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新闻事业的功能，特别是对构成新闻事业核心的媒介的社会功能，有专门的论述和论证。这种媒介功能观，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围绕马克思主义媒介功能观的提出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分析空想社会主义媒介观入手提出无产阶级媒介观;列宁从报刊作为政治斗争工具到对公民进行经济教育工具的转变，展示了媒介功能观在新形势下的提升;毛泽东及其他党的领导人媒介功能观的形成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媒介功能观的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了对互联网媒介功能认识的新发展。
【关键词】媒介功能观 功能转化 马克思主义媒介功能观的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1.008
童兵，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新世纪新闻的观察与思考》等。
功能者，泛指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
新闻事业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就是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也就是新闻事业对社会所能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所能实现的效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新闻事业的功能，特别是对构成新闻事业核心的媒介的社会功能，有专门的论述和论证。这种媒介功能观，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媒介功能观，将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知媒介在革命、建设、改革历史时期的功能和作用，充分发挥当代媒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巨大社会功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报刊作为党的媒介的认知
19世纪30、40年代在法国和德国形成了以布朗基、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这些人既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又对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转变和发展有直接的、积极的影响，且都是蜚声新闻界的政论家或报刊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这些人的思想体系是“工人共产主义”。
“工人共产主义”的第一个代表是布朗基。在1870年9月普法战争期间，他创办了《祖国在危急中报》，人们几乎每天都能从报上读到他那充满战斗激情的评论。1880年，垂暮之年的布朗基又创办了《不要上帝、不要老爷报》，为工人共和国的目标辩护。这两份报纸的出版与编辑，充分表明这位“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与心脏”对媒介的看重与厚爱。
1840年卡贝在《伊加利亚旅行记》里提出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次年，他将激进主义周刊《人民报》易名为《1841年人民报》，宣传伊加利亚空想共产主义理想。当时，信仰卡贝学说的人将近50万，卡贝对于贵族和王室利用“出版自由”出版的报刊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而对新的社会制度下出版的新型报刊充满着憧憬。他认为，理想王国出版的报纸是公众舆论的代表，而这种舆论是真正的“人间无冕之王”。这里，卡贝第一次把媒介分为贵族的媒介和人民的媒介两种。他对未来社会报刊理想的描述，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对报刊理想最完整的表述。
魏特林不仅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也是德国最早的工人运动的宣传鼓动者。1841年9月，他创办了《德国青年的呼吁》（次年易名为《年轻一代》）。这是一份办给工人看的刊物，文章也由工人撰写，编得十分出色。他认为，为工人办报，就是从精神上满足工人需要的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因此，他一生都在为满足工人对媒介的需要而努力，为办好工人媒介而尽心。魏特林的报刊工作学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产生过积极影响。
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发生是出于社会化生产活动的需要。空想社会主义者正是从这里开始揭示人际交往及信息传播的意义。空想社会主义关于传播媒介的获取、保护和发展，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重视工人媒介，并开始研究和发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媒介功能观。马克思开展新闻传播研究就是从争取人民大众的出版自由权利破题的。他最初的一些观点，如“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认可”、“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都是同媒介创办权、保护权、使用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指出，“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1]。在他和马克思看来，报刊是人的眼和耳通过大脑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即报刊是关于对象的反映，是人们表现现实世界的精神世界。马克思说，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2]。由此他得出结论，报刊自己并不是对象本身，而只是关于对象的意见。报刊作为媒介存在的本质，马克思在这里讲得十分深刻和到位。
马克思谈到报刊工作者的认识活动时，一方面要求报刊工作者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认知和反映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又强调一定的外部条件的必备性。他在分析摩塞尔地区的农民对报刊的需求时指出，既然已经证明，一定的现象必然由当时存在的关系所引起，那就不难确定，在何种外在条件下这种现象会真正产生，在何种条件下即便需要它，也不能产生。农民之所以迫切需要报刊反映他们的贫苦状况，就是因为他们的处境太悲惨了。这种农民的需求和欲望，是促使自由报刊去报道摩塞尔地区现实的“外在条件”，这种条件是促使报道主体记者反映“现实客体”农民的动力。
新闻报道作为主体对客体反映的产物，同客体本身是不一样的。它是物质状态的客体（对象），变成了精神状态的思想产品。所以，马克思说，“使报刊变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的，正是报刊可使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使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使需求、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性和形式的斗争”[3]。出于对报刊这种极其重要特征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要排除外部条件的桎梏，废除书报检查，实行出版自由，疏通内部机制，保障主体能够正常运行，并有效地反映客体。这样，报刊作为主体反映客体的媒介功能就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列宁提出党的媒介必须坚持的原则
报刊对于列宁来说，是他和他的政党最重要的工具和武器。在建党、夺权和建设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列宁把报刊运用得得心应手、顺利有效。在建党时期，列宁在《迫切的问题》一文中首先指出，着手建立和巩固党的机关报，就是建立和巩固党本身。在他看来，只有依靠政治报纸这种特殊的媒介，才能取得对党“真正的领导权”。列宁著名的党报功能论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从宣传员和鼓动员来说，列宁强调党报这种“特殊的党的媒介”，可以“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军”，而发挥党报的“组织者”作用，是因为“除了利用全俄政治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由于俄国的情况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的德国不同，列宁在使用党报这一无产阶级特有媒介的过程中，提出了用好党媒的三个原则。
第一，按马克思主义方针办报。必须本着严正的明确的方针办报，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对有觉悟的工人来说，每一个机关刊物最重要的首先是它的原则性。
第二，直接展开同志般的论战。全俄政治报的使命是从思想上统一全党的认识，在组织上集合党的队伍。为求思想上的统一，不是下个命令就能办到的，而必须让各种理论和各种观点展开论战，最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克服其他种种理论和观点。
第三，从理论上阐明事件。党的报刊要在宣传和鼓动中处理好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要坚持从理论上阐明每一个事件，不能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了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
