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厚重丰沛的科学知识输出面前，科普型网红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其一，什么是真正的文化资本和品味，人们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不断丰富、品味不断升级；其二，科普型网红是治愈知识焦虑的“舒缓剂”，他们通俗化、系统性地传播专业知识和学问，能够有效缓解人们的知识焦虑。
【关键词】科普型网红 科学素养 信息茧房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进程，不同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网络红人。早期的网红主要是指草根网红，他们通过噱头、审美或审丑以及大尺度话题走红，之后一些娱乐明星加入到网红行列，通过泡沫剧和短视频等吸引人气。然而在近几年，中国网红群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盘点人们脑海中的网红，似乎娱乐场中流量明星的热度在下降，而像张文宏、袁岚峰、罗翔等一批科普型网红集体走红。这一现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是，科普型网红何以成为爆款？新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网红？
科普型网红受欢迎的背后，科普知识为何受到高度重视
民众科学素养的提高。科学素养的概念包括三个维度：对科学原理和方法（即科学本质）的理解、对重要科学术语和概念（即科学知识）的理解、对科技的社会影响的意识和理解。进入新时代，加强国民科学素质、科学普及工作对科技创新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一是要准确把握科技创新与发展大势；二是利用先进有效的传播手段促进科学知识的推广和民众的参与。自1992年起，我国开展了多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公民主动参与科普活动和参观科技场馆的意愿在不断增加，参与机会和比例也在增多，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持续提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病毒阻击战，也是一次全面展示公众科学素质的大考。疫情凸显出科学研究与公众科学素养互相促进的作用，一方面，科学家有义务解答公众疑问，引导人们关注事件背后的科学道理，赢得公众信赖；另一方面，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也激励科学工作者产出更多创新成果。2020年3M公司在全球11个国家所做的科学现状指数（SOSI）调查显示，中国受访者对科学的信任度居于首位，科学的重要性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
文化品味的升级。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大众消费从生存型消费逐渐向发展型消费转变，人们从对物质需求的迫切性逐步向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性转变，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也经历着内容不断丰富、品味不断升级的过程，文化品味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论证了文化品味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解释了有闲阶级的品味何以成为“高雅”和“合法”品味的标准。法国学者布尔迪厄在《区分》一书中认为，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消费者，由于各自拥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总量和结构不同，因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例如他将名贵汽车、高级别墅、逛巴黎右岸的商业走廊等作为高经济资本的品味划分；将外语、前卫文化、逛巴黎左岸的艺术走廊作为高文化资本的品味划分；而将土豆、普通红酒、足球、公共舞会等作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较少的人的品味划分，社会群体在此意义上成为了品味群体。布尔迪厄特别强调，文化资本是一种行动者社会身份的标志，被视为正统文化趣味、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的综合价值体现。
只要一个社会存在着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总量和结构的差异，就会存在着文化品味的区分。新时代科学知识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内容，在品味区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技术裹挟着科学知识对社会分层有着更加深刻的影响。对科学知识的追求意味着对文化品味的追求，同时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也意味着对身份认同的追求。
信息茧房下的知识焦虑。信息茧房是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在其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的概念。桑斯坦通过对互联网的考察指出，在信息传播中，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信息领域，人们在信息领域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信息茧房与媒介的技术变革有很大的关联，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在其著作《新新媒介》中提出了当代媒介的三分说，即媒介可分为旧媒介、新媒介以及新新媒介。旧媒介是指互联网诞生之前的一切媒介，如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电影等，旧媒介的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固定的，信息由专业人士生产并自上而下控制；新媒介是指互联网作为第一代媒介，其特征是人们可以自由利用上传至互联网上的信息，时间和空间都可以自己决定，不需要受制于媒介既定的安排；新新媒介是指信息来源是互联网的受众本身，受众与传播者身份日趋模糊，所有信息都由受众自产自销，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人们面对新新媒介时代的信息爆炸，不可能全盘接收，必须进行选择，而人们往往是依照个人喜好进行过滤和选择的，以保持心理上的舒适感。因此，对信息的选择性心理是形成信息茧房的内在动力；而外在推力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使我们由“信息时代”过渡到“推送时代”。网络上的信息和内容，借助数字技术的层层筛选与推送到达用户，信息推送技术将人们进一步束缚在信息茧房中，强化了人们固有之见。人们一味地“看我想看的，听我想听的，转我想转的”，在不断重复自我认知中强化了个体的喜好和偏见，细化了文化分层和品味分层。
尽管当前的信息推送能够给人们带来轻松感，但这种轻松感是片刻短暂的，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求知欲望，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焦虑。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知识获取方面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众多研究显示，中产阶层是一个最容易焦虑的阶层，在其诸多的焦虑来源中，知识焦虑是一个重要方面。中产阶层在现实中大多时刻要面对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压力，这些压力会不断驱使他们更新知识以跟得上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知识更新的迫切性与信息内卷化交织在一起，给他们带来知识选择的无所适从感和不安全感。任何一种成熟的知识和学问都有其逻辑演进的内在体系，都需要复杂而深入的思考过程，都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需要连续不间断进行书籍阅读和课程学习。信息爆炸时代给不同社会阶层均带来了信息的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矛盾，如何利用碎片化时间去学习新的科学知识也不断增加着人们的知识焦虑。
新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会讲科技故事的知识网红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我们进入一个娱乐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娱乐时代是一个看脸的时代，是一个八卦的时代，是一个快餐文化的时代，是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网红是这个时代快餐文化的引领者。娱乐时代是一个偶像替代权威的时代，也是一个旁观者的时代。新时代我们需要的网红应该是具有专业知识的权威网红，应该是具有社会责任、充满正能量、会讲科技故事、走在时代前列的行动者和引领者。
第一，新时代我们需要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网红。尽管知识网红不一定是颜值担当，也不一定擅长八卦，但他们有专业知识和科学精神，他们的出现颠覆了娱乐时代偶像的符号特征，他们的出现建构起富有时代精神的知识网红的新符号，重新赋予了网络时代知识权威的强大力量。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行动者和实践者。这类网红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张文宏教授。张文宏教授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热点人物，人们提到他，大多会想起“党员先上”这样一些流传甚广的句子。张文宏教授利用他强大的专业背景，在网络上讲真话、讲实话，用普通民众听得懂的话语，普及了疫情期间广大群众急切想要了解的医学防疫知识，缓解了广大群众的紧张与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