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国际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但是，如何在国际社会形成有效的供给，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获得最广泛的认同。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全球普遍存在发展赤字、民主赤字的情况下，共同理念的形成就变得异常困难。跨文化交流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达给世界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只有通过跨文化交流，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基本一致的文化认同，才能形成一个开放有序的和谐世界。跨文化交流需要从国家间、民间以及区域层面的制度性机制建设开始。跨文化交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终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跨文化交流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D820/G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2.009
任洪生，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主要著作有《霸权之间：世界体系与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国际资本与中国政治、经济转型（1978～2006）——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的动力分析》、《论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一个分析框架的提出》（论文）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遭遇种种挑战，政治危机、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乱象波诡云谲，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面临重大危机。国际社会对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了怀疑，人类社会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以及和平赤字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何解决一系列赤字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1]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全面论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发表的主旨演讲中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2]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共赢共享”的“共”是中国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方面的主旋律，而多元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与寻求共识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那么，如何实现世界各国间的跨文化交流，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本文拟从跨文化交流的历史、现实与实现路径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以供讨论。
跨文化交流：理论与功能
当前，中国政府同诸多国家签订了政府间人文交流协议，其内容包括教育交流年、文化旅游年、国际博览会、电影艺术节，等等。这凸显了中国政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对跨文化交流的高度重视。那么，如何从理论层面和功能层面理解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呢？
跨文化交流的内涵。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相互交流的过程，[3]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足够的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4]减少文化冲突，提高相互适应以及认同感。[5]也就是说，跨文化交流即是将某些文化现象置于同一国际语境之下，消除文化上的差异性，实现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最后达成对政治合法性的支持。[6]
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文化由国内和国际语境下的规则、制度以及其他文化特征构成，不同的文化现象构建了不同的主观利益。[7]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需要传递信息特别是需要文化符号之间的互动，以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8]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在于人们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有一致的认同，愿意共同改良现存国际社会、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多数国家已经拥有了成熟而稳定的国内社会认同，并在这种国内社会认同的基础上，逐渐走向跨国界、地区性大社会认同和区域一体化的合作。[9]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现象蜕化为文化规范后，在国内和国际层面获得最广泛的认可，成为国际制度的主要构成要件，形成特定的国际秩序。
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只有率先形成文化共识和观念互信，才能达到经济上的共同发展和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只有从“比较式对话”走向“合作式对话”，人类社会才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价值观作为制度性的理念基础。[10]因此，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跨文化交流解决文化规范的认同问题。那么，如何认识跨文化交流中的规范与认同问题呢？
跨文化交流：规范与认同。国家间的文化（或称共有观念、共有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认同，在建立、维护和变革世界秩序中具有重要作用。[11]在跨文化交流中，规范是起点，认同是终点。所谓规范是“对某个给定认同所应该采取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12]。跨文化交流的基础是共同发展，而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需要以形成一致认同的文化规范为前提。只有在共同的文化规范下，相互交流的信息才能是有效的而且是可以预期的。在国际关系的互动中，文化交流往往是不对称的，因而不同国家的文化能力是不同的。约瑟夫·奈认为，国际关系中的这种国家能力被称为软实力，软实力来自于一个国家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国内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范例，以及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13]这就无论是在文化交流上，还是在经济发展上对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提出了更多的责任要求。
所谓认同，指的是“行为体所持有和表现的、通过和重要‘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个性和独特（自我身份）的形象”[14]。规范塑造了国家安全利益或者国家安全政策，也塑造了国家认同；国际认同的变化或革新影响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安全政策，国家认同的结构影响国家间诸如机制、安全共同体的规范性结构。[15]文化认同基于行为体间形成的共有知识或共享理念，跨越行为体的“规范”边界，以建立范围更大的理念共同体。文化认同的高级表现是国家间的认同，亦即国际共同体的形成。跨文化交流对于共同体的建构具有决定性作用。
当前不同的文化体对消费心理、生产模式、发展理念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理解有着不同。跨文化交流就是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实现价值观的认同，使人们对不同文化规范形成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经济全球化，实现国家间贸易、投资、服务等各个领域的深度合作。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是需要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国家间跨文化交流的核心目标。有了文化认同，才会有政治互信。政治互信是一国政府和公众对另一国的政治体制、发展道路、价值观念及政策取向有基本的理解和明晰的认识。[16]由此，由文化认同及至政治互信是国家之间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重要条件。
跨文化交流是国际社会达成共识的主要途径。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沟通的基本途径。[17]尽管当今世界各区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模式，但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历史源远流长。
