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在2020年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我国2021年实际GDP增速超过多数主要经济体。基于对内外需形势的分析，根据当前的趋势和政策力度，2022年我国经济增速能否实现更高增速目标，注定与宏观经济政策及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的出台密切相关。
稳增长是今年经济政策制定的核心目标；着眼更长时间维度，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体系，果断投资有助于形成国家长期核心竞争力的节点领域和节点产业。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1.5亿个经济微观单元（大中小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出现。数量庞大的市场主体把各个行业以网络状连在一起，内生形成很多节点行业。节点行业本身的投资、技术变革、产业政策等形成的冲击沿生产网络向外传递，不断扩散，产生外溢效应，最终实现了整体经济的倍增。大量的微观市场主体涌现并充满活力，背后是国家产业政策、五年规划、对节点行业的大量投融资等的引导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有两个原因：数量庞大的紧紧围绕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的市场主体；基于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节点行业的不断涌现和更替。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大力增加对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的投资，这对我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意义重大。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干中学效应推动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和生产规模扩大。此外，新技术通常附着在新资本中。基于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的强大推动作用，为了保持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大力增加对基础产业和核心产业的投资。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结束，我们需要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数量巨大的对基（础）核（心）行业及领域的投融资。这包括：“再工业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大国工业、碳中和，以及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这些领域结合在一起将使我国处在一个比较独特的位置——有可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后，仍然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因此，增加对碳中和及5G/6G的投资具有特别的意义。碳中和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经济学、管理学问题。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在2050年前需要投资255万亿元（按2020年不变价）。如果这些投资在未来三十年内平均分配，意味着我国每年需投资8.5万亿元用于碳中和，这相当于GDP的8%。这些投资将成为中国经济动能转换最大的推动力之一。而围绕着节点行业的投融资、技术变革、产业政策及商业模式创新，将决定我国碳中和的路径。
5G/6G作为我国再工业化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是重要的基础核心领域。估测显示，基准场景下，5G的行业导入在2021—2030年期间将带来31.21万亿元的新增GDP。如果行业导入创新更积极，市场微观主体的参与更踊跃，5G应用场景所带来的新增附加值可能远超过31.21万亿元，甚至达到60万亿元。我们的分析显示，5G带来的价值附加主要集中在2026—2030年，之后中国经济将进入6G时代。大力投资基核行业，带动数量庞大的市场主体参与到创新过程中，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有效的结合方式。
我国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不应局限于当期的GDP或是当前GDP增速，而应该转向几个“有利于”：有利于新动能的出现，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有利于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有利于1.5亿个大中小微和个体工商户保持活力；长远讲，有利于国家整体价值的提升，有利于形成强大的国家核心竞争力……这种转向，可以带来全新的政策构想和思路。
2022年经济政策的基调是促投资、稳增长、控风险。从短期看，我国正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在疫情扰动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对今年经济工作尤为重要。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新的节点行业会涌现，产生非常多亟待投资的节点领域：双碳目标和生态文明、数字化转型和新基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乡村振兴与居民消费、生育福利、个人收入、人力资本、基础研究、新型城市化和公共服务领域、传统基建、在一定范围内以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等等。
（作者：刘俏，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颜色，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