国，阶级剥削、经济不发展和缺乏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等社会经济因素，导致城市和农村中许多下层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平低下，尤其是农村中的贫农和雇农因缺乏土地而处于“送租之外，所得无几”境况，生计面临困难。[1]同时，自然灾害和自然条件恶化经常进一步导致一些贫困农民陷入困境。在城市中，除了经济地位低下的工业无产阶级之外，还存在大量的游民、乞丐和失业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长期或临时处于贫困生活中，成为城市中的贫困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是反帝反封建，致力于消灭“人剥削人”的旧制度，推翻三座大山对人民的压迫，通过建立更加自由、民主、平等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并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从多个方面采取实际行动，帮助城乡贫困者获得基本生活保障。
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遵循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2]通过“平均地权”的革命消除剥削、缩小阶级之间的差距，保障贫苦农民的生计。而在完成土地改革前则积极推动减租减息，以减轻和缓解贫苦农民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困难。
二是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的“我们的具体纲领”部分中具体提出了“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以及“要求改善个人生活，救济失业个人”和“救济失学青年”。[3]这些政策主张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目标的大致轮廓。
三是从建党初期起就重视建立对失业工人的救助制度。1927年6月在武汉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失业问题之议决案》，其中包括“保障失业工人决议案”“救济失业工人决议案”“安插失业工人决议案”三个方面的内容，这意味着保护工人权利的行动不仅针对在职工人，而且还要建立对失业工人的救济制度，这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探索。
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和根据地实行了保障工作人员和群众基本生活的措施。例如，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发布的《劳动保护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重要文件中有针对因失业、残疾、年老等原因而陷入困难的群众提供补贴救济的条款。[4]抗日战争中，陕甘宁边区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文件中有救济难民灾民的内容。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推进和城市的解放，新政府在接管城市政权后积极推进恢复生产和保障生活的行动，并广泛实行了对困难群众的救济等行动。
概括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实践中就将反贫困和社会救助作为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逐步形成了反贫困与社会救助的行动体系。早期的反贫困行动目标，一方面通过救济困难群众而体现党的基本价值目标，发挥宣传动员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在红色政权中通过开展对困难群众的社会救济而实施更佳社会治理的意义。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的反贫困与社会救助行动还是局部的和分散的，从制度建设上看还处于探索阶段，但这方面的探索实践为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贫困行动和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积累了重要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反贫困行动及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获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后的初期，我国城乡中普遍存在贫困问题，而中国共产党首先要恢复经济和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为达此目标，新政权分别在农村和城市中采取了多种社会救助行动。
在农村中的主要行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普遍实行土地改革。这一时期的土地改革既是为了在农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同时也是通过土地的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二是通过提供贷款等方式，为部分少地的贫农解决困难。三是人民政府对遭受灾荒的灾民开展大规模救济工作。[5]这些行动有效地缓解了当时农村中广大农民面临的生活困难，并为此后农村反贫困和建立社会救济制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城市中的主要行动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积极组织和推动工商业恢复生产和贸易，从而带动就业和恢复城市经济的正常运行。二是积极组织粮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以保障广大市民的基本生活。三是对城市失业工人提供临时救济，帮助他们维持基本生活。四是逐步建立城市社会救济制度，向困难群众提供救济，并由此开启了建立城市社会救济制度的道路。[6]在这一阶段建立的社会救助制度对后来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的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反贫困和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行动主要是针对当时严峻贫困问题的应对之举。尤其是城市社会救济制度具有一定的应急性特点，[7]且这一阶段的行动延续时间并不长。但是，这一阶段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过程中应对严峻新挑战的重要举措之一，对于新政权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在党的领导下，新政权经受了考验，完成了新的任务，保障了民众的基本生活，从而赢得了民心，新政权不断巩固，并且为后续的反贫困行动和社会救助制度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反贫困行动和社会救助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我国逐步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时期，我国依托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民生保障体系，其中包含农村和城市反贫困和社会救助的制度体系。
一是通过城市基本生活资料的定量低价供应和农村农产品的集体分配制度，在绝大多数年份里保障了全体民众的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保障了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
二是通过城市计划安置就业和农村集体劳动制度保障了全体城乡劳动者的充分和稳定就业。城市就业率很高，绝大部分劳动者可以通过就业及与就业相关的保险福利而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因而避免陷入贫困。农村中所有的农民都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在集体土地上劳动并分享农产品的权利，从而在正常年份里能保障自身基本生活。
