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把握了时代脉搏和精神的伟大作家，歌德和莎士比亚都创作了优秀的剧本，而且后者的主要成就就在于戏剧创作。由于莎士比亚并非出身高贵，也未在牛津、剑桥读过书，因此一些肆意贬低莎士比亚的批评家一方面对他的著作权提出质疑，认为那些把握了时代精神并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剧作不可能出自莎士比亚之手，另一方面则抬出他的同时代和之后的伟大剧作家来打压他。但是，歌德出于艺术批评的良知和真诚，始终对莎士比亚的成就十分推崇，他称莎士比亚为“戏剧天才”，并认为，伟大的作家应该看到这一点，“如果他真正称得起天才的话，就不可能不注意莎士比亚，是啊，不可能不研究莎士比亚。可是研究的结果必然意识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穷尽整个人性的方方面面，已经做过最高、最深的发掘，对于他这个后来者，从根本上讲已没剩下任何可写的东西啦。谁要在灵魂深处意识到已经存在那样一些无比精湛的、不可企及的杰作，并对其心悦诚服，谁还能从哪儿获得勇气提起笔来呢！”[2]应该说，这是歌德对莎士比亚的艺术成就的高度认可和评价，对于奠定莎士比亚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几乎与歌德同时代的英国诗人拜伦虽然比歌德年轻很多，但由于生活的颠沛流离和身体虚弱等诸种原因，不幸英年早逝。歌德对此感到巨大的悲伤，他发自内心地对这位有着很高天分同时又引起很大争议的诗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毫不否认自己受其影响和启迪。在歌德看来，“他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一位天生的诗人；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人身上有他与生俱来的那么多作诗的天分。还有在把握外在事物和洞悉历史情境方面，他也与莎士比亚一般伟大。不过作为纯粹的个人，莎士比亚更加杰出。对此拜伦心中有数，他真恨不得将莎士比亚给否定掉，因为他的快活爽朗如同横在他前进路上的一块巨石，他感觉自己无法越过。”[3]对拜伦之后的法国作家雨果，以及之前的剧作家莫里哀等人，歌德也多有提及，并表达了自己的景仰和推崇。我们从歌德对欧洲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中不难看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文学应该由这些伟大的欧洲作家及其作品为主体，因为正是这些伟大的欧洲作家及其优秀作品形成了世界文学经典。由此可见，歌德的世界文学观首先体现在其经典性，而且这一经典性又带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
虽然歌德无法全然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但是他能够走出其狭隘的领地，关注中国文学，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就在他与艾克曼谈话的年代，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的华盛顿·欧文已开始创作，年轻的美国文学也开始引起批评界的关注。但歌德却对此不屑一顾。他倒是对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现象颇感兴趣。他认为，“世界永远是同一个模样嘛”，“各种情景不断重复，一个民族生活、恋爱和感受如同另一个民族：为什么一位诗人就不能跟另一位诗人同样作诗呢？生活状态一个样：为什么诗的状态就该不一样呢？”[4]显然，在他看来，世界各国的作家都有着共通的诗心和文心，因而通过翻译的中介，这些作品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
正是由于歌德宽阔的世界主义胸襟和娴熟的多种外语技能，他通过英文和法文翻译，阅读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些非欧洲文学作品，包括中国作品《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老生儿》，印度古代诗剧《沙恭达罗》以及一本波斯的诗集，并萌发了这样的感慨，“我越来越认为，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且正成百上千地，由人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创造出来。一个诗人可能比另一个诗人写得好一点，浮在水面上的时间也长一点，如此而已……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出自身狭隘的圈子，张望张望外面的世界，那就太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盲目自满了哦。因此我经常喜欢环视其他民族的情况，并建议每个人都这样做。一国一民的文学而今已没有多少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每个人现在就该为加速它的到来贡献力量。但是，我们对外国文学的重视还不应止于某一特定的文学，唯视其为杰出典范。我们不应该想，只有中国文学杰出，或者只有塞尔维亚文学，或者只有卡尔德隆，或者只有《尼伯龙根之歌》杰出；而总是应该回到古希腊人那儿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典范，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始终塑造的是美好的人。其他文学都只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好的东西只要有用，就必须借鉴。”[5]长期以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学者们只是引用前面几段文字，刻意地宣扬歌德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强调，而忽视了后面几段文字：在打破德意志中心主义的同时又陷入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桎梏。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上面的整段文字，就不难看出他的世界文学概念中的矛盾性和张力：再一味地侈谈民族文学已经无甚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因为各民族人民通过文学进行交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再像过去那样固步自封、盲目自满，只看到自己民族／国别的文学成就显然是不够的。这应该说是歌德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局限的进步之处，也说明他作为一位伟大的世界文学大家所具备的独到眼光。
但是，如前所述，歌德也如同绝大多数欧洲作家一样，其欧洲中心主义思维定势也是难以克服的，他一方面号召欧洲作家要克服固步自封的缺点，把目光转向德国以外的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真正堪称经典的作品应该在古希腊文学中寻觅。这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但又无法公开彰显，因为在这其中还有另一种思维定势，即文化相对主义。
毋庸讳言，在美国尚未成为一个新崛起的帝国时，美国文化基本上被认为是欧洲文化的翻版，美国文学也就自然被视作对欧洲文学的模仿，并无自己的独特之处，因而欧洲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后来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角色。我们都知道，美国很快便后来者居上，它充分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大发横财，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得到迅速发展，政治地位也愈加稳固。特别是在二战期间和之后，一大批欧洲知识精英不堪忍受德国法西斯的迫害而移民美国，这便使得美国聚集了一批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和人文思想家。昔日的欧洲中心主义演变成了西方中心主义，而美国则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腹地和新的中心地带。因此，西方中心主义在许多人眼里就是美国中心主义。这一看法虽不无偏激，但至少反映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和英语在传播世界文化和文学过程中的霸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