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文科建设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基础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文科建设再次开启了“学术中国化”之旅，如何建设性地引领当代中国学科体系的重新建构，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融合发展的元宇宙想象，是当代中国新文科建设肩负的重要任务。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界，应从学术社群的主体性建设、学术话语的自主性追求、学科建设的合法性规制、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平台路径、学术思想的智库型服务路径推动新文科建设，有效促进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关键词】新文科建设 中国学术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 新闻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2.006
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指出，“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1]他明确将世界之竞争定位于“学”，中西文化竞争最终是一场“学战”，“学术话语权”是影响和左右世界最大的软实力。当前，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既面临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了没人信”的话语权窘境，又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全球大觉醒”带来的“中国性”替代西方现代性的话语权机遇。如何解构和重构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如何回答全球传播中的“中国问题”，如何从中国实践和文化资源的背景知识中发现并提炼重要概念和思想要素，激发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上升为“宏纳众流气象”的“中国理论”，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为应对西方现代性危机提供“中国方案”，这是中国新文科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和紧迫时代课题。
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从科际融合到学术中国化
“新文科”建设内涵有国际和国内两种解读方式。从国际视野看，“新文科”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希拉姆学院于2017年率先提出的，其初衷是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中。新文科是文科教育的一次创新发展，是对一直以来文科知识精细化、专业化和学科化分布的一次反拨。或者说，从“分科治学”的旧文科走向“科际融合”的新文科，是人工智能时代文科教育理念的一次转型与升级，倡导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对传统文科进行重组和改造，是整个文科破除学科壁垒走向各学科“大融合”的革命性、方向性变革。
从国内视角看，新文科与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等“四新”学科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从2018年中央提出“新文科”建设到2020年山东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其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拓展创新。从外延来看，新文科门类由原来的8个，扩大为9个，新增了一个交叉学科门类。在原来3个基础文科（文、史、哲）和5个应用文科（经、管、法、教、艺）基础上，新增一个交叉学科（综合类）。从内涵来看，新文科是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的文科，这与旧文科内涵有很大差异。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概念，只有经史子集等图书分类概念。1912年，北京大学始设文科，“以哲学、文学、史学统为一科，而号曰文科”。[2]1918年，蔡元培校长在回复傅斯年《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的信函中，不赞成傅斯年提出设置“哲、文、理”三科主张，大力倡导“破除文、理两科之界限，而合组为大学本科之为适当也”。强调文理并重，强调传统的文学与史学“皆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输入西洋文化，当整理国学，当注重自然科学”，这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新文科”建设的雏形。
中国近代学科知识乃是“援西入中”的产物，“西学本身跨越了中西认同的紧张，获得了一个更具普世性的名称——新学”[3]。王国维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4]。在1905年科举制废止前后，这些来自西方的分科知识以新学之名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扮演着救世的角色，促进中国的欧美化和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学术也正是在这种西方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下展开的，传统不再构成中国观察和认知世界、论证社会合法性的“知识资源”，中国学术话语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知识样式，转而采纳西方现代性的知识样式，其结果使我们与本国的传统文化精神越离越远，以至“已铸下了历史的中断”。[5]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发起过“学术中国化”运动，比如，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甚至提出，我们要办“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6]虽然中国学术界在寻求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一直努力在接纳“西方知识”时加入“中国元素”，尽量彰显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即“中国性”，但效果甚微。一百余年来，西方中心主义知识格局和话语霸权引领世界，并塑造着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现代化品质。在走向“现代的中国性”学科建设和学术探讨过程中，中国始终未能真正走出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的“知识论危机”，[7]因而，造成“中国无法言说中国”的话语权危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文科建设再次开启“学术中国化”之旅，如何解除西方学术话语桎梏，摆脱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如何批判性地脱离自身以外的权威，成长为一种自律的“自我授权”的学术体系？如何促使当代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理论话语和学术话语优势？如何建设性地引领当代中国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完善，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融合发展的元宇宙想象？这是当代中国新文科建设肩负的重要任务。