列宁在建党过程中提出了报刊的党性和报刊工作的党性原则。他强调，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来说，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明确指出，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而党的出版物是有党性的，决不允许创办不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的报刊。党的一切报刊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他们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党报工作者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的同时，又被赋予充分的批评自由和讨论党的决议的权利，而且这两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二者结合好了，党的报刊作为党的媒介的突出代表，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列宁后期领导党的报刊实行了媒介功能的变革，这是因为，苏维埃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报刊的主要功能已经不再是对敌斗争的工具、军事斗争的工具，而是对公民进行经济教育的工具。在这个全新的变动之中，列宁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也不同于其早期的报刊任务和媒介功能。第一，在新的国家和党的任务面前，党和国家的媒介要少谈政治，多谈经济。“少谈政治，多谈经济”，是列宁为使苏维埃报刊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工具而最早对报刊工作者提出的要求。第二，少发些知识分子的空泛议论，多登些生产建设的实际材料。少唱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多用些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第三，少报道一些领导人的活动，多一些群众活动和劳动组织内部的公开报道。第四，设立“黑榜”，揭露错误。报刊应该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我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我们的报刊要公开揭露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毛病，呼吁劳动者通过舆论的力量来根治它们。第五，组织竞赛，运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建设新生活的热情。
列宁期待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举措，实现报刊由对敌斗争的武器到建设新社会工具的“伟大的过渡”。党和国家的报刊所肩负的媒介功能，在新时代实现了彻底的转换。在探索和践行媒介功能转变的过程中，列宁还就党对于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指导思想的调整，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列宁强调加强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强调苏维埃报刊必须成为战斗的机关刊物。
第二，社会主义报刊依然具有宣传鼓动和组织的社会功能。列宁强调，报刊是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强大武器，是影响最广大群众的无可代替的工具。
第三，公开报道的原则。列宁把公开报道视为党报同资产阶级报刊的一个重要区别，作为报刊“有力量”的一个标志。他强调，只有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第四，讲真话的原则。列宁强调，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如实报道我们的错误缺点，是社会主义新闻工具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原则。他特别强调，真实性不应当依据其该为谁服务而变化。我们允许组织好对事实的选择，但必须做到事实完整而真实。
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又一种新型的新闻媒介——无线电广播诞生了。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嘱与政治敏感，以极大的革命魄力和火一般的热情，欢呼与支持这一人类传播史上的奇迹的出现，并且指出无线电广播是不要纸张、没有距离的报纸，是千百万人的群众大会。列宁对新媒介的态度、认识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毛泽东同志对媒介的重视和中国特色媒介政策的构建
包括媒介功能观在内的毛泽东新闻观，是在20世纪40年代全面形成的。它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同下面几个方面的历史与文化条件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久影响。毛泽东一生好学，阅读不倦。青少年时代，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的著作，从孔孟儒学、朱明理学到王船山、顔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从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和18、19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到托尔斯泰主义，他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最深刻、最持久。第二，研读马列著作。毛泽东探索中国之变化时，正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战线新旧交替、激烈动荡的时期。接触了这些繁杂的来自东西方的学说和著述，他的思想变得杂芜起来。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在这里，他同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接触，阅读后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以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的文章，同时，与学生运动左翼领袖和工人群众深入交谈。这一切有力地推动着毛泽东思想的转化，并且有助于他接触和思考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闻观，建构自己的媒介观。第三，接受新闻教育，投身报刊实践。与同为报刊活动大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同，毛泽东还接受过一个学期的新闻学教育。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他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系统地学习徐宝璜主讲的新闻学基础知识和邵飘萍主讲的新闻采编业务知识。这使他有机会全面了解新闻学的理论与业务，日后在同报刊工作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形成自己的新闻思想。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新闻和宣传工作所发表的论述、指示、谈话，仅收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就有120多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为新华社等撰写和修改的新闻稿及评论文章超过200篇，其中以新华社社论、评论形式收入《毛泽东选集》三、四两卷的，共18篇。他一生还主办、编辑了许多报刊，撰写发刊词，拟定出版方针和出版计划。
从媒介观的视角考察，毛泽东认为报刊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换言之，报刊是运用新闻手段反映社会经济的产物。这一分析比先行者更加深刻，视野也更加广阔。毛泽东不仅高度重视媒介的功能，对于中国特色的媒介政策的研究和构建，也颇有建树。
毛泽东始终强调，党的报刊的作用，就是迅速广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此，他强调报刊宣传应注重研究实事和真理，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也为此，为了掌握和运用好党手中的媒介，就要发动群众参加报刊工作，于是他拟定和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同时，在把报刊作为一切有力的舆论工具的思考之中，他又提出了“舆论一律又不一律”的舆论工作方针。毛泽东还特别提出“政治家办报”的方针，反对“书生办报”的主张。由此，毛泽东对报刊这一党手中特殊手段的媒介的性质、功能和运作机制，作出了更为全面、更具新意的概括和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之前和之后的各届领导人，对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介的功能都有关注与评述，取其要者有：
李大钊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活动的关系，即新闻媒介是社会生活的载体。