历史上，中国与国际社会进行跨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是唐朝。一些汉学家认为，唐朝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来自于它的折衷主义（即把此前400年混乱的历史中各种文化统一起来）和世界主义（即对各种各样外来影响的兼容并蓄）。[18]从南北朝时期到唐朝，波斯萨珊王朝一直和中国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关系。在此期间，两国有使者不断往来，政治上相互声援，源于西亚的景教、摩尼教以及基督教都传入了中国，许多波斯文化传统还经中国传入了朝鲜和日本。[19]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的。随着唐朝在西域建立了都护府并与一些汗国建立了政治同盟关系，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传入了西亚。例如，汉化佛教寺庙系统在中亚的建立和中国文化典籍在西域的传播，[20]撒马尔罕的壁画上也画有手捧丝绢的来自大唐的使臣等。[21]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形式多样，既有万国来朝，诸如唐元两朝的盛景；也有主动出访，例如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从历史上看，中国和世界各国存在着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和成功经验。
国家间的价值共识是在彼此间文化的频繁交往中形成的，这种跨文化交流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将许多国家和次国家单位纳入不同的文化圈，这构成了人类文明走向最终共识的一个阶段性特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现实与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推进人类共同进步的伟大工程。“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具体实践，跨文化交流则是其中重要的支柱。[22]尽管国际社会需要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公共物品推动不同文明和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包容，但跨文化交流也面临着各种挑战。
国际公共物品的中国供给与跨文化交流的现实需要。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得益于既有的国际秩序。二战后，在战胜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建立了以联合国、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及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等国际机制为核心的多边主义世界秩序，为战后各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3]但是，既有的国际制度安排在许多方面存在缺陷和弱点。一方面，这种国际制度安排是美国主导的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国际秩序，是以北约利益为安全基石、以西方意识形态为政治基础的世界秩序，其存在的意义更多地是体现欧美国家和社会的意志；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国际行为体的日趋多元化，许多问题已经无法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下得到有效解决。[24]国际秩序并非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沿袭也需要创新，需要建构也需要解构。[25]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性补充，肩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统筹国内和国际大局，积极发展中国特色外交政策，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外交实践中，共同体是一个以亚太地区的地缘优势为依托、以丝绸之路为经济发展纽带，在政治上以实现互相信任为导向，在经济上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为目标，在军事上以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己任，在全球共同抵御各类风险和挑战的过程中，实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共享经济繁荣、地区安全的“命运共同体”。[26]在具体的实践中，中国政府积极采取行动，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成立是最好的明证。“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这既是对丝路精神的传承，也是中国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27]如果说“⼀带⼀路”倡议是历史的延续，亚投⾏则是新时代精神的具体实践。亚投行是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的专业性多边开发银行，是中国倡导的双赢共享新理念的切实体现。中国希望能够借此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通过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实现政治互信，最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而，近年来国际交往领域的种种“逆全球化”现象使跨文化交流陷入困局。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具体实践中，许多重要领域尚未形成共识，以致中国遭到了来自某些国家、某些领域和某些阶层的攻击和诟病。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如何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跨文化交流是破除此困境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挑战。尽管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国家之间存在种种忧虑和戒备，跨文化交流面临种种挑战。作为交互性自觉的主体交往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强调多样性、差异性和开放性的特点，[28]这些特点既是跨文化交流之所以必要的原因，也是跨文化交流面临的挑战。
首先，在文化差异性中寻求共识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差异巨大，这种差异性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依赖关系。特别是在贯穿欧亚的“文明的断层线”上的国家差异性更大，发展也更加不均衡，文明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更大。更有甚者，中国还面临文化“脱钩”的挑战。近几年，欧美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文化发展采取了“敌视”态度，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审查中国的新闻媒体海外分支机构、限制中美高校间的学术交流，瑞典甚至关闭了其境内所有孔子学院。类似情况使得中国开展跨文化交流变得异常困难。
其次，建立政治信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提。二战后长期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事实上各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差异也较大，比如亚洲各国就是如此。亚洲的政治制度是各大洲中差异最大的。这里既有已经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日本、新加坡，也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越南，还有君主制的泰国、沙特阿拉伯，甚至还有酋长制的国家。各国国家政治理念不同，增加了相互理解和认同的难度。亚洲国家还面临着历史和现实的挑战：一方面，许多国家有着被侵略干涉的历史，因而对外来力量充满警惕；另一方面，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在某些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29]这就使这一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此外，世界各地的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跨国犯罪现象猖獗，加剧了各国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不信任和敌视。
最后，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包容性理解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途径。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理解导致国家间相互猜疑，质疑双方经济往来的公平性。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进入了不同的发展轨道，有的国家转型成功加入了发达国家俱乐部（例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有的沦为殖民地直至今天尚未改变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例如老挝、柬埔寨等），有的仍然属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行列（例如尼泊尔、阿富汗、斯里兰卡等）。不同的经历使这些国家对经济发展模式有着不同的理解。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方面基于自身改革开放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中国希望能够与亚洲各国分享经济成果。对此，世界各国反应不一，有的欢迎，有的回避，有的担忧。某些国家再次提起中国威胁论，并且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试图建立其他区域性机制以排斥中国（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提出），这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享与路径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世界观，反映了中国对当今世界的看法，[30]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整体判断。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核心目标是推动世界各国经济上共同发展、政治上相互信任以及文明上兼容并蓄。本质而言，经济依赖和政治发展是基础，而文明上的兼容并蓄既是前提，也是目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从理念共享开始，通过路径共建，达成终极目标。