新文科建设的实质：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
新文科建设的实质是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提升。学术话语权，简而言之，就是在学术领域的话语能力、说话权利和说话影响力的有机统一，是学术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学术话语主体与认知客体的统一。具体来说，学术话语权主要包括学术话语生产能力、学术话语资格权利、学术话语影响力三个方面。
其一，学术话语生产能力是一种开展学术研究的素质和能力，主要包括提出研究问题、开展理性思维的能力，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的能力，提出原创性、本土性、普遍性理论的能力，学术话语生产能力是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思想基础。其二，学术话语资格权利是一种学术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与资格，是外生性的、被赋予的资质，主要包括学科正当性话语权、学术期刊平台话语权、学术自由话语权、学术评价话语权等。学术话语资格权利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制度化安排，是提高学术话语权的组织保障，其提升路径主要是围绕着资格认证和权利获得而展开。其三，学术话语影响力，是内生性的、本质性的隐性权力，它是由学术影响力和思想领导力所决定的一种本质体现，具体表现为“认同学术思想的程度、引领学术发展的趋向、决定学术议题的设置、左右学术评判的尺度、主导学术交流的态势”等诸方面的学术领导力。
与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相比，新文科话语权是最基础、最根本、最长远的一种学术话语权，是国家话语权的基础性权力。只有从思想和价值观念上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才能改变“行动的巨人，思想的矮子”的被动局面，才能形成与综合国力和实际地位等硬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软实力。新文科建设的过程，就是不断用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价值观回应国际社会的“中国之问”、传播中国学界的“世界之声”的过程。与西方思想界相比，当前我国人文社科学界的理论创新性、思想贡献性以及学术影响力严重不足，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协调，中国学术话语处于相对边缘、失语的状态。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人文社科学者要求“创立中国学派”，“提高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的呼声日趋高涨。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必须上升为中国理论，现在的问题是，“新文科学者”从哪里出发？“中国学派”在哪里落脚？“中国学术话语权”何以确立？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的根本问题。
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新文科建设路径
新文科建设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基础性意义。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界，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推动新文科建设，有效促进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学术社群的主体性建设路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物”，只有规律的问题，强调普遍性。所以自然科学不需要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地位，可以把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所造成的歪曲减到“最低限度”，而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是人和事，涉及规律和人文意义两个问题。人文社科的知识生产不是价值中立的，虽然证据是最后的审判者，但证据必须依靠人来识别和解释。知识生产者受到兴趣、背景、师承、学派、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时代氛围的层次制约。[8]所以，人文社科研究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
第一，要培养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学术自觉是基于文化自觉—实践自觉—理论自觉而形成的一种对系统化知识的主动追求，是基于批判性和建设性双重取向而提出的一种积极的“自律性”要求；学术自信是基于中国语境下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而激发出的一种“研究本土化、学术中国化”的“学以致用”的追求。人文社科学者要基于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一种强烈的觉悟，对家国天下文化传统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要基于对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热爱和专注，以此为学术志业和学术身份。比如，新闻传播学者不能徘徊在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只把新闻传播当作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中国版本，也不能只做纯粹的学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要深入到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所开启的“中国性”话语中，以学术的方式将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解读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为本学科理论的中国化开拓出一片“新大陆”。
第二，要培养国际视野和比较眼光。人文社科学者应追求一种极具有文化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视野，秉持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多元视角，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既能深入了解西方学术理论的精粹，又能提出原创性的问题、方法和理论，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与之对话，唯有这样才能知己知彼。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是建立在研究视野的全球性基础上的，西方的学术实际上是将全世界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而目前我们的研究仅仅是地方性研究。所以，新文科建设必须要有开阔的全球视野，要以提供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知识财富为旨归。