三是在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基本的社会救助制度。在农村建立了针对“三无人员”的“五保供养”制度，通过集体经济确保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固定职业和收入的人能够获得吃穿住医葬（教）五个方面的基本保障。同时，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为其他困难家庭提供一定的帮助。在正常年份里一般都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遇到自然灾害时，政府则通过减免公粮、提供返销粮等方式给予救济。在城市一方面是依托单位制建立了对困难职工的帮扶救济制度；另一方面是城市地方政府建立了针对城市“三无人员”的社会救济制度，向他们提供定期定量的救济，并对其他特殊困难者提供临时性救济。在这一时期，由于其他基础性的民生保障体系比较完整，专门的社会救助制度的规模并不大，主要针对少数特殊困难者（“三无对象”）。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基本生活资料供应短缺现象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保障民众基本生活是党和政府的头等大事。政府一方面积极推动经济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为此，政府依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其中包括政府、单位和集体三方的责任配合，包括普惠性的基本生活资料定量供给制度和充分就业制度，也包括城市中的社会救济制度和困难职工救济制度，以及农村中的五保供养制度和集体照顾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行动及新型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这一阶段中，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在反贫困行动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概括来看，这一时期的反贫困行动主要包括农村扶贫开发行动和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两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扶贫开发行动及其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也很突出。在全国总体大发展的同时，个别地区发展缓慢，并且存在较为严重的区域性农村贫困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连续三十多年在贫困地区农村开展扶贫开发行动。三十多年农村反贫困行动始终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全国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全国人民积极参与下进行的，投入了大量资源，在其各个阶段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第一阶段（1985～1992年），党和政府确定了开发式扶贫的行动策略，确定了扶贫重点县，开展了多种方式的扶贫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并为后来的农村反贫困行动打下了重要基础。第二阶段（1993～2000年）是著名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期，中央确定了在2000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在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同时，对扶贫策略作出一些调整，更加重视教育、医疗等社会领域的扶贫，更加注重将扶贫资源向深度贫困乡村和家庭延伸，并且投入了更多的扶贫资金。这一阶段的扶贫开发取得了持续性减贫成就，但由于制度不够健全和条件限制等原因，最终没有实现全部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第三阶段（2000～2010年）是扶贫开发的盘整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继续实施过去的扶贫政策，并且于2007年在全国普及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形成了扶贫与低保两套政策相互配套的局面，客观上增强了农村反贫困行动的力度，农村贫困人口持续减少。但是，在2011年我国大幅提高农村扶贫标准后，农村贫困人口又再度大幅度上升，反贫困行动又面临新的挑战。第四阶段（2012～2020年）是农村脱贫攻坚行动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反贫困行动，确定了以精准扶贫为特点的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并制定了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全国上下总动员，政府投入大量资源，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各级组织高度负责，开展大量工作，最终于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消除了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取得了在一个发展中大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
过去三十多年的农村反贫困行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宏大反贫困行动体系。这场反贫困行动的成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行动的成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基本目标。其实际效果从近期看是在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有效保证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从长期看为未来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走向共同富裕打下了重要基础。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贫困百年史中的重要行动和重要成就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及其贫困治理成效。建立和发展新型社会救助制度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反贫困行动的又一重要战线。社会救助制度的主要功能是针对已经陷入贫困的家庭和个人提供物质帮助和服务，以缓解他们的贫困，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基本生活资料供给方式、劳动就业制度等方面的改变，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和城市单位制社会功能的弱化，我国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民生保障体系出现了明显的制度缺口。城市中出现的下岗失业现象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而过去传统的城市社会救济制度难以承担起向新的下岗失业型贫困者提供救济的任务。20世纪90年代前期，城镇贫困人口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得到国家救济。1995年广州的一项调查表明，当时多数困难职工不能得到正常补助。[8]这些情况表明，过去的社会救济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后新的条件下难以发挥反贫困作用，亟需根据新的形势建立新型社会救助制度。在这一背景下，1993年上海等地率先建立了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随后，国务院在1997年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城市都建立城市居民基本保障制度，并于1999年发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使这一制度成为一项全国性制度。2007年，全国农村也普及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的一项适应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社会救助制度，是由政府承担兜底保障责任、向所有无法靠自己维持基本生活的家庭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以避免他们陷入极端贫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为全体居民构筑了一个坚实社会安全网，可以防止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因非自愿原因而陷入贫困。同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不仅对当时因经济体制改革调整而临时出现的民生保障制度漏洞和功能失调起到了兜底性弥补作用，而且为下一步完善我国民生保障制度体系打下了重要基础。
