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相对主义的建构与重构
和西方中心主义相辅相成的另一股文化理论思潮就是文化相对主义。这股思潮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史，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早先的文化相对主义也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印记，它旨在凸显欧洲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的优越之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那些有着鲜明的精英意识的欧洲作家和艺术家那里。从前引歌德和艾克曼的谈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包括歌德在内的一大批欧洲作家和艺术家都认为，只有优秀的欧洲作家及其作品才有资格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和主体。但是曾几何时，美国后来者居上，由于美国在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上的飞速发展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早先的欧洲中心主义逐步演变成了西方中心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发布这些科技新成果的话语权，而且他们在文化上也不甘寂寞，英美两国的文化学者和人文思想家充分利用英语的文化传播功能，牢牢地掌握了人文学术出版的话语权，这一点也体现在世界文学的研究中。我们今天在英语世界常用的两大世界文学选——《诺顿世界文学选》和《朗文世界文学选》无一不是由美国学者担任主编。但即使如此，那些传统的欧洲人文学者和理论家骨子里并不看重美国的人文思想和文化理论，其认为在现代以来风行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理论思潮追踪其源头，几乎无一不出自欧洲。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欧洲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成果如果不经过美国以及英语世界的中介，也很难成为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思潮。因此，文化相对主义也始终贯穿在欧洲以及后来的整个西方国家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并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从而显示出不同的意义。
但尽管如此，一些心胸开阔的有识之士仍一直试图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他们开始关注文化相对主义并试图对之进行改造和重构，反其意而用之。已故荷兰比较文学学者和汉学家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应该算是国际比较文学界较早关注文化相对主义和世界文学经典问题的学者之一，佛克马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发表了一系列论述，这尤其体现在他对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和建构，从而为他的文学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文化相对主义最初用于文学研究也是为了标榜欧洲文学的优越之处，后来，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发展进而变得十分强大，它在文学上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曾经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老的文化相对主义也就自然演变成为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特征的思潮，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东方文化和文学的价值逐步被西方人所认识。[6]在西方的比较文学学者中，佛克马的经历也与众不同，他早年曾学习过中国语言文学，并在荷兰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过。他既受过西方汉学的严格训练，同时又具有较为宽阔的胸襟和理论视野，因此在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界，他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加以改造并引入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在理论上，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并非一种研究方法，更谈不上是一种理论了”，它主要体现为一种思维模式。但是他同时也认为，“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早先所声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显然已迈出了一大步。”[7]这一相对性就体现在，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相对于另一种文化而存在的，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东方文化作为一种有着自己传统和特色的文化形态，也有自己的存在理由和表达形式，东方文学也是如此。因此，在世界文学研究中，不应当仅仅关注欧洲或西方国家的文学，也应该对东方文化和文学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形成的世界文学观才算是比较客观和全面的。由于佛克马所受到的中国文学熏陶，他在讨论一些普世问题时也总是以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例子作为佐证，这一点是其他比较文学学者无法做到的。
佛克马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其应邀为劳特里奇《全球化百科全书》撰写的“世界文学”词条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此之前，他就不断地在一些国际场合批评那种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观，针对世界文学版图分布的不公正状态，他更是在该词条中严正指出：
雷蒙德·格诺（Raymond Queneau）的《文学史》（Histoire des littératures）（3卷本，1955-1958）有一卷专门讨论法国文学，一卷讨论西方文学，一卷讨论古代文学、东方文学和口述文学。中国文学占了130页，印度文学占140页，而法语文学所占的篇幅则是其十二倍之多。汉斯·麦耶（Hans Mayer）在他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1989）一书中，则对所有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学全然忽略不谈。[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