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的电视节目对于“出圈”的追求，说明我们迎来了一个综艺晚会的数字美学时代。数字美学时代的综艺晚会，消解掉央视所开创的经典晚会模式最基本的东西——在场，却蕴含“手机一代”的审美观、价值观以及“数字一代”的文化自信与符号消费习惯。然而“元宇宙”之“数字人生”仍然是人生，身处3D环境中的游戏主体仍然是主体。数字时代的综艺节目创作，要实现数字技术与不朽的美学精神的结合，需要改变短视频式的走红思路，从诉诸感官，到贴近心灵。
【关键词】数字美学 电视综艺 短视频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过去的一年，综艺节目“出圈”成为电视界的热点话题之一。譬如向来以地方性文化为特色、以中原地区为覆盖面和服务范围的河南卫视，一年之内倏然享有了全国性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是从社交媒体开始“内爆”，然后被传统媒体察觉、报道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关注，这成为短时期内“出圈”的文化现象。这里的“出圈”有三层含义：一是相比于当下的电视综艺，河南卫视节目出新；二是突破地理界限为全国观众所看到；三是出新、突破都与融媒体平台的传播密切相关。传统的电视节目对于“出圈”的追求，说明我们迎来了一个综艺晚会的数字美学时代。“出圈”意味着走出电视圈，走向社交媒体圈；“出圈”还意味着电视人走出舒适圈，走向未知的短视频的“丛林江湖”。
数字化思维与短视频综艺晚会
短视频综艺晚会的出现，既是主流媒体自觉响应媒体融合号召的有益实践，更是数字化思维的必然。数字化思维意味着要了解手机端观赏习惯和社交媒体传播模式。前者是针对瞬间注意力的竞争，具有竞争力的视频节目必须符合新奇、惊奇和短暂三个特点。后者意味着不管有意无意，当节目进入社交媒体轨道，就不再遵从传统媒体的传播范式。众所周知，电视综艺晚会的“鼻祖”是上世纪60年代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创办的《笑的晚会》。晚会一词的本意是众人晚上聚在一起观赏和参与表演，表演的体裁、内容可以多种多样，独立成章，只要围绕和贯穿晚会主题即可。晚会目的在于欢庆和娱乐，只是欢庆和娱乐的过程碰巧被电视机构所录制并面向电视机前的大众播出——此为电视古典时代的“综艺”。
而短视频综艺晚会是指数字时代由专业的电视机构制作并背书，主要在社交媒体平台播放并产生影响，适于手机端用户观看的综艺节目的集锦。短视频综艺具有数字化的所有特征，是一场VR数字晚会。在创作环节：短视频综艺注意控制时长，对内容进行片段式组合，既对应于手机用户注意力的短暂，也符合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规制；珍视灵机一动的创意，旨在生产“爆款”；高度依赖数字化工具，生产“超真实”的视觉拟像，而拟像并没有现实范本；发挥数字工具强大的创作（虚构）能力，持续地生产和再生产对于“仿真”的激情和体验，以致颠覆了人类的生活经验。在观看环节：不仅演员表演是虚拟化和数字技术辅助的，从时空上讲，也不存在一个真实的观演场所，连电视机前假定性的真实都没有，但又无远弗届。“观看直播”升级为“点播观看”后，观众也被升级为用户，电视机前的观众群体散落成为移动设备前的原子化的个体。观众观看电视必须遵循时间的线性流程，因而是被动的；用户消费视频可以采用空间的立体方式——跳跃、回看，似乎是主动的。晚会表演的效果体现不再是在场的、共鸣的掌声，而是弹幕、点赞、评论和分享等非人格化的数字喝彩方式。数字喝彩诉诸视觉，使用的是文字和符号。用户借此反馈自己的体验，并跨时空相互沟通，凝聚共识，建立认同。点赞、评论、分享等共同编制成一个连绵不绝的“可写文本”，每个参与者以“互文”的方式添加进自己的解读，获得一种主体的幻象，进而把空间性的观赏，变成时间性的虚拟社交。
