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就是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
确保初级产品稳定供应意义重大
初级产品指的是人们直接从自然界获得的、尚未加工过或仅经过简单加工的产品。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初级产品处于社会生产的前端，为整个经济的运行提供能源、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食物）支撑，是社会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了初级产品，所谓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也就无从谈起，甚至连人类社会都难以生存！正是由于煤炭、石油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人们亲切地把它们分别称作“工业的粮食”和“工业的血液”。
初级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其生产和供给高度依赖于自然禀赋条件。粮食的生产离不开耕地和相应的光照、水热条件，而矿石、能源的开采更与矿脉品质和储藏条件密不可分。我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但被众多的人口平均之后，我国又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同时大量出口制成品的独特贸易格局。从出口角度看，在对外开放初期的1980年，我国产品出口中初级产品占50.3%，到1990年，初级产品占比就下降到25.6%，再到2020年，初级产品占比进一步下降到不足4.5%。从进口角度看，我国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1980年为34.8%，1990年曾下降到18.5%，但到2000年又上升到20.8%，到2020年又进一步上升到33.2%。从绝对值看，从1980年到2020年，我国初级产品出口从91.14亿美元增长到1156.29亿美元，增长了11.7倍；而初级产品进口则从69.59亿美元增长到6960.07亿美元，增长了97.7倍，超过58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初级产品的供给特征。
初级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买方地位越来越重要。2020年中国进口铁矿石占世界各国铁矿石出口量的77.3%；2018/2019年度中国进口大豆占世界大豆出口量的57%。2020年，中国原油进口占世界各国原油出口的26.4%，从增量角度衡量，中国原油进口的增长是驱动世界原油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20年世界各国原油进口减少了1.57亿吨，而中国原油进口却逆势增长5000万吨。随着中国成为国际市场重要买家，完善相关机制以确保中国的买方权益、确保初级产品的稳定供应就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初级产品供应的风险逐渐显现
在供需双方长期而激烈的利益博弈中，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交易规则。如：上下游企业交叉持股使经营风险内在化，供求关系以长期合约为主，依托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和风险管理；深入细致的信息搜集与发布，生产、运输、储存和加工环节有机衔接，等等。
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是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上的后来者，尚未被既有的交易网络所充分接受；再加上对既有的交易规则不够熟悉，国内企业就出现了许多“不适应”。具体表现在：由于数量众多、合作意愿低，国内企业在国际谈判中议价权偏弱，难以获得与购买量相当的优惠待遇；许多企业为了获得低价优势，甚至大量采用短期现货合同的交易方式；人才不足和金融意识缺乏导致国内企业对套期保值交易利用不充分，在价格下跌时削减库存，在价格上涨时增加库存，加剧了现货市场交易的波动。这些都使中国经济面临着来自初级产品市场的巨大潜在风险。
由于铁矿石、有色金属矿、煤炭、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快速上涨，2021年国内钢铁、有色、化工等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了节节攀升的局面。与此同时，受市场购买力的制约，也由于下游加工企业市场集中度较低，难以把成本上涨转嫁到最终产品价格中去，居民消费价格则相对平稳。于是，出现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相背离的现象。到11月份，PPI和CPI两者之间的“剪刀差”甚至达到10.6个百分点。在巨大的落差背后，隐藏着的是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一方面，居于产业上游的大型（冶金类）企业利润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居于产业下游的诸多中小企业则面临原材料价格暴涨和市场销售疲软的双重挤压，企业经营压力空前加剧。不仅如此，由于煤炭价格快速上涨而火电上网电价没能及时跟进调整，发电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为了减少经济损失，发电企业纷纷安排“停机检修”，结果导致电力供应紧张，出现频繁的“拉闸限电”，甚至出现了“停四开三”“停五开二”的现象，严重地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初级产品供应的风险充分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加快构建新的市场运行架构和风险防控制度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5年就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要“确保粮食安全，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如果安全这个基础不牢，发展的大厦就会地动山摇”。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提出：“要加强保障国家安全的制度性建设，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研究如何设置必要的‘玻璃门’，在不同阶段加不同的锁，有效处理各类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述新论述新要求，为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工作、有效化解经济运行风险指明了方向。
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格局是我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结果。我们要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就必然会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因此，保障初级产品稳定供给，不是要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而是要在发展和安全、开放和风险控制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这种平衡是建立在对外开放基础之上，同时又充分兼顾社会利益的；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同时又接受政府干预的；是建立在追求“价廉物美”的经济性之上，同时又充分考虑风险承受能力的。具体到操作层面上，就要求我们深入分析不同品种“战略性”初级产品各自的独特风险来源、市场波动对国内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影响（包括影响性质和影响程度）、企业和居民对初级产品市场波动的可选应对措施，以及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门槛和可选政策工具箱等，有针对性地构建出“战略性”初级产品新的市场运行架构和风险防控制度。具体如：对于粮食问题，我们必须牢记“民以食为天”，确保“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为了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要全面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入推进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持续推进种业振兴，确保种业安全；完善好落实好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制度，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还要采取措施鼓励粮食节约、反对“舌尖上的浪费”。对于矿产品、能源类产品，则要着力增加海外生产能力建设，推动供给多元化；提高国内企业集体行动能力，提高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鼓励相关企业利用期货交易等手段进行风险管理，减少现货市场波动；加强运输、中转、储存等保障能力建设，提高市场运行韧性；建立、完善市场运行监测机制和国家储备制度，明确政府干预市场的门槛。同时，还要鼓励部分生产企业积极向海外转移产能，把进口初级产品转化为进口制成品，以及提高产品技术标准，减少资源性产品使用，采取措施鼓励资源再循环再利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