第三，新文科学术研究要建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假设上，坚持以本土经验为“体”、以国际理论为“用”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坚持建立学术社群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中华学术的主体性，才能走出被学术殖民的境地，真正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学术话语的自主性追求。若以伊斯顿的“文明寄生论”而言，中国学术话语是寄生性而非自主性的，不但寄生于千年之久的中华文化传统，还寄生于西方文明的话语结构。在不断被强化的“中心—边缘”视角下，中国学术话语随着西学东渐，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基本概念、分析框架、研究进路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建构起来。中国学术话语的西方化是中国学术自主性丧失的重要原因。一百多年来，西方理论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正当性被认可，中国学术成为西方理论的追随者，中国社会科学以“知识移植”为主要品格的整个知识生产和制度化机制，建立起了西方社会科学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和学术殖民。因此，要提高学术话语权，必须进行学术自主性反思，努力从研究问题的提出、核心概念凝练、理论创新发展、中国学派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直面中国新文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研究问题提出的自主性诉求。科学研究总是从问题开始的，科学地提出问题是科学地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马克思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陈寅恪说，学术研究必须要提出新问题，挖掘新材料，用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做学术研究的人，如果能进入这个潮流，叫做入流；如果不会用新材料、新技术研究新问题，叫不入流。[9]他所讲的“入流”就是指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东升西降”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变量或者说第一变量，“全球中国”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学贯东西，人文社科研究都绕不开中国问题研究，作为现象的“中国问题”研究或者作为范式的“中国问题”研究是当今世界最“入流”的真问题。
研究“中国问题”的自主性诉求有三个方向：一是充分重视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现、新案例、新资料的运用。二是突破中国历史空间和实践场域，寻找“异族之史，殊方之文”，从周边重新研究中国。三是中学与西学的汇通，就是把中国传统学问和西方理论方法，自觉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研究途径。通过古、今、中、外的新材料相互释证、参证、补证，在旧话题中开出新思路，在新材料中提出新问题。自主性的学术研究要深深植根于中国实践，从中国实践中提出问题、在世界视野中分析问题，在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交汇处回答问题。我们的学术研究不仅思考中国问题，还要思考世界问题；从中国思考世界，在世界中思考中国。换句话说，要提高中国学术话语权，我们要重新研究中国、重新研究西方、重新研究世界，重新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让中国不仅成为一个问题域，也成为一种研究方法。通过把中国作为一个问题域和研究方法，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一个摒弃国际／国内、东方／西方、国家／社会二分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框架和“中国问题”研究范式。通过自主性的学术研究，让中国学术说中国话，用中国自己的话语元素、核心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来界定“我是谁”。在与“他者”比较中，以中国的方式重写现代性，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进一步揭示和彰显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即“中国性”，从而开启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实现从解释中国向改变世界的转变。
第二，凝练核心概念的自主性诉求。概念常常被视为文化的活化石、理论的构成要素。发展理论就是建立两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论体系的构造依赖于关键性的概念和话语。概念话语在理论体系中处于纲举目张的关键位置。一批举足轻重的概念往往是特定学科的标记，学科内部的种种命题和推论通常围绕这些概念展开。阐释这些概念也就是展示了一个学科的模式及其关注的基本问题。一个词语、一个概念随着时间的进展，原义常常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因此，现今考察某一个概念的发展史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方法。概念的缘起是什么？它们是在什么历史语境中提出的？它们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它们又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现了概念的迁移、深化、挪用、变异甚至走向反面？它们的作用、功能以及未来的前景是什么？现今理论氛围中如何评价这些概念？等等。它们所遭遇的种种理论支持或者种种反驳，它们所制造的一系列有价值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一个学科的缘起和入手之处，[10]因此，有必要对核心概念进行清理。核心概念在问题讨论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它们或者是一种开拓，或者是一种号召，或者是一种新的凝聚轴心，或者是辩论批判的焦点，都可以在学术研究中积聚非同凡响的理论能量。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也产生了与之相匹配的实践智慧，中国人文社科要讲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奇迹背后的原理、道理、学理、哲理、法理和事理，为世界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贡献学术新知，这就需要增强“凝练核心概念”的自主性追求。目前，我国提出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原创话语，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精准扶贫、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但还需要来自人文社科学者的理论阐释和学术创新，以便形成可与国际学术交流的理论概念和学术话语，这才是话语权的真正提升。
