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需要物质上的富有和安居乐业，更需要精神追求上的富足和精神状态的饱满。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对个人精神成长与民族精神自觉的推崇，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鲜明的精神价值指向。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有利于蕴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基础，还是新时代新方位中国走出有别于西方大国“国强必霸”逻辑、实现文明型崛起的价值支撑。
关键词:共同富裕 精神生活富足 文明型崛起 社会性成长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共同富裕内涵与构成部分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主要表现为每个人都能得到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带来的心理满足和精神愉悦，从而显现为一个民族精神状态的饱满、自尊自强意识的张扬和奋发意志的昂扬，这是一个大国崛起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表征。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共同富裕不仅是人类对大同社会的理想，更是社会主义的基因。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写道，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不仅为这种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还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伟大实践中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开始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发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著名“两问”，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重大判断，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理念指引下，在全民致富奔小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中华民族焕发出极大的的奋斗热情，使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等各领域、各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功探索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大国的文明型崛起之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迈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境界的目标导向。就其内涵而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狭义上物质财富的富裕，而是广义上包含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它既包括表现在收入、财产及物质生活条件上“看得见”的显性富有，又包括表现在社会公平正义和“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均等化、生态环境改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等“看不见”的隐性富足。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着力强化人民精神生活的富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历史进步性的体现，有着人类文明终极指向的意味。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充分认识到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物质不断累积的进程，也是一个精神日益充实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而，共同富裕既表现为人民物质上的富有和安居乐业，也显现为人民精神的富足和精神状态的饱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守江山就是赢得民心、守护民心，引导人民向着自由全面发展的境界迈进，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动共同富裕的政治逻辑。新发展阶段，我们愈加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需要更大程度地激发中国人民的文化创造激情和自主创新的精神追求，从而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精神价值指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以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它在注重人类整体性福祉的同时，格外关注个体的自由发展和自主的文化表达，是中国梦与个人出彩机会的有机统一。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对个人精神成长与民族精神自觉的推崇，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鲜明的精神价值指向。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最终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2]。对于一个伟大复兴的民族而言，处于历史的上升通道，仅有物质上的满足是不够的，还需要以精神的激励和精神生活的富足来防止社会阶层固化，以创意创新的激发来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和精神愉悦。事实上，正是精神意志的昂扬和精神状态的饱满在引导着中华民族攻坚克难，在克服一系列风险和挑战的伟大斗争中，激发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成长的内在自觉，促使人民的美好生活始终有着理想之维、信仰之光，充溢着文化共同体的精气神和自主的文化创造，这是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表征。
从中国史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始终有着重视文德教化和追求精神满足的乐感文化传统。不仅有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德教化，还有着“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多样化精神追求，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从而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得以远播。从世界史来看，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文化要有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者向引领者角色转变的意识，要有担当开启人类文明跃升方向的使命感。在有效参与全球治理中，以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富足展示中华民族饱满的精神状态，以强烈的精神感召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明型崛起的认同，在世界秩序变革中形成一种新的平衡。一个民族越是精神昂扬，就越是能够具有文化的包容性，在有容乃大中托举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中国有别于西方大国的文明型崛起之路，从而摆脱既有世界史的狭隘性，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探索中启示着人类文明跃升的方向。正如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的永恒追求，人民精神生活的富足是人类文明进入高级阶段的表征。
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价值支撑
随着世界秩序的“东升西降”，崛起的中国要为世界做更多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一个时代的画卷，底色是人心；一个民族的复兴，关键在精神。精神强则民族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从而在世界战略格局重组和人类文明秩序变化中使中华民族能够站得更高、望得更远。
进入新时代，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和价值感召力是赢得世界人民尊重的重要力量。人民精神生活的普遍富足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应有内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征之一，它既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价值支撑点，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蕴所在。伴随经济的崛起，民族形象的塑造、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民族精神的凝聚、中华文化的创造创新日益紧迫，展示什么样的中国形象和民族精神至关重要。
立足中国发展的新方位，在精神追求和精神生活富足的意义上，更应坚定文化自信和胸怀天下，着力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位态，为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不仅体现于文艺精品的不断涌现及其经典化追求，更表现为人民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满足与精神生活的普遍富足，从而以普遍的文化获得感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托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共同富裕特别是人民精神生活富足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共同富裕中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富足，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例如，作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正在加快之江文化中心等重大文化设施建设步伐，积极实施百城万村文化惠民工程，推广“文化家园”“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文化服务模式，让人民在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中，得到精神升华、气质提升、文化熏陶。2021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人民政府还联合印发了《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对如何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出了部署。从社会层面看，要大力倡导和弘扬具有崇高价值的精神理想，积极培育刚健有为的奋斗文化，着力营造和睦友好互帮互助的社会风尚。从个人层面看，要让社会个体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前提下，拥有丰富向上的精神生活，将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不断增加优秀文化产品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着力推动更加均衡更加包容的发展，更好保障人民参与文化和旅游活动的权益。这些举措将为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探索可复制的经验模式。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中国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如果没有精神文化上的丰盈，就不能说有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人民精神生活的富足更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着力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消费的质量、品位、艺术品格以及审美风格的要求更高、更加多样化。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无论是高雅的文艺创作还是流行的大众文艺，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在不断满足差异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中，使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富足。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与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006）、中华文化管理协会国家现代智库中心2021年度立项课题“文化强国的内涵阐释与核心指标建构”（立项号：21CCAAB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责编：周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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