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我国政府和民众对心理健康及社会心理更加重视，民众对待突发事件的社会心态更加成熟。后疫情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应在把握民众社会心理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精细化治理、协同治理和网络情感治理。同时也要积极关注和审慎对待资本对心理健康行业的影响，既不把心理健康问题扩大化，也不把心理服务作用扩大化。结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应着力提升民众对心理健康的科学认识，着力突破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 心理健康 社会心理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取得了疫情防控的战略性胜利。目前全球范围内疫情还在持续，新型变异病毒时有出现，全球抗疫形势仍然严峻。梳理总结疫情对我国民众的心理影响，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为国际社会应对疫情提供中国智慧。
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我国政府和民众对心理健康及社会心理更加重视，民众对待突发事件的社会心态更加成熟
一是心理健康更受重视。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心理健康促进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个事件。非典疫情使人们开始关注突发事件后的心理健康问题，汶川地震后我国开始了系统的灾后心理援助研究和社会实践，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了我国突发事件后的应急心理服务体系建设。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研究疫情防控工作的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心理干预和疏导，有针对性做好人文关怀”。这是我国首次将心理干预纳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工作进行整体部署。
疫情暴发初期，民众普遍存在恐慌、焦虑等消极情绪体验，社会信任、经济信心、消费行为等也受到影响，催生出一些非理性行为。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大部分人适应了生活和行为方式的改变，顺利度过居家隔离、复工复产复学等阶段，重建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生活平衡，但仍有一小部分人很难适应这些过程，甚至需要长期药物治疗和专业干预。后疫情时代，受影响不同的群体及其心理需要日益分化，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群需要心理干预，疫情期间利益受损的群体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和心理诉求，也需要及时干预以免长期累积演变为社会矛盾。
二是社会治理更加关注社会心态波动。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心理需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心理需要不仅是个体层面的心理健康，还包括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需要，以及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心理满足需要。心理需要是多层面、有规律、可把握、应遵循的客观存在。一定区域内、一定时间段、一定规模群体表现出共性的心理需要，是社会治理必须关注和尊重的社会心理规律，若得不到及时妥善应对，很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在应对突发疫情和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实践中，普通民众的物质和心理诉求是政府部门在专家群体支持下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疫情发生后，多位心理学家的政策建议得到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采纳。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对民众社会心理因素、对心理方面的专家建议给予了更大的关注。
三是民众对待突发事件的社会心态更加成熟。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我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社会心态的一次大考。疫情发生后，国家卫健委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或部门文件形式指导各地各部门分阶段有序开展疫情心理服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三次邀请心理专家介绍心理调适方法、进行社会心理疏导。学术界和社会机构积极行动，通过发布工作指南、组织公益讲座、搭建网络服务平台、逆行武汉开展一线心理服务等方式提供专业支持。绝大多数民众识大体顾大局、自觉服从防控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共同应对疫情挑战，体现了具有大国风范、日益理性成熟的社会心态。需要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特别是抗击疫情的胜利，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极大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但也要谨防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
步入后疫情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应充分尊重民众的心理健康需要，把握社会心理变化规律，重视精细化治理、协同治理和网络情感治理
