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刘志彪
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党中央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背景下，为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而作出的战略性决策和所采取的积极措施，也是新发展阶段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的新内容。加快推进这项工作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配合，更需要国家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的转型来支持。
产业政策是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长的最重要的国家经济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快速发展生产力，解决有无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因此我们实行的是增长速度赶超型的产业政策。而新发展阶段要求产业政策必须在新发展理念主导下向质量效率型转型。
进入新时期，我国速度赶超型产业政策运用的条件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是以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全面进入了提高发展质量的新发展阶段，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随着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增长速度问题不再处于选择第一位，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发展质量上的差距、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是当前和未来产业政策最需要考虑的问题。二是当前中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需要我国的产业政策作出调整以适应这种复杂变化的形势。比如，一些产品或技术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特别是拥有关键技术、工艺和设备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所生产的。因此，如果没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高度发展，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自主可控问题就无法解决。三是“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因此，必须以效率取向的产业政策彻底改革、改造和替代速度赶超型产业政策，实现实体经济的全面高质量发展。
质量效率导向型的产业政策，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实施的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增长速度赶超型产业政策，它将有利于形成我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长的优良生态环境。主要体现在：
一是有利于实现各类企业的创新发展。与人为地追求和推进增长速度的产业政策不同，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只能依靠创新发展。这种产业政策下增长受市场规律支配和约束，可能暂时速度慢一些，但由于是受预算约束的企业的自我选择，因而是有效率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这种产业政策下，并不受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反而因为具有“毁灭性创造”的创新精神，对经济发展的边际创新贡献更大，所以更可能受社会和市场的追捧。
二是有利于实现各类企业的协调发展。产业政策要体现质量和效率，就必须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行清晰的分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让市场“无形的手”调节竞争性资源分配，这更能体现效率的要求；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味着“有形的手”主导公共资源配置和管理市场秩序，使经济运行更加体现公平竞争的要求。这就要求，产业政策要与竞争政策进行协调，必须把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以创造公平正义为宗旨的竞争政策，作为所有经济政策的基础，任何其他经济政策都不能违反公平正义的原则和要求，都要接受竞争政策的审查和检验。总之，以竞争政策为基础协调包括产业政策在内的所有经济政策，将给中国所有企业创造协调、协同、协作发展的优良成长环境。
三是有利于实现各类企业的共享发展。共享发展的要义是要让每个企业享有发展机会上的平等，从而为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奠定基础。这就要求产业政策取消按照所有制、地区、行业、企业规模等标准来分类制定和管理企业的不公正、不公平办法。所有在中国注册和合法经营的企业，一律都是中国企业，全部都应该享有同样的经济政策，那种因政策差异而造成的“洼地效应”自然就会消失，企业留下的只能是效率的竞争。具有共享发展特征的产业政策，还要体现在扶持弱者、帮助中小企业上，即政府要成立专门部门和机构，专业地服务于中小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帮助其提高技术研发设计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四是有利于实现各类企业的开放发展。追求增长速度的产业政策，在实践中容易出现市场封锁、经济割据等“行政区经济”现象。这是中国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大市场的障碍。质量效率型的产业政策由于要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产业政策的转型要有利于而不是阻碍一体化大市场的建设。在竞争政策的统一协调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将成为促进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载体、机制和枢纽，是实现新一轮以内需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工具、手段和资源，既可以给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依靠和载体，也可以对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产生重要的“虹吸效应”。作为链接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主体机制，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还可以成为基于大中小企业之间有机联系、建设现代产业链供应链的主要驱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