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看，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最大瓶颈正是创新乏力，这构成实现文明复兴的主要障碍。在经济层面，过去依靠高投入、高污染、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向创新经济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出路，然而创新转型也面临重重阻力。除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惯性之外，市场的扭曲、体制的僵化等仍然阻碍转型的实现。由于制度具有强大的惯性，改革开放以来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利益格局，推动制度创新面临重重阻力。各种落后陈腐的思想观念和现实的利益结构又常常交织在一起，共同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创新。
从经验事实看，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因为不能顺利克服一些系统性瓶颈而陷入困境，如经济发展不能向创新经济转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美国学者卡拉斯认为，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低成本生产者（或地区）和高技能创新者之间摇摆的时候，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转型本质上是成为有竞争力的高技能创新者。[1]历史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现代社会更存在高度的风险性，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发展与转型中遇到的矛盾尤其突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种创新困境越来越成为历史进步的突出矛盾。要想顺利推进中国现代化，需要清醒认识这种创新困境，在系统层面上寻找突破瓶颈的出路。
在培育创新系统中促进创新的涌现
从创新的角度看，实现现代化需要直面深层次的核心问题推进系统创新，它不只是偶然的、零星的、纯粹技术的创新，而是大规模的、系统的、整体层面的创新的爆发，从而表现出“涌现”的特征。让创新涌现出来需要遵循创新的规律，核心是培育能够激发创新的系统结构和系统机制。
现代社会的创新遵循一条规律，即存在“系统性”和“涌现”的特征。创新是个人或组织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获得的新认识、新方法以及形成的新理论、新制度等，因此具有个体性和偶然性特征。但是大规模和系统性的创新却依赖于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系统的理念和运行机制。现代文明的发展就建立在这种系统机制之上，它以创新为导向，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的相互交织和互相支持，共同推动了创新的勃发，结果表现出“涌现”的特征。涌现是复杂系统演化的一种现象，其形式是超越常规的系统衍变，在特定条件和机制下爆发出新的特质。涌现描述了系统的如下特征：低层次的各要素主体交互作用，在互动中促使系统在整体规模上出现低层次所没有的高层次的新特性，但这不能还原为低层次的要素特性。[2]现代社会的创新表现出“涌现”的特征，各种条件具备时，各种创新要素会充分激荡、各种主体充分参与、各种创新的理念和行动得以实现，最终汇成创新的“涌现”，即一种爆炸性的成长。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的兴起激发了各种创新要素的生长，在长期的演化中逐步形成了激发创新的系统机制，促成了一系列相互支持的革命性创造。从哲学革命到科学革命，从思想启蒙到社会革命，从工业革命到政治革命，这一系列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汇成了系统创新的强大力量，最终导致了现代文明的勃兴，推动西方文明走在了历史的最前沿。
在过去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这既是文化移植和传播的过程，也是在适应本土社会文化生活中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中国人在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秉承“革故鼎新”的文化传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最终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可以说，在探索中不断创新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方向，这与世界现代化的方向是一致的。如今，中国要迈向创新型经济体，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意味着将创新置于新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客观趋势，这种发展也为实现这一转型提供了可能。生产力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正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才有了人类文明的创造。涂尔干在研究大学的起源时发现，11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种思想的欢腾，其基础是储备的多余物质能量使人们能够免除物质匮乏。他提出，“就文明而言，当各个共同体中积聚起一种活力，一心想要找到一个出口，找到某些消耗自己的手段，与此同时却又不存在任何非解决不可的迫切之事，能够理直气壮地吸纳这种活力，恰恰要到这样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文明富有创造性的年代”。[3]如今，中国已走出了经济匮乏阶段并储备大量的“经济剩余”，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这为文明的创造提供了物质基础，系统性、大规模的创新是现实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的需要，而过去经济发展的积累也为此提供了可能。可以想象，未来中国将需要并实现技术、知识、制度、思想、文化各个层面的系统性创新，各种要素相互激荡促成创新的涌现，最终形成新文明的创造的灿烂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