一是重视精细化治理。我国人口规模大，不同人群的心理需要有较大差异且越来越细化，这是进行精细化治理的现实要求。不同人群受疫情的影响不同。按照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后，有20%的直接受灾人群可能会出现严重心理问题，需要长期专业心理干预；有30%—50%的人可能出现中度到重度心理问题，如果能够及时得到心理干预和社会支持，大部分可以得到缓解。受疫情影响的群体中，患者、物质利益受损群体、失业人群、老人、儿童青少年、不同职业群体等的心理需要不尽相同。进入后疫情时代，不同群体的心理需要日益分化，有些需要心理健康服务，有些需要社会心理疏导，有些需要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进行心理干预，这对社会治理提出挑战。应当准确把握工作对象和服务人群的典型心理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实行精细化治理。
二是重视协同治理。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在社会心理层面仍然存在一些短板。一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中尚无社会心理服务保障机制，虽然国家层面出台多份疫情心理服务的指导性意见，专业机构也出台多项专业要求和伦理规范，但这些文件都不具备强制性，各地落实程度不一。二是供需不对称，缺少对心理服务需要的及时准确把握，各地心理服务队伍大多是自发开展工作，供需无法有效对接，无法实现分级分类精准服务，也很难实现短期心理危机干预与长期心理援助相结合的系统部署。三是效果难评估，对于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疫情心理服务工作，一些地方没有对其效果进行充分评估，难以及时了解存在的问题。疫情暴发初期，各地卫生健康、教育、民政、工青妇组织、学会和协会等社会组织、社会心理服务企业等支持建设了上千条心理援助热线，但缺少统一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出版社推出各类疫情心理手册，但内容大同小异、缺乏针对性。这些现象反映出，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社会力量、个体和各类组织之间需要加强沟通、协同工作，以增强社会治理的总体效能。
三是重视网络情感治理。每一次重大突发事件都会引发网络上的各类谣言和阴谋论，引发非理性恐慌情绪或非理性抢购行为，这种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与民众的安全感和控制感有关。遭遇突发事件或重大事件时，关注自身安危的我们特别希望获得外界信息，以缓解焦虑，重获安全感和控制感。但是，对自身安危的恐慌又会驱使我们过多关注负面、极端的信息，由此又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网络情感治理可以从不同层面展开。在个体层面，可以通过各类网络心理服务平台、在线心理干预技术、基于社交媒体的信息自动识别与心理危机主动预防等进行积极干预。群体层面，可以利用融媒体平台，通过增加受众的情感卷入水平、善用信息报道中的“情绪性”内容等方式引导形成积极的社会心态。此外，可以通过社会化媒体情感分析技术和方法，探测网络上的负性群体情绪和社会情绪，及时精准回应受众关切，疏导负面情绪。
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中，既不要把心理健康问题扩大化，也不要把心理服务作用扩大化，应积极关注和审慎对待资本对心理健康行业的影响
一是不把心理健康问题扩大化。对心理健康的片面认识和过度重视会导致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浪费公共服务资源，误导社会治理方向。心理问题根据严重程度不同可以细化为心理困惑、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障碍。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问题往往是心理困惑，是偶然发生、短暂出现的烦恼，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消失，或者通过与亲朋好友沟通交流、做几次心理咨询就能够解决问题。遭遇心理行为问题的个体，比心理困惑程度严重，会感受到情绪痛苦和社会功能受影响，往往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只有极少部分人可能罹患精神障碍，社会功能严重受影响，无法继续正常学习、生活、工作，需要进行诊断和治疗。以“抑郁”为例，普通公众很难区分抑郁情绪、抑郁状态、抑郁症状和抑郁症这四个词的区别。当看到媒体报道中调查数据显示抑郁人群占20%或更多时，往往会直接联想到抑郁症。严格来说，抑郁情绪指低落、沮丧的情绪状态；抑郁状态指抑郁情绪的具体表现；抑郁症状内涵更为丰富，包括生理症状（如失眠）、认知症状（如绝望）、行为症状（如退缩）；而抑郁症则是临床上达到诊断标准、被医生确诊的疾病。2019年发布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涉及六大类精神障碍，包括心境障碍、焦虑障碍、酒精/药物使用障碍、精神分裂症及相关精神病性障碍、进食障碍和冲动控制障碍，抑郁症是心境障碍的一种，加权终生患病率及加权12月患病率分别为3.4%和2.1%，与20%的数据相去甚远。政府、学界、民众有责任共同推动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科学普及和理性认识。面向公众进行心理健康科普时应当准确传递相关的概念、数据以及样本信息。
二是不把心理服务作用扩大化。心理问题并不一定都是健康问题。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提供医疗服务来解决，而社会心理需要和涉及利益的心理诉求只能通过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来解决。心理学关于基础社会动机的研究认为，所有人的社会行为都有一定的动机，当一定区域内的一定人群产生相似的某一类社会动机时，可能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影响。例如，疫情激活了人们的疾病防御动机，这种社会心理特征会刺激人们对外群体的敌视，对自己不熟悉的群体、对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人更不宽容，对政策的公平性更敏感。心理学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发现，当地公共政策失误和不当行政往往是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政府官员与群众掌握的信息不一样，必然存在认知差异，如果没有充分沟通、缩小差异，而是急于推出政策，很可能会引发事端。此类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并不是心理健康问题，也不可能通过个体层面的心理健康服务去解决。社会治理既不能忽视群体的社会心理规律，更不能把改革发展中一些难以突破的问题归结为心理问题。