刘少奇强调，报纸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党又依靠报纸把人民的活动和情绪反映给党。千座桥、万条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报纸。刘少奇把居于党委领导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媒介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生活中介、政治生活中介的这种特殊地位、特殊作用，十分明确地点了出来，并作了恰当的论证。
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媒介的关系时，有一段特别深刻又富含新意的论述。他说，同资产阶级之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谈到媒介的社会功能，邓小平深刻地谈到中国社会生活中应该避免大民主，实行小民主的重要性。他说，所谓“大民主”，就是大规模的风潮和闹事；所谓“小民主”，就是认真执行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邓小平说，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这种“小民主”的办法，包括让民众自由利用我们国家的媒介发表意见。邓小平如此深刻地论述媒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与非凡作用，振聋发聩、入木三分。
习近平总书记对媒介功能的新认识和媒介政策的创新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些日子，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岁月。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观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包括新闻事业的全方位发展和新闻观念更新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习近平新闻舆论工作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他认为，舆论历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他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要承担起这些职责与使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重要前提和首要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很早就重视使用报刊等传统媒介，并对传统媒介的特征和运作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新媒体和互联网问世后，又对其特点与机制进行了深刻总结。在谈到互联网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新空间，越来越成为获取公共服务的新平台；并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很快，不进则退，慢进亦退。我们要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我们要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同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目标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在互联网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共享、产业实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在核心技术上。他强调，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和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
在对发展局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形势下媒介功能的认知有了新的提升，对媒介新功能有了新的思考，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媒介功能观推向了新的高度。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党媒姓党的新观念。他说，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必须抓在党的手里，必须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其次，新闻媒体要把自己在新时代的功能履行好，就必须按照媒体自身的特点，针对新的传播环境和传播要求，扎扎实实地落实、执行。特别要注意，新闻媒介要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把服务群众同教育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质结合起来，更好地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最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从舆论引导的高度来认识与安排媒介的功能。新闻媒介是社会舆论的发射器，也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为使互联网更好发挥作用，要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保障网络媒体的各项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体的各种功能都有了新的整合和优化配置。与此同时，党的媒介政策水平和媒介科学研究能力也有了新的提升。这一切，从理论同实践的结合上有力地拓展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魄力与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告诉我们，要切实忠诚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新闻理想和新闻实践，要切实肩负起“传播者、记录者、推动者、守望者”的历史使命，既当好党和政府的，又当好广大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是极其不易的。我们要以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规范为担当，把百年成就和经验作为新的出发点，不懈努力、刻苦攀登，把新时代的媒介新功能开创好、发挥好，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辉煌百年走好第一步，夺取开门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9页。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oncept of Media Function
Tong Bing
Abstract: The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have a special discussion and demonstration on the function of journalism, especially the social function of media that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journalism. This view of media fun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Marxist news view. Focusing on the propos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view of media function, Marx and Engels put forward the proletarian view of media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utopian socialist view of media. Lenin's transformation from taking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s a tool for political struggle to a tool for providing economic education to citizens show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view of media func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iew of media function of Mao Zedong and other CPC leaders realized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Marxist view of media functi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enable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media function vie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Keywords: view of media function, journalism,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media function view
责 编／张 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