在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础上，我国又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城乡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住房救助等方面的专项救助制度和临时救助（含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并进一步改革完善了特困人员救助制度（原五保供养制度）和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时，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多层次、多方位的社会救助制度分别向困难群众提供特定的救助保障，以满足困难群众在各个方面的基本需要。2014年，国务院发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将上述各个方面的制度整合到“社会救助”的制度框架下，开启了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与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与社会救助理论与实践的特点
从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历程中一直坚持为中国人民缓解贫困，体现出鲜明的价值理念，并且在长期的行动中表现出突出的中国特色。在各个时期的反贫困行动中既有连贯一致的理念和方向，也有不同的重点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对反贫困的引领。中国共产党重视反贫困行动是由其基本理念和目标所决定的。从建党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重视劳苦大众的需求，将为人民服务、帮助困难群众摆脱贫困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是中国共产党事业的依靠力量，同时也是党重点服务的对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更是将缓解贫困、保障民众基本生活和不断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并且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重视脱贫攻坚并不断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取得了重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对贫困问题认识的发展及其引领作用。贫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反贫困行动也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影响因素的复杂行动体系。因此，在当代社会中，反贫困不仅要有鲜明的价值理念引导，而且还需要对贫困问题有科学的认识。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反贫困行动，可以归纳出一个根据各个阶段具体现实、不断认识贫困问题和不断探索反贫困行动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由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和阶级剥削所导致的工人农民的生活困苦，力图通过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改变不合理的经济与社会制度而解决贫困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阶段，面对不利的内外部条件，经济不发达所导致的普遍性贫困问题比较突出，因而不得不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来保障全体民众的基本生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为贫困治理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部分群众生活仍面临困难。为此，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并逐步织密社会安全网，有效地缓解了城乡贫困。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不断探索、开展反贫困行动，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既在缓解中国贫困方面不断取得重大进展，也对全人类的反贫困行动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共产党将反贫困任务与阶段性发展目标的结合。从百年党史来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始终坚持反贫困的长期目标，另一方面也将反贫困的具体目标与党在各个时期的主要任务相结合，既将反贫困行动嵌入阶段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中，也通过完成各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来带动反贫困目标的逐步实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和推翻三座大山对中国人民的压迫。这一时期的反贫困行动与主要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一方面要切实解决工人农民基本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反贫困行动广泛动员群众投身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阶段，面对各种困难，党和国家一方面要保障广大群众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也要大力推动国家工业化发展，因此，反贫困行动要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相配合。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市场机制和对外开放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我国总体上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反贫困行动也要与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相适应，分步骤、有重点地进行，并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提高反贫困和社会救助的总体水平。概括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反贫困行动既具有直接的反贫困意义和作用，同时也配合着特定阶段的政治经济目标和中心任务，为推动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当前反贫困与社会救助面临的新挑战及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要求
经过百年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执政党，领导中国走过了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在反贫困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已经实现了消除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但是，反贫困是一个不断持续和提高的过程。在已有辉煌成绩的基础上还应该看到目前存在的新挑战，并确定未来发展的方向。
目前反贫困行动和社会救助制度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其一，我国在总体上完成了现阶段脱贫攻坚任务，但仍有许多脱贫乡村和脱贫户存在返贫风险，城市里面也还有不少困难群众。具有较高返贫风险的群众往往是最困难的群众，防止返贫的难度很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防止返贫依然任重道远，为此还需要持续性投入。
其二，迄今为止我国在反贫困行动方面取得的成就基本上还是基于绝对贫困标准下的阶段性成就。在阶段性任务完成后势必要将对贫困问题的认知角度从过去的绝对贫困提升到相对贫困，反贫困的任务也要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提出“解决相对贫困”的要求。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加长期的任务。它既不能仅靠简单的经济帮扶和物质救助去解决问题，也不宜采取“攻坚战”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是需要从多方面采取长期行动，其中需要建立稳定的反贫困和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并不断优化相关经济和社会政策，要有持续和足够的资源投入，并且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力量参与，等等。
