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的“新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融合与重新建构的过程。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具有现实紧迫性。但同时也必须指出，这种“化”的过程将是极为复杂而艰难的。如果不完成这一艰难的工作，就很难谈得上现实化或当代化。
当两种思维方式发生关联的时候，碰撞和辩驳是必然的。那么，当马克思“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发展的时候，他的思维方式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呢？
第一，理解世界的“新唯物主义”态度。
马克思是源远流长的西方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理念和体系中无疑体现和贯穿着近代启蒙主义、科学理性特别是“新唯物主义”精神。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德国古典哲学浸润特别是观念论熏陶后毅然走向唯物主义持有多种评论，但笔者认为，如果放在德国哲学及其社会发展自身演变的进程中透视马克思思想的这种“变革”，其意味和价值更会得到彰显。暂时撇开马克思的哲学思考和创建来看德国哲学的发展进程，我们会发现，当黑格尔把理性主义推向极致的时候，声势浩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立马就崛起了，包括在黑格尔去世之后谢林去柏林讲授的“天启哲学”、青年黑格尔派推崇的“自我意识”，特别是在之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等。也就是说，没有马克思的“新哲学”，作为思维方式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是缺乏过渡、缓冲和超越的。事实也确实是如此，马克思后来被迫流亡英伦，非理性主义主宰了德国的社会思潮和哲学发展，并引发深刻的社会运动，最终延伸至20世纪导致巨大的国家灾难。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突出强调理解世界的唯物主义原则、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等，目的就在于校正唯意志论、观念论等思维方式的弊端。
第二，“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马克思的“新理性主义”“新唯物主义”又不是一种仅仅认同现实和现状的哲学，而是彻底的“批判性思维”。马克思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最全面、最系统地展开经济学学说史研究并留下完整著述的思想家，《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长时段写作既是卓绝的元理论建构过程，也是他思考、清理和超越古典经济学过程的记录，二者具有极强的内在关联。关于“古典经济学”的阶段划分，在20世纪有几种影响比较大的界定，但无论是主张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演变的“凯恩斯说”，还是涵盖1790—1879年间经济学发展的“熊彼特说”，乃至具体指陈“以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始，到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出版止”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行的理解，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把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开端。与20世纪的解释不同，马克思关注的视野更为宽广，将古典经济学的起点追溯到斯密之前100年，认为“在英国是从威廉·配第开始”的。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史上，这是独树一帜的见解。那么，马克思是基于什么做出这一判定的？换言之，配第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的？主要原因在于配第创立了“政治算术”的概念，首次尝试用算术方法探究社会经济问题，“不是把一连串比较级和最高级词汇同空论拼凑在一起，而是立志要用termus of number，weight or measure（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只利用从感观的经验中得出的论据，只研究as have visible foundation in nature（在自然界中具有可见根据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这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也就是说，是统计学而不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造就了“政治经济学”，而配第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同时，马克思的批判更体现在深刻的自我反思中，这突出表现在他对《资本论》结构的反复斟酌和修正。作为《资本论》的研究者，有一个问题是始终绕不开的，即马克思为什么最终没有整理出《资本论》第二、三卷？梳理1867—1883年间马克思的著述，我们发现，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到他去世，面对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各种新的复杂状况，马克思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了资本的性质、运动、逻辑及其后果，在身体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做了极其繁杂的工作，写作量大大超过了《资本论》的初稿。换句话说，“没有按照以往的设计完成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这一状况成为理解马克思晚年资本理论的关键因素。尽管他并没有明确表达、概括出这些思考，但其中无疑蕴涵着新的创建，也铺筑了走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运动及其理论分析的通道。可以说，自我批判最终促成了自我超越。
在社会变革、理论风云和思想激荡中寻找创造和突破，也正是马克思给予当代中国最深刻的启示。
第三，顺应历史发展“铁的必然性”和“正在实现的趋势”，从世界总体格局中看待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在19世纪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德国曾处于落后状态。也正因为如此，德国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所处的悲惨境况还没有像英国那样充分暴露和展示出来。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当时德国社会中阶级对立的状况“远不是那样坏”。面对这种情形，不在少数的德国观察家和经济学家总是囿于狭隘的视界，站在本国的角度暗自庆幸，或“伪善地耸耸肩膀”，或“乐观地自我安慰”。对此，马克思援引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讽刺诗集》中的一句话不客气地送给这些人：“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资本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域，将世界推进到全球化时代。这既是必然的，也是充满矛盾的过程，一体化程度加剧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分离和等级。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甩出来，既为世界带来发展，同时也埋下了“苦果”，而且这“苦果”在危机爆发之际会成长、成熟，使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更加凸显。这种情况催生、聚集了质疑乃至抵制全球化的声音，并形成反全球化的浪潮。个别国家更设置多种壁垒，推行国家优先战略，试图通过“逆全球化”来摆脱危机。然而，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铁的必然性”，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自觉顺应、积极融入，在此基础上构建开放、包容的国家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世界总体发展，也必然惠及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马克思当年以落后的德国为例，特别批评了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思路，并深刻地指出，从其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创始人威廉·罗雪尔，再到发展者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尔·古斯塔夫·阿道夫·克尼斯等人，他们的学说反映了德国在经济上面临着的复杂任务，体现了思想上的矛盾心态和双重主张。
以笔者阅读马克思著述的体会，深切感到，尽管它们写作于19世纪，即便不论其重大的思想史价值，就对照当代世界变化的情势和社会发展的状况而言，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启示。因此，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和重要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