第三，开展本土化研究，构建中国学派的自主性追求。一般而言，学术研究本土化主要有四种路径：一是拿来主义的“套用性研究”，二是本土情境下的“验证性研究”，三是回归传统的“诠释性研究”，四是原创性的“发现性研究”。这四种路径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外部本土化和内部本土化。前两种属于“外部本土化”，即从世界看中国，追求理论的普适性，欲解决的问题是“西方理论方法的适用性”；后两种属于“内部本土化”，即从中国看世界，追求理论的特殊性。是“重建构念和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11]无论哪一种类型，其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追求理论普适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国人文社科研究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如何聚焦这些问题点，寻找中国新文科建设的知识路径，着力解决西方理论概念的普世性和中国文化意涵的本土性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学术研究本土化的关键所在。
与西方人文社科相比，中国人文社科发展存在的明显差距就是中国学派的长期缺位。虽然中国是学者众多的学术大国，但却不是理论众多的“大国学术”，一贯追求自我和个性的中国人文社科学界没有跨学科研究合作的氛围，也缺乏相应的评价机制，很难形成“跟着讲”“接着讲”“领着讲”的课题研究共同体，每个人都是各成一派，导致中国人文社科理论发展长期处在一种自发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缺乏中国学派的话语权之中。我们要想缩小与西方的差距，缩小与自然学科的差距，就必须扎根中国本土，实施科际融合，组建跨学科学术团队，更好地发现并提出具有时代性、中国性的真问题，寻找既具有中华文化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华人学术视野，发展出中国本土化的一般性理论和原创性理论，打造视域融合的“中国性”学术共同体，建构中国学派，形成地方性知识体系，为国际人文社科学界贡献中国概念、中国话语、中国理论。
学科建设的合法性规制。学科在本质上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制度性存在，是学术发展的组织依托和学术管理的基本单元。学科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基于社会实践人为划分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一起列为需要加快完善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同时强调要将这些学科打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12]以新闻传播学科为例，在新文科建设的学科分类中，新闻传播学不是一个独立的门类，而是一个一级学科。这里面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其一，在媒介化社会，新闻传播学科越来越体现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双重属性，是否可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门类，从文学门类中分离出来？其二，作为一级学科的新闻传播学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学科？还是新闻学+传播学两个学科的相加？其三，源自“新闻代理人”和“企业驻地记者”职业身份的现代公共关系学科到底应设置在公共管理学科，还是回归新闻传播学科更有利于新文科建设的需要？
众所周知，百年大党见证了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获得学科独立的过程，在学科始创阶段，我们的理论研究主要为获取学科身份服务，“新闻传播可否为学”“何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等是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为学科身份的一种证明和宣示，完整的学科体系成了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建构一个合理的、广受认同的、包容性的学科体系是学科建设的奠基性工作。当学科获得独立之后，学科体系得到确认，学科知识结构趋向稳定，“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何为”的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起来，尤其是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能传播时代，新闻传播学科体系建设和理论研究面临重新调整。
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新文科建设首先要突破学科内部壁垒，其次才是加快协同交叉和融合发展。比如，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中，不仅要实现“新闻+外语+国际关系+计算传播”的跨学科融合，更要加强新闻学、传播学、媒介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新闻传播学科内部的跨专业融合。从实践层面，作为基于事实的巧传播、隐形传播、战略传播的现代公共关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基础设施”，成为各国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理论方法和战略工具，在国际传播、国家建设、民族认同、社区发展、组织倡导、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建设性作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新文科建设要努力推动公共关系学科从边缘走向中心，推动新闻传播学科成为构建“大国学术”的核心学科，成为传播“大国学术”的应用学科。
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平台建设路径。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是大国学术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带领中国学术成果走出去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中国学术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学术交流的本质是学术期刊发表，学术期刊是科研成果的重要出口，是学术交流的主体形式，但由于“中文”作为一个言说载体在国际学术场域中的“不可通约性”，中文学术期刊和学术成果尚未产生国际性的影响力。据统计，在全球3000多本SSCI期刊中，英文期刊数量占据70%以上，来自中国出版的学术期刊只有11种。世界公认的两大学术领域重要期刊文摘索引数据库SSCI和A&HCI都来自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他们作为评价学术成果的第三方机构和传播枢纽，规训着全世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世界学术交流圈的英语化倾向造成中国学术交流和对外传播的语言障碍和知识逆差，导致中国新闻传播学难以摆脱西方学术话语的强势影响和研究路径。比如，SSCI本是期刊评价体系，但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指挥棒”，成为职称晋升与能力评价的重要标准。