这是数字美学时代的综艺晚会，数字化思维与审美民主相结合，消解掉央视所开创的经典晚会模式最基本的东西——在场。而电视晚会的“华丽风”以数字化低成本的方式为短视频所吸纳和再造。当部分媒体仍恪守“在场”这一古典电视艺术的理想，仍信奉电视机的家庭观赏模式，仍坚持为大银幕生产宏大场面时，各类短视频平台则充满着草根风格的原生态。这为综艺晚会的创作造就了一个“真空”，于是，竞争者搭上数字化的便车，有了平台超车并暂时取得领先的可能。
社交媒体平台造就了创作民主和艺术审美大众化
表面上，地方卫视“出圈”现象是社交媒体平台时代“平民逆袭”神话在电视综艺界的重映，是在“流量为王”的力量的推动下某一特定的艺术样式和审美品味获得“出头”机会，得到市场重视的又一案例，实际上，该现象体现了社交媒体所带来的艺术审美的民主化和大众化。
由精英艺术向艺术民主的转变，可以上溯到世纪之初的《超级女声》等，并体现于现存的形式各异的选秀节目中。其实质是由普通人（而非专业人士）来表演并界定艺术。形式规范上，选秀节目也保证了普通人的参与权与表决权。但问题在于，一方面，任何一种机制（即使具有公平的初衷），都会产生路径依赖和审美惯性，造成平台垄断，使得等级固化和审美固化。所谓等级固化，是指极力维护规则，以排斥新的挑战者的出现。所谓审美固化，是指恒定某一种审美模式为标准模式，而拒绝多样化与多元化。另一方面，艺术民主易于成为“艺术民粹”。艺术的创作者跟艺术接收者都放弃了对于创新的想象与渴望，互相迎合，互相加持，在过往成功的路径上继续加码狂奔，既有的审美品味已经庸俗不能，但又无从改变。观众对于电视综艺模式化、西化、明星化和资本化等的不满，原因大抵如上。总之，垄断与民粹二者共同扼杀了出新。到这个时间节点，文化出新既需要具有新风格和新内容的作品，更需要新的渠道和平台以唤醒“迷茫”中的观众。
跟电视选秀类节目的大众参与程度相比，事实上社交媒体所造就的创作民主要更直接、更有力。社交媒体场域没有观众，只有用户，区别是后者能够创造流量，而前者不能。进入社交媒体平台的作品由用户参与创作、传播与评价。对于传统的电视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未知的江湖，但也是一个让既定的身份等级归零的新赛道。央级媒体、省级卫视乃至用户自媒体，都能够搭乘媒体融合的时代列车。同时也说明社交媒体其实是一个中性的平台，高雅和低俗可以在此平等竞争。
“数字一代”的文化自信与符号消费
电视综艺场上，世纪初到现在一直是劲吹“西风”。传统电视机构出于成本考虑和风险控制，一般直接模仿或投资引进国外成熟的电视娱乐样式，并做本土化的改造，也名利兼收，并各自引领了一定阶段的社会时尚。这说明，娱乐和审美是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的。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40多年后，文化自信成为时代命题。自信既是自上而下的要求，也是自下而上的诉求；既是对于文化之根的皈依，也是文化消费的重要内容。主流的电视机构如央视，通过制作相关节目（《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等），普及推广传统文化，在塑造培养文化喜好和消费习惯的同时，也收获了前数字时代最为珍贵的收视率，可谓良性循环。中国文化传播力与中国经济实力之间的“张力”来自国家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不平衡的发展。以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综艺为例，除了央视的“春晚”有着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该领域的其它有影响的娱乐样式，多是文化输入的成果。西方综艺节目的话语套路，经过十多年灌输式传播，造成审美疲劳不说，前述“张力”在数字青年一代的身上，更会有种别样的感知。