三是要积极关注和审慎对待资本对心理健康行业的影响。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民众的心理需要不断丰富和细化，为心理服务买单的意识和意愿也在不断增强。新冠肺炎疫情加强了人们对心理健康的重视，资本也更加关注心理健康服务行业。资本关注是积极现象，心理健康行业的发展需要更多资本的参与，但政府要对资本和行业发展进行引导和监管。近年来，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和从业者数量在短时间内剧增，但心理服务技术和产品的研发需要足够长的时间。作为一项需要专业技术支持的行业，心理服务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和行业乱象频生。对此，我们不能被资本裹挟，误导民众将多样化的心理需要简化为心理咨询需要，将多样化的心理服务手段简化为服药或智能设备干预。推动心理健康行业的长远发展，应从分析民众的心理需要、投入研发适合中国民众的心理服务产品做起。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应着力提升民众对心理健康的科学认识，突破现存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理论和实证研究
一是着力提升我国民众对心理健康的科学认识，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塑造积极的社会心态。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的科普各有侧重，不能相互替代。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应侧重预防，关注当前民众在心理健康领域的认识误区，重点普及心理健康问题的具体类型和特征、影响心理健康的多层面因素、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的不同方法等。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既有个体因素如遗传、性格特征、疾病等，也有环境因素如家庭暴力、工作压力、遭遇突然变故、丧失亲人等。要让民众认识到自我心理调适和塑造友善环境的同等重要性，了解心理健康的具体需求和可以获得的针对性服务。心理疾病科普应预防、治疗和干预并重，特别是应降低精神障碍患者的病耻感，提高就诊率和服药率，鼓励患者积极求治，呼吁全社会关怀和理解精神障碍患者，减少歧视。只有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才能使民众对自身的心理健康需求和所需要的社会心理服务有清晰认识，知道自己是什么问题、该去哪里、向谁求助。
二是着力突破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治理的抓手之一。2018年11月16日，国家卫健委、中央政法委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启动为期三年的试点工作。各地区积极推进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部分地区仅由单一部门牵头落实试点任务，往往很难协调和打通不同部门、不同条线、不同行业的心理服务工作，影响了工作机制的效率。具体工作中也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例如，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平台建设重硬件不重软件，心理服务站点配备了心理测评系统、沙盘、生理反馈设备、宣泄设备，但很少有使用情况的记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转岗居多，尚未建立起规范的上岗培训和考核机制，不能保证转岗人员的能力和资质；心理服务在岗人员缺少专业督导，能力提升和职业发展受限，工作积极性受影响；医疗机构需要按试点要求开设精神科和心理科门诊，但短期内很难引进符合条件的专业人员，往往通过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等方式开设门诊，但转岗培训也存在规范程度不一问题；试点地区需要依靠社会心理服务机构来落实具体任务，但由于目前我国尚未明确社会心理服务行业监管部门，缺少监管机制，试点地区很难判断哪个机构更可信、更可靠。如何建立社会心理服务长效机制，如何通过出台符合实际的政策，支持当地社会心理服务资源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实现精细化治理，成为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
三是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疫情期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今后推进常态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积累了经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我国社会治理举措的创新，在国际学术界并无直接对应的既定术语。截至目前，我国学者开展的相关研究理论探讨多、实证研究少。理论探讨中解释政策逻辑、定位、目标、内容的研究多，对于试点工作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少；实证研究中个体层面的心理健康研究多，社会治理层面的心理服务研究少。加强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实践中的社会心理规律，是实现理论创新、推进学科发展、树立学科自信的重要途径，也将为完善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健全危机干预机制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心理学会副秘书长）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社会治理背景下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ZDA35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陈雪峰：《抗击疫情凸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刻不容缓》，《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年第3期。
②黄悦勤：《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概况》，《心理与健康》，2018年第10期。
③张滨熠：《2020年突发事件应对中的社会心理及疏导——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中国应急管理发展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责编/马宁远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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