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研究在中国有悠久传统，古代的天下观且不说，中国共产党曾提出了关于世界政治的一系列经典命题，比如在革命时期提出了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在新时代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些都是新的世界政治命题。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资源与中国的世界政治教育传统
为什么有这样的命题？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资源。作为共产党最直接的思想来源，《共产党宣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思想资源。其次，我们再看中国共产党世界政治研究的实践传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世界革命的政党。共产国际二大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东方问题”，其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主要是针对巴黎和会的。由英、法、美操纵的巴黎和会对中国知识界转型很重要。巴黎和会之前，中国知识界清一色亲美，巴黎和会之后开始“左倾”化，亲苏俄，他们突然发现只有苏俄是为中国说话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中共一大的决议将其定位为国内政党，目标是打倒国内腐败政府，到中共二大的时候，与共产国际二大相呼应，扛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延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则开设了世界政治的课程。中国共产党具有世界眼光，并形成了中国的世界政治教育传统。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形成了“一系一所”建制，即国际政治系加一个研究所。三校“一系一所”加总起来搞的就是世界政治研究。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郑重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开展以地区国别研究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研究
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共同问题就是过于理论导向和价值导向，缺乏地区国别的深入研究。这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因为在美国，做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得有一个地区国别研究为基础，否则理论都不能落地。价值导向的结果，比如，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是以民主理论转型去衡量；对国际政治研究，也是价值先行，完全以美国的价值观去衡量。我们的地区国别研究滞后于国家需求。可以说，为国家战略服务的解决问题的研究，一是用国际关系或比较政治理论衡量本国政治与对外关系对错的标准，二是在不了解地区国别知识前提下的对世界政治的观念性评论。
我们要找回世界政治研究传统。开展以地区国别研究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研究，要问题先行，弄清楚情况，而非理论先行。比如国际关系的基础单元是国家，但国家是什么，对西方国家来说是民族国家，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文明型国家、文教型国家，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国家没有边界，对非洲来说则是部落。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基本是用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衡量全世界，以为所有的国家的行为方式都是一样的。
关于地区国别研究，现在大家的共识是要加强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区域国别研究上，要在此基础上推进世界政治研究的学科化，打通孤岛。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学、外交学怎么能分开呢？这是三位一体的研究，不能分、不可分。
世界政治学的史观是以世界为方法的
怎样实现一个学科化的升级？首先是研究议程，其次是研究单元，最后是研究路径。笔者认为三个研究单元把彼此关联的地区国别联系起来，即技术、资本（贸易）、思潮。技术，以前是大航海，今天是互联网。资本的影响非常重要，可能影响他国的社会结构，比如中产阶级，也可以影响政治观念，尤其是政治过程，比如今天的转基因食品，很多农产品、农药之类，海外利益集团对政策过程影响很大。我们所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用中国传统的话说就是世界政治与经济。
因此，我们想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写世界政治史，笔者称之为一门待写的新史学。对看起来很抽象的理论学科来说，史观特别重要。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培养的史观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政治学的史观是以世界为方法的。其实每个国家都是本国中心主义的，最典型的本国中心主义就是天下体系，天下主义这个概念对外国人来说是很敏感的，因为它预设是以华夏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提这个词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因此，我们宁愿称之为“以世界为方法”，世界政治学其实是“以世界为方法”。新时代需要新世界史观。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