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克马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世界文学地图的这种绘制显然是受到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势的影响，因此佛克马觉得应该从理论的根子上寻找原因并予以驳斥。在另一篇专门讨论新世界主义的文章中，佛克马更为直白地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质疑了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普遍性，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论点已经在历史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概念那里得到了支持，这两种观点强调的是种族上和文化上有着差别的族群的独特品质。”[9]当然，就其反对某种文化专制主义而言，这两种观点无疑有着一定的共同性和进步意义。但是，他认为，建构一种新世界主义在这方面也许更加奏效，因为在世界主义看来，“学会处理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需要，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10]因此，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更加具有这种世界主义的萌芽。“在中国传统中，历史的层面主导了地理上的分布。整个世界基本上都是根据一种文化模式得到解释的，如果一个人生活在野蛮人中的话，儒家人性的原则也会适用。中国思想的普遍主义特征直到本世纪才受到一些类似欧洲的文化相对主义发展而来的观念的挑战。佛教禅宗这另一个伟大的传统也像儒家学说一样具有普遍主义特征。”[11]他还认为，过去西方历史上曾出现并在一战前风行的那种老的“肤浅的世界主义不过是法国、英国和西班牙殖民主义文明的一个产物。由于这种老的世界主义依赖西方的霸权，因此它是不可能被允许卷土重来的”。[12]确实，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人类社会也出现了一些超越民族主义之局限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共同价值的现象，因此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就势在必行。在佛克马看来，这种新的世界主义“应当拥有全人类都生来具有的学习能力的基础。这种新世界主义也许将受制于一系列有限的与全球责任相关并尊重差异的成规”。[13]也就是说，这种新的世界主义已经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它吸纳了一些西方世界以外的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与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佛克马看来，
有着好几种理论源头的新世界主义在某些方面也与现代主义的遗产有所关联。事物的意义之属性是临时的，但也总是可以修正的，因为其基本的态度是通过考验和失误而习得。人们的头脑总是向着新的经验开放；认知的情感的自我正期待着新的发现。这些新的经验并非仅受制于自己族群的文化，而应当包括与其他文化的接触。所有文化本身都是可以修正的，它们设计了东方主义的概念和西方主义的概念，如果恰当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建构新世界主义的概念。[14]
佛克马认为，老的世界主义产生于西方的土壤里，之所以有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根基与古希腊先哲们狭隘的眼界和思维模式不无关系。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面对东方文化的崛起和东方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世界文学的绘图也应该更新，因此，建构一种新世界主义将为之提供理论基础，至少可以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这样，经过佛克马的改造和重新建构，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就转而以一种新世界主义的面目出现了。它非常适用于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精神，对于彻底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有着强有力的推进作用。应该承认，这些先驱者们的努力为后来东西方学者的世界文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绘图
回顾世界文学概念190多年的历史演变，我们不得不承认，提出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我们仅仅要多读一些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按照美籍意大利裔世界文学研究者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的考察，我们今天一辈子所能阅读的世界文学作品，哪怕是通过翻译来阅读，也只占真正的世界各国文学中的极小一部分，大约连1%都难以达到，而绝大多数民族／国别的多达99%以上的文学作品，则是我们无法阅读的，因为它们由于种种原因被文学的屠宰场残酷地“屠宰了”，或者说被我们读者全然忽视了。因此他认为，为了了解这99%的世界各国文学，我们只有采用一种远距离的阅读方法来把握其概貌，也即通过某种技术的手段来代读这些作品。于是，他提出一种运用大数据分析归纳的方法来了解这99%的文学的概貌。[15]毫无疑问，这99%受到忽视的世界文学作品必然也包括长期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的中国文学作品。由于在西方的东方学研究界占主导地位的东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变种的作祟以及合格翻译的缺席，大部分中国文学作品都没有被译成英语等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这与西方文学作品及人文学术著作充斥中国的图书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造成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仅占有微不足道的地位，这无疑与广袤无垠的地理上的东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格局，就得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入手。
因此，正如莫瑞提所指出的，“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它应该有所不同”，因为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他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的。在莫瑞提看来，世界文学的“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16]因为“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发现一种方法。那不是理论形成的方式；理论需要一个跨越，一种假设——通过假想来开始。”[17]也就是说，通过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来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世界文学格局。因此，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得从西方学界本身入手。确实，在莫瑞提以及另一位美国学者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的有力推进下，世界文学于本世纪初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及其在文化上的反映再度成为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课题。它不仅吸引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者的关注，同是也激发了文学理论学者的兴趣，甚至连那些传统的国别文学研究者也试图乘着全球化的东风，将本国的文学介绍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理论意识中。
世界文学在中国也并非一个全新的话题，而是一个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理论概念。一大批先驱者为之进入中国并挑起这方面的讨论而作出了奠基性贡献。根据现有的研究资料显示，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于20世纪初被介绍到了中国，在这方面，诸如黄人、陈季同、鲁迅、王国维、马君武、郑振铎等人都为之在中国的驻足推波助澜。[18]实际上，在那前后，中国学界已经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西学的运动，一大批西方文学的经典著作以及人文思想家的著作通过翻译的中介进入了中国，大大地开阔了中国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视野，使他们带有了某种世界的意识。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在那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中，译介到中国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都出自西方作家和理论家之手，只有少数来自俄罗斯和日本以及东欧的一些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进入了翻译者的视野。因此在不少人看来，世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西方文学的一个代名词，东方国家的文学在其中根本微不足道。由此可见，不仅是在西方学界，而且在中国的世界文学翻译和研究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甚至不少中国学者都认为，翻译西学就等于是翻译世界文学经典和人文学术著作杰作。但是，在中国学界，西方中心主义与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博弈从来就没有停止。在这方面，鲁迅堪称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位先驱者，这主要体现于他的翻译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