这是开始平视世界的一代人，也是自我文化身份觉醒的一代人。跟父辈相比，他们的爱国情感及其外化方式有所不同，有着现代或后现代的印记。一方面，日常化的国际往来，让他们得以在文化比较中产生强烈的民族身份意识，这种意识更像是一种区隔“自我”与“他者”的个性意识，一种建构自身独特性的亚文化意识。另一方面，这一代人习惯于通过文化消费和符号消费表达爱国情感和意识。在符号的簇拥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符号之于他们，是理解外部世界的符码，是呼朋引伴的暗号，是产生距离与分层的疆畔；甚而言之，符号不是现实的中介，而是现实本身；符号不是用以兴、观、群、怨，消费（找寻、使用、分享）符号该行为本身，就是在兴、观、群、怨。因此关于符号的欲求永难餍足。从市场的角度看，“数字一代”的符号消费行为，付出的机会成本是关注度和驻留时间，后两者可以换算为数字市场上的一般等价物——“流量”。这是一个庞大市场。
挑战性前瞻：数字技术与古典美学精神
2020年以来的传统电视机构的新媒体创作探索，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电视节目的类型和规则，推出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具有自我知识产权的“跨屏”的综艺节目。但须承认，别的电视机构就此模仿甚至照搬的门槛并不高，而且除了潜在的同行竞争外，还得时时面对不断自我超越的期待压力。网络媒体出新的成本较低，试错的成本也低，所以跟风者众。再者，各大卫视目前主要依靠想象力和技术情景再现传统节庆文化，但想象力是一次性的，不能重复利用，必须不停地更新，以产生新的惊奇和刺激并“出圈”，长此以往，难免因步入短视频平台“博流量”的轨道而难以为继。数字技术的演进也能够促进艺术和审美的创新，技术发明往往就是艺术想象力的新发现。随着现有数字虚拟技术被不断应用于增强接受者的临场感和沉浸体验，观众介入综艺节目甚至进入场景并主导节目内容的程度只会越来越高，综艺晚会从二维到三维、从审美静观到交互游戏的趋势将不可阻遏。只是，当技术发展呈现出路径依赖状态，也就意味着由技术进步所推动的想象力临近终点，转而需要进行美学精神领域的反思：数字技术与传统美学精神能否超越颠覆与被颠覆之关系，达成妥协或者融合？
古典电视综艺把观者置于“凝视”“静观”的地位，创作与观赏有着清晰的界线——“第四堵墙”，此时艺术仍保有其神圣性；移动数字综艺打破了作为观演界线的“第四堵墙”，点赞、弹幕成为参与创作的方式，用户在社交和消费，而非审美。这种状况简言之：创作即接受，接受即创作；社交即审美，审美即社交。但是，社交是他者为导向的，审美的最高境界却是自我对话，是心灵独白。缺乏打动自我和触动心灵的数字技术，只是炫技。炫技式的数字技术，可以打破纪实与虚构的界线，创作出“超现实”的景观，建构出“视觉盛宴”；但“超现实”的景观以及“视觉盛宴”将同样遭遇“过劳”的审美心理。“数字一代”的符号消费嗜好，易变而短暂，具有不竭的追新求美的动能。而单纯诉诸视觉和听觉的艺术符码，能叫人惊奇，却难以令人感动。
对于数字时代的综艺来说，古老的诗学要素——情节、悬念、移情、净化等，仍然不可或缺。数字时代的综艺节目创作，需要实现数字技术与不朽的美学精神的结合。具体来说，要调整短视频式的走红思路，使品牌栏目弱于“爆款”单元的状况得以改变；“爆款”可以“博流量”，但流量只是创作的副产品，而非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平衡游戏社交与艺术审美的权重，为“凝视”和“静观”的审美方式留下充足空间等。根本上，则是创作观念的守正创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事”可以解为“讲故事”；“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指的是情感共鸣。通过“事”和“情”，从诉诸感官，到贴近心灵，以至找寻到人类的普遍情愫，再用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表达出来，乃可为世界观众所共享。从这一意义上讲，古典电视综艺的精神，并没有过时。
（作者为厦门大学海峡媒体研究中心、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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