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为“政书”之祖，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政治历史文献汇编。《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尚书》诠释治国安民之道、盛衰兴废之理，引导修身务学，重在选贤举能，至言要道，备在此书。《尚书》中的“德”作为维持社会有序运行的一种契约，逐渐成为人民行为的规范，为后世留下重要参考。
圣王治世
一是圣王谱系。《尚书》中建构了以“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为代表的“二帝三王”的圣王谱系，集体完成了圣王治世在时间维度的建构。尧帝登基后，分命羲氏与和氏从东西南北不同方位观象记时；舜帝继位后从中央王朝出发，“五载一巡守”，考察诸侯政绩；大禹治理九州，按距离远近划分“五服”，确立了中央政府与边地民族的政治地缘关系，集体完成了圣王治世在空间维度的建构。
二是君圣臣贤。君王要认清自己的政治责任，以德治国、勤勉政事，才能配享天命。周公以勤劳自励，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他极为重视统治者勤政的品德，认为商纣亡国原因之一就是统治者缺乏勤劳品德，在《洛诰》篇中指出：“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尚书》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国家治理的史实表明：有德之君必有有德之臣辅佐。“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君臣之间相知相助、团结和谐、共商国事、勤政为民，君臣共治的稳定政治结构和良性互动才能带来政治安定与社会安宁，最终成就圣王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为后世树立了一个追慕与效仿的君圣臣贤治政典范。
三是克己慎行。良好的道德修养不仅来自学习和体悟，更来自实践的锤炼和考验。统治者需要在道德实践中不断提升修养，《洪范》篇反复强调君王要“无偏无陂”“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谆谆告诫君王治国的行为要中规中矩，不做失德之事，要以身作则、克己慎行，做到讲诚信、节用度、尊农时、薄税赋，绥靖惠民，达到理想化的行为模式和人格模式，实现“内圣”之德到“外王”之功的转化才能“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同时做好考核。《尧典》记载，舜帝提出了“三载考绩”的官吏考核制度，当百官任命后，舜帝告诫他们各敬其职，政绩三年一考，经过三次考绩“黜陟幽明”，罢免庸官，提拔循吏。对于被考核的官员要“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发挥职业晋升激励、物质激励和心理激励的作用，激发“有猷有为有守”的官员更加主动作为，官员的考核评价对于国家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意义重大。
敬德保民
一是畏天恤民。统治者只有“敬德”“顺德”“行德”，才能“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否则上天会“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面对夏殷失德无道的历史教训，明白天命的承受取决于民心，“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民心即天心，天既有自然属性，也有人格属性，违背了民意就是违背了天意。《皋陶谟》讲：上天的视听善恶与民众一样，“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上天按照人民的需求来行事，“天命”被赋予了道德内涵和社会伦理属性，民心向背决定了天命所归。
二是政在养民。民心归向和人民支持往往是朝代兴亡的决定因素，不论是“视民利用迁”，还是“惟民之承保”，抑或是“用康保民”“保惠于庶民”，其核心还是和历代先王一样爱民保民，得天庇佑、永固基业。统治者要体味民众苦厄，“以庶邦惟正之供”，轻徭薄赋、节制奢欲，最终给百姓以安宁。把德与利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养民”的核心就是利民，只有顺乎民意而为，才能无为而无不为。
三是协和万邦。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与理想状态。《尚书》追求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皋陶谟》首句由皋陶提出“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的命题，《尧典》中指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通过推行大德，由家族和睦实现社会和睦，由社会和睦再协调万邦诸侯，形成“差序格局”和谐一体的地缘关系和政治秩序，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包容性、开放性和融合性。
彝伦攸叙
一是纳德入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将礼治与行政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礼建构金字塔结构的宗法统治秩序，“辨君臣、上下、长幼”，把礼由外在规范转入统治阶级的内在道德要求。《尚书》中蕴含着丰富的礼治思想，其中，祭祀作为礼的重要内容，而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洛诰》一篇就是周公和成王讨论定都和洛邑冬祭情况的辑录，成王“夙夜毖祀”，通过祭祀天地神祇和祖先神消除了部分诸侯的反叛心理，显示了君臣亲密无间的情形，奠定了“成康之治”的基础。这些礼还包括天子登基之礼（《舜典》）、分封诸侯之礼（《康诰》）、祭祀之礼（《洛诰》）、朝会之礼（《顾命》）、军礼（《牧誓》）等，周礼通过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形成了维系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使得统治更加具有正统性合法性，社会更加有序化规范化。
二是无为而治。殷商时期，倡导统治者效法自然之性，遵循客观规律行事，无为而治天下。君王重在选贤任能，赏罚分明，对于具体政务不需事必躬亲，君上无为，则臣下有为，最终形成“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的君臣和谐共事、垂拱而天下治的美好图景。另一方面，如果君主忙于琐碎政务，则大臣就会懈怠，“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可见，分清君上和臣下的任务关系，形成君臣共治目标相当重要。
三是施教化民。“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周公在《多方》中告诫众诸侯国君臣，对于犯罪之人要明德慎罚，宣明德教、劝善黜恶，无论是“殄戮多罪”之人还是“开释无辜”之人，都是为了劝勉向善。《召诰》中亦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对于干坏事的小民也不是非杀不可，要以德化人，教而后刑，引导他们“作新民”。
明德慎罚
一是德主刑辅。德与刑是辩证统一的，《康诰》全篇反映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这是对夏商时期“刑期于无刑”预防犯罪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西周中期《吕刑》中对此有了进一步的阐释——“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明确治狱要以仁德而非以残暴，“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哀敬折狱”，用怜悯和同情来治狱，不要对犯人采取过激行为，对犯人适当宽容有利于犯人向好的方面转化。“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犯法的人只要悔过改正就可以变为不犯法的人，强调了事物可以向对立面转化。
二是省刑慎罚。“慎罚”有利于形成政治清明、社会安宁的整体氛围。周王朝初立，社会混乱，百废待兴，周公告诫成王谨慎用刑，“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提出“惟刑之恤哉”，“恤刑”就是反对酷刑，提倡慎重使用刑罚，说明社会管理的方式由此前的“内行刀锯”的刚性刑罚制度向“尚德缓刑”的柔性制度转变。
三是义刑义杀。《尚书》主张实行中罚，即制定合理的刑罚制度，通过恰当的刑罚治理民众，做到刑罚相当，公正廉明。周公认为殷朝法律合乎道理，要“用其义刑义杀”，他在《立政》中进一步提出“敬尔由狱……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严刑峻法和宽大处理都违背了“适度”的原则，因此主张“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强调刑罚要适度节制，治狱要秉公无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