其三，在未来发展中还存在一些确定或不确定因素，会在一定时期或范围内导致我国贫困问题加剧或复杂化。从确定性因素方面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几乎注定是要加剧未来的贫困问题或使反贫困行动复杂化。因为目前城市和农村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居民群众收入偏低且保障不足，他们当中许多人年老以后很有可能会陷入困难之中。而且，我国城市化持续发展所产生的大量流动人口将来也会给反贫困行动带来复杂的挑战。从不确定性因素方面看，未来的经济波动、严重自然灾害、大规模疫情等突发事件等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不确定的冲击，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和优化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以应对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冲击。所有这一切都给我国未来的反贫困行动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新挑战。
我国反贫困行动和社会救助制度建设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要求。面对未来的新挑战，我国必须作好充分应对。中国共产党还将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开展反贫困行动和进一步优化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以应对新挑战，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首先，要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针对脱贫人口中还存在的返贫风险，未来几年内仍然需要延续高强度的防止返贫工作机制及足够的资源投入。对于还无法自主脱贫的家庭要继续加强支持；对于因病因残年老而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要通过低保等社会救助制度维持他们的正常生活；对于已经脱贫但收入较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较高的，应该加强能力建设，帮助他们提高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防止他们在内外不利因素的冲击下再度返贫。
其次，要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相对贫困治理与绝对贫困治理有很大不同。其中最基本的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不是仅仅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活，而是要逐步缩小贫困地区和贫困者与社会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为此，应该围绕新的相对贫困治理目标而制定未来反贫困的制度体系和行动策略。一是要在提升贫困治理目标的基础上确定新的贫困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下一步相对贫困治理规划，包括确定贫困治理的主要对象群体、主要行动内容和治理方法，以及资源投入规模及方式等。二是要有长期的制度安排和行动体系。三是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贫困治理措施，重视向贫困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增强贫困者摆脱贫困的能力和动机。
再次，要完善贫困治理行动体系。面对未来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任务，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贫困治理行动体系。其中包括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主体责任体系；构建缓解贫困、预防贫困和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制度和工作体系；完善经济发展、就业促进、教育培训、健康服务、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等行动体系在内的综合性贫困治理行动体系。
最后，要进一步优化社会救助的制度体系。在相对贫困治理行动体系中，社会救助仍然是最直接的贫困治理方式，对困难群众起到基础性兜底保障的作用。面向未来相对贫困治理的更高要求，我国现行社会救助制度还需进一步优化。一是要提升社会救助的目标：从保障基本生活到缩小生活差距；从生存性保障到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提升。二是要提高贫困标准和扩大救助范围，让更多困难群众能够得到政府的社会救助。三是要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增加救助内容，如增加老年长期照护救助等。四是要加强服务救助，尤其是加强与困难群众能力提升和动机激励有关的社会工作服务。五是要进一步完善对象识别、待遇发放、动态管理、服务提供等环节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让困难群众得到更好的救助和服务。六是要进一步促进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并使其与政府社会救助制度更加有效地配合与衔接。七是要进一步优化社会救助管理体系，一方面要强化和优化政府部门之间在管理方面的相互配合，另一方面要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的经办管理，以提高制度运行的效率。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我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ZDA068）
注释
[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著作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4页。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选编》，第179页。
[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著作选编》，第277页。
[4]岳宗福：《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社会政策与立法诉求》，《天中学刊》，2010年第6期。
[5]毛泽东：《为争取更加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著作选编》，第385～389页。
[6]刘喜堂：《建国60年来我国社会救助发展历程与制度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7]张浩淼：《中国社会救助70年（1949—2019）：政策范式变迁与新趋势》，《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3期。
[8]樊平：《中国城镇的低收入群体》，《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PC's Centennial Anti-poverty Campaign and Social Assistance
Guan Xinping
Abstract: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and action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untries. Based on its historical mission, its caring for the working masses and its people-centered concept, the CPC has actively carried out anti-poverty actions in various stages of its centennial history,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and gradually formed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ystems. At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review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PC's wor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ocial assistance and summarizing its achievements, experi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will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hardships and glories in the last century, analyze the current new challenges, and better grasp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development.
Keywords: CPC, anti-poverty, social assis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