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以集体安全路径实现全球安全
对有关多边主义的学术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对多边主义的关注与认可，涉及国际关系的核心命题，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多边主义的兴起，与“集体安全”这一概念的出现和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学理上看，关于如何在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上实现可持续的持久和平，有“霸权”、“联盟”以及“集体安全”这三种不同的路径。这三种路径的选择，关系到在主权国家构成的以无政府状态为核心的国际社会中如何维护国家安全，解决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
“霸权”意味着以霸权国自身超强的实力，从实力地位出发，保障自身的压倒性安全的构想；“联盟”则是若干国家拉帮结派，继而通过“抱团”的方式共同应对其所指涉的外部共同威胁。尽管从细节看，“霸权”与“联盟”这两条路径存在极为重要、清晰且显著的差异，但同时具有共同特征，即这两种实现安全的途径，都是以同一个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尤其是其他行为体的安全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
而“集体安全”则构成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即建立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原则基础上，将整个人类社会看成一个安全的整体，以整体性的方式，保障各行为体的生存，共同应对任何可能成为侵略来源的主权国家。很显然，“集体安全”的原则，至少在理论上提供了真正消除安全困境的可行选择。
从实践上看，通过对国际关系历史的简单回顾可以发现，整个世界对安全的追求，总体上经历了从个体自助，到结盟互助，再到集体安全的发展历程，多边主义的兴起与最终“集体安全”的路径被各方广泛接受，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关系。20世纪早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实践中，“集体安全”原则通过国际联盟的形式得到了较为系统的实验；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限性，国际联盟被证明并非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未能发挥阻止战争的作用；到了20世纪中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冲击下，通过吸取国际联盟的教训，经过大幅调整与改革的联合国自成立至今，尽管仍然可能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但联合国的总体架构设计，以及通过联合国宪章展现的集体安全原则，确实在维护安全与稳定方面呈现增量改进的显著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以美国及其军事盟友的国际实践来看，存在这样一种迷惑性的做法：用“集体安全”的辞藻，包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构成的军事同盟，将这种明明是指向第三方的军事-政治同盟，称作是某种“集体安全”原则的产物，其中具有标志性特征的是美国在西欧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在东亚地区建立的日美军事同盟体系。这两个同盟的文本中，都使用了“集体安全”的措辞，但究其功能而言可以清晰发现，这两者均存在显著的外部指向性，即构建同盟的目标旨在针对同盟成员之外的第三方，在冷战后的世界里，这第三方集中聚焦于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从2017年开始被美国明确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很显然，美国奉行的这种多边主义是彻头彻尾的虚假的多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落后于时代需求的军事-政治同盟体系，对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与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构成了直接的冲击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