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中国通信公司为何要吸纳全球顶尖的数学家，研究高度抽象的数学命题？个中渊源可以回溯至上世纪末，华为俄罗斯数学研究所里一位年轻博士，通过算法实现一个基站同时兼容2G、3G等不同网络，这帮助华为在城市空间有限的欧洲一下打开了市场。此后在2008年，土耳其数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华为很快就注意到其中技术可用于5G编码，于是迅速组织几千人和这位数学家合作，把一篇论文变成几千个专利，一举奠定在5G方面的优势。
这是数学作为基础学科近年来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产业变现的例子。事实上，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在业界看来，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工程加速渗透与融合，科学研究的模式不断重构，学科交叉、跨界合作、产学研协同成为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急需高水平基础研究的供给和支撑。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的基石作用，基础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投入大幅度增长，科研力量和科研条件大幅度改善，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加速涌现，但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鲜为人知的是，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的发展也需要需求牵引。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张平文介绍，数学可以分为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其中基础数学单纯追求简洁与美；应用数学则更关注“用”，追求用数学来解决实际问题。从历史上看，应用数学发展最初都是由国家需求驱动的。全世界应用数学真正崛起，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例如图灵研究密码、冯诺依曼研究计算机。中国应用数学的需求一开始都集中在国防建设领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走上由大变强的道路，以华为为代表的企业对应用数学的需求有了非常明显的增长，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给数学提出了巨大需求。
正如恩格斯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张平文看来，数学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应用数学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应用场景，换句话说就是要能够给数学家提出问题。上世纪90年代，华为就在大批招聘数学家，把数学家充实到不同部门里去，让数学家“泡”在产业一线，和不同领域的人去碰撞、去讨论，不断梳理总结从而提炼出大量问题，在给企业带来原研技术的同时也推动了应用数学向前发展。由此不难理解法国数学家、2002年菲尔兹奖得主洛朗·拉福格在加入华为后的感慨：这将是新世界的发现。这位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加入华为后将继续研究60年前被引入数学的拓扑斯理论，这一理论被认为可以作为不同数学理论之间的桥梁。50多年前麦克斯韦方程组将电学与磁学统一，奠定电磁学理论的基础，才有了今天的手机、无线电、雷达、卫星……拓扑斯理论的突破也将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
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战略意义凸显。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华为这样的企业，一方面重视基础研究与理论突破，为基础研究“备足粮草”；一方面给科学家足够的应用场景，让基础研究有“用武之地”。
华为在2016年发布的企业内部文件中强调：“大机会时代，千万不要机会主义，一定要有战略耐性。基础科学的发展，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公司要具有理想，就要具有在局部范围内，抛弃利益计算的精神。重大创新是很难规划出来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2018年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包信和校长座谈时再次强调“没有基础研究，对未来就没有感知，没有感知就做不到领先。”正是这样的战略眼光和战略定力让华为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崛起。
面对百年变局和疫情冲击，中国经济仍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壮大。毋庸置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此时更需要不断做强经济基础，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在这样的顶层设计指引下，基础科学在中国经济创造出的巨量应用场景中将迎来更大发展，而基础理论的突破也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澎湃的内生动力，让创新的泉源持续涌动。
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中国正向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奋进。此时，诚如任正非所言：“我们要敞开胸怀，解放思想，敢于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我们要利用全球化的平台来造就自己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