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强调，打造好向海经济，写好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是全面经略海洋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新时代进一步扩大开放、向海发展的精准指导（靳书君，2021）。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开放发展，要主动顺应经济规律和发展大势，把向海经济作为新时代做好“海”篇章的主笔，更好发挥“海”的优势、释放“海”的潜力，不断拓展新空间、培育新动能、形成新优势，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贡献海洋力量（夏飞等，2019）。
优化顶层设计，聚力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我国推动全球海洋治理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当前，全球海洋面临着治理严重失衡、单边主义盛行、治理主体矛盾锐化等问题，深刻影响着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威胁着我们共同的家园。推动向海经济开放发展，应优化顶层设计，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国际合作、互利共赢的海洋治理理念，推动全球海洋治理结构变革，为我国建设海洋强国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王波等，2018）。
基础设施先行，夯实向海经济开放发展坚实基础
以港口建设为抓手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港口是向海经济开放发展的门户。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港口群，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向海经济开放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未来，要强化优势，进一步完善港航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港口承载能力。加快陆海联动基础设施建设，以海铁联运、江海联运、公海联运基础设施为先导，加强沿海港口型物流枢纽和内陆物流基础设施联动。推进江海联动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提升长江、珠江为主轴的航道和通航设施，联通内河港口和沿海港口。以运河建设作为畅通江海联动的关键举措，加快建设平陆运河，打通西江与北部湾港口的通道；着力推动湘桂运河、浙赣粤运河、湘粤运河等前期工作，打通长江经济带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一国一港”或“一国多港”合作建设，探索港口+配套园区“双港双园”发展模式。
推动港口口岸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口岸的交通、申报查验等软硬件设施，提升口岸货物集疏运能力。建设涵盖境内外港口、航运、铁路、陆港、物流基地、货主、海关、口岸、运输企业的信息互联平台，促进口岸信息互通共享。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各口岸监管部门间信息的无缝衔接，推进信息互换、监管互认及执法互助。
以新基建赋能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传统基础设施服务效能。普及推广信息技术应用，推动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中的应用。围绕向海经济主导产业需求，促进传统基础设施向新型基础设施转型，加强“公专协同”的网络设施建设，推进行业计算设施和行业感知设施部署，支持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深度挖掘和提升传统基础设施服务效能，重构服务供给与公共管理体系。
昂起产业龙头，培育向海经济开放发展竞争优势
坚持陆海统筹规划引领，按照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抓创新、创品牌、拓市场和“港产城海”融合的发展思路，推动陆海经济联动发展。围绕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深化分工合作，加快健全向海经济现代产业体系。
着力加强海洋资源综合开发。深入开展海岸带、近海、远海的海洋矿产、生物资源的勘探调查和开发利用研究，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促进海洋渔业、滨海旅游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
以临港产业为龙头，改造提升传统大进大出，对物流运输成本较为敏感的钢铁、石化、冶金、粮油加工等产业，推动相关产业依托沿海港口优化布局。培育壮大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海水综合利用、新能源、新材料等向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向海产业向高端化方向发展（贾宇，2018）。优化向海经济主导产业配套，拓展港航服务、向海文化旅游、向海金融贸易、向海会展和商务服务等现代海洋服务业。
数字经济引领，打造向海经济开放发展智慧引擎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兴起，数字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突出。当前，向海经济的发展面临产业体系不完善、陆海统筹不系统、科技创新支撑不够、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及全球海洋治理不完善等问题的制约，尤其是在开放引领带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向海经济的外向度与其应有的地位不相匹配。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开放发展，亟需充分利用数字经济这一智慧引擎。
聚焦智慧海洋引领开放发展的理念，高标准高起点打造中国特色向海数字经济体系。以“一带一路”、RCEP、CPTPP等为契机，构建向海经济开放发展平台，推动智慧海洋示范区建设，夯实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加大向海数字经济政策保障，政府和企业、社会组织形成合力，加强对向海数字经济智慧产业重点领域、平台、项目等的支持。以向海经济大数据中心建设为抓手，推动海洋立体观测网、海洋通信网等的建设，促进数字向海经济向智慧向海经济进阶发展。充分发挥大数据在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渔船渔港安全、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等方面的作用，构建“智慧海洋数据大脑”，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植数字经济先进理念和模式，推进向海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数字技术赋能向海产业的数字化、科技化改造，引导向海产业智慧化转型。充分发挥大数据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发挥新技术、新模式的灯塔效应，充分释放数字向海产业的新活力、新动力，打造向海经济战略新高地。
陆海协同一体，厚植向海经济开放发展广阔腹地
打造全域一体的向海经济空间布局。以沿海向海经济带为基地，依托内河、铁路和公路等畅通向海经济的陆海联动通道，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向海经济空间延伸。大力发展沿海经济带，以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为核心，打造向海经济发展的核心圈。以交通命脉筑牢江海联动、铁海联动、公海联动基础，依托长江、珠江，深耕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依托陇海—兰新等铁路网，汇入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拓展向海经济的经济腹地。
植根腹地，促进内陆腹地向海发展。以价值链为纽带深化向海经济核心圈与内陆腹地的联系，内陆腹地要深度对接和嵌入向海经济核心圈价值链体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累积优势，不断推动产品升级、工艺流程升级和价值链跨越升级，促进产业的向海转型升级。以产业合理分工优化陆海协同的空间布局，其中，沿海核心经济圈应充分发挥自身在科技、人才、金融、交通等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向海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内陆腹地则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要素成本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并选择性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空间布局（唐红祥等，2020）。
绿色共享协调，构筑向海经济开放发展绿色屏障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非一国之力所能解决，而要各国共同参与推动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我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以及负责任的海洋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为使命，致力于筑牢生态屏障，是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坚力量。
对内专注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及治理。一是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实施“蓝色海湾”生态建设工程，加快完善海洋生态监测体系。以生态空间为重点进行海岸带功能管控，推进海岛和海岸线生态修复项目建设，加强对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湿地的保护。推动受损海域、海岛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修复，不断增强受损区域的自我修复能力，积极开展濒危动植物保护和修复。二是加强陆海生态综合治理，推动近岸海域、陆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开展陆源污染、海域污染治理。重点推进长江、珠江等重点流域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工程，强化入海排污口溯源整治，加强沿海化工园区集中整治和深海排放设施建设，强化养殖、生活、工业、农业面源等污染综合治理和河道生态修复，严格沿海“三线一单”分区环境管控。
对外以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为驱动，协调各国共同维护蓝色家园。积极推动以国际公约、多边条约等为基础的国际海洋生态治理的协调制度改革，包括修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推进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主动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在自觉承担承诺、协定的责任基础上，联合利益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完善全球海洋环境公益救济机制。在南海、东海、黄海等海域发挥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导角色，针对区域性海洋治理主体协调性不足问题，建立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与各国一道打好打赢绿色海洋生态保卫战。
【执笔：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唐红祥、谢廷宇；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RCEP框架下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合作的共生效应及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1AJY00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西南地区外贸高质量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9BJY193）”、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及卓越学者计划项目（桂教师范［2019］52 号）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靳书君：《向海经济重要命题形成的实践基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3期。
[2]夏飞、陈修谦、唐红祥：《向海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及其完善路径》，《中国软科学》，2019年第11期。
[3]王波、倪国江、韩立民：《向海经济：内涵特征、关键点与演进过程》，《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4]贾宇：《关于海洋强国战略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期。
[5]唐红祥、张祥祯、王立新：《中国海陆经济一体化时空演化及影响机理研究》，《中国软科学》，2020年第12期。
责编：罗 婷／ 美编：石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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