因此，我们应重新建构学术期刊格局和学术交流生态，围绕学术期刊、学术组织、学术会议、专业媒体等四大平台，进行合理规划，重建中国新文科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平台。
一是建立为多语种服务的中文学术期刊数字平台，争夺国际学术交流与出版的“语种”话语权和国际学术检索业务的“主体”话语权。二是面向全世界学者设置中国研究奖项，开放“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研究课题，吸引世界各国学者积极开展“中国性与现代性”“中国性与中华性”“中国性与西方性”“中国性与全球性”等中国学研究，努力使中国问题域从学术外围走进学术中心，使中国成为世界性学术思想的发表平台。三是改革科研论文发表与评价机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创立中国一流学术期刊“互联网+代表作”的开放评价方式，改变“学术标准外移，优质成果外流，心甘情愿接受学术殖民”的评价机制，重构以创新性、人类性为核心的学术评价模式。四是推动形成多中心与多元化的国际性学术组织发展格局，提升中国学术组织的联盟力。学术组织是具有公共领域性的思想平台，可以发挥公共外交、学术外交的作用，通过学术会议可以实现学术思想的国际化圈层传播。
学术思想的智库型服务路径。新文科建设不是纯粹的知识体系建设，而是包含着一定价值观念、寄托一国之精神的，推动社会进化和人类进步的思想体系建设。学术话语不但意味着一种思想观点，而且意味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意味着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建构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沿着知识—思想—理论—话语体系的发展路径，新文科学术话语权的构建必然要基于中华文化共同体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成为国家理论生产的场所和主流价值观构建的场地，成为政府决策的智库和大众教育的重要知识来源。
在学术界和政府间存在作为传送带的涓滴模式，即一个学术概念或理论提出来以后并不意味着学术话语的结束，而是学术话语的开始。智库在政界与学术界之间架起了知识和权力沟通的桥梁，将学术和咨政在实践上勾连起来。转化为智库服务的学术思想拥有可以定义国家身份、利益取向的特殊话语权力，可以以知识产品为媒介促成政府实际决策，设置全球议程引导国际舆论，掌控国际话语权。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人文社科界学术思想的智库成果转化，以便形成学术话语的闭环流动与有效扩散。
一是建立政府和科研机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旋转门”机制，让知识与权力紧密结合，促进相关学术思想和政策主张的落地。二是通过各种“理论流派”“评估指数”“研究报告”“民意调查”等系列公共产品，向政府和国际社会提供国与国之间的历史认知、共有观念、互动态势、局势研判和行为调整策略等智力思想服务，能够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大国才能真正被世界各国所尊重和追随。三是建设涵盖从学术期刊到大众媒体、从课堂到论坛、从学术机构到NGO组织推广等在内的立体化整合传播架构。让学术思想走进大众媒体、走上决策者的办公桌，更走进民间话语空间和国际社会，让学术思想产生较长时间的话语影响力，成为政府话语的“诠释者”“风向标”“试探器”。
在一个政治世界中，每个国家的学术研究都会带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国家特色，一个国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和解决的时代难题不同，往往会决定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生态。[13]今日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已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国已进入近代以来最好发展时期。中国要享有世界范围学术话语权，必须提供一个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学科范式、一种新的替代现代性话语的学术范式、一种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范式，惟此才能构建出与中国地位相称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即以“中国性”为西方现代性替代范式的“大国学术”，才能引领中国成为新的世界性学术思想中心，这需要几代学人不懈努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过程任重道远，不可操之过急。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讲好中国故事与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JZD038）
注释
[1]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0～116页。
[2]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3]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4]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
[5]姜金顺：《在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以瞿同祖为中心的阅读史个案：1934—1965》，《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6]李玉胜：《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土货化”》，《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14年第2期。
[7]吴晓明：《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8]李金铨：《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60页。
[9]葛兆光：《预流的学问：重返学术史中看陈寅恪的意义》，《文史哲》，2015年第5期。
[10]南帆：《〈 概念的阐释〉前言》，《东南学术》，2003年第2期。
[11]
陈先红
、侯全平：《积极公共关系：中国公共关系研究的本土化探索》，《新闻大学》，2019年第4期。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13]苏长和、俞沂暄：《中国话语与国际关系（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
责 编／肖晗题
陈先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公共关系分会会长。研究方向为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中国故事与国际传播、新媒体与品牌传播。主要著作有《现代公共关系学》《公共关系生态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