构建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构建共同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建立在尊重世界历史和尊重各国不同主张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从两个角度考虑问题——国际体系转型和中国定位。
当前，对国际体系转型，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意见。美国学者认为当前国际秩序受到了挑战，但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是世界的领袖，国际市场秩序仍然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框架，其他国家只有通过美国才能实现或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虽然这些学者认为既有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非常低，但他们认为“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结束”[31]。同时，对这样的判断，对中国如何定位，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秩序的构建仍然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是国家战略选择的结果，[32]中国不必维护什么，也不必反对什么，而是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有所作为。[33]但是，虽然美国和西方的失序可能鼓励中国在国外积极进取，但也增加了中国过度“伸展”的风险。[34]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需要采取适度的战略，以消除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需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观念作为国家发展和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而民心相通是形成共同观念和共同意识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系化。我国把新型大国关系与新型国际关系、可持续安全新观念、可持续发展新理念等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战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政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安全上，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人文上，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35]这“五个世界”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构架和基本理念，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往来、开展跨文化交流的基本内容。
建立各类交流机制。信任是国际关系最好的黏合剂，国家间可通过多次信号传递和反馈进行反复博弈，表达战略意图，形成积极预期，实现相互信任。[36]因此，推动各个国家对外文化开放水平，推动文明对话，建立各类交流机制以消除不同文明间的隔阂是必须的。
首先，政府间建立长期的文化交流机制，特别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共同培训。例如，包括地方政府之间友好伙伴关系或者友好城市在内的公共外交。在这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曾经有过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基础。例如，中日之间、中美之间都有200多对友好城市，为双边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美国国际姐妹城市协会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其次，加强民间文化交流机制的建设。当前，亚洲国家之间有着比较丰富的交流机制，诸如留学生、学者以及影视传媒等方面的交流已经形成规模。例如，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跨文化民间交流机制。[37]截至2016年，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在中国拥有团体会员单位616家，在国内拥有项目合作伙伴单位1000多个，与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个权威教育组织和团体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38]孔子学院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文化交流机制，但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功能性建设，例如，韩国学者提出的建立东亚大学[39]的设想，可以是孔子学院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最后，建立精英阶层的交流机制。精英阶层的交流主要在三个群体中展开：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这三个精英群体承担着文化交流的理念打造、具体实践以及阐释推广的任务。打造长期高效的文化交流渠道，对于国家间传递信息、增进理解，特别是解决政治危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东北亚名人会”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东北亚名人会是新华通讯社、日本经济新闻社和韩国中央日报社联合发起的三国民间交流论坛，参加的主要人员包括前政要[40]、商业界人士等，自2006年起，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在三国轮流举办。特别是在2014年会议上，会议还专门就“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展开了讨论。[41]然而，尽管目前存在这样一些民间交流机制，但是其规模不足以构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因此需要从广度和深度加强建设。
开展区域性整体合作框架建设。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的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整体福利的提升，但是这个目标是渐进的，并非一蹴而就，率先完成区域性整体合作框架是必经之路。中国是亚太核心地区，要立足周边，寻求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倡导建立新型亚洲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共同制订国际规则，共同倡导符合亚洲各国利益的价值观，进而建立一个整体性的合作框架。
对于建设区域性整体合作框架，亚太地区国家进行过积极、有意义的探索，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形成了三种路径。第一种是雁型模式，这是由日本学者在日本经济腾飞后提出的一个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合作模式。[42]这个模式提出之后，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中日学者间的分歧最大。这个模式是建立在生产周期理论之上，通过技术代际传递，通过实行区域内的国际分工实现合作的。这种模式反映了特定时期东亚各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为东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这种模式具有不稳定性，一旦有其他国家在技术上或者市场容量上超过日本，就意味着这种模式的终结。第二种是东盟模式，相关观点认为“东盟模式”可以发展到“亚太模式”。[43]然而，一些学者对之持不同意见，认为这个进程不会得到美国、日本乃至中国的支持。该模式以观念认同为基础，但是东盟和中日之间在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该合作模式存在先天性缺陷。第三种是澳大利亚主导模式，该路径主张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立方可以联合东亚和美洲，进行更大范围的经济合作。[44]作为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和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倡导者，学者们认为澳大利亚因其特殊性能够平衡太平洋沿岸各方利益。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学者们显然高估了澳大利亚因其国际影响力和国际斡旋能力。
总体来看，这些模式在空间范围上具有不确定性，合作内容易受经济周期影响，容易出现“走一步、退两步”的局面。这些模式不是制度主导型，容易导致某些议题无法进入讨论议程，或进入讨论议程却无法形成决议，又或形成了决议但缺乏执行力。因此，亚洲国家需要一个整体性的制度安排，从而使议程设定、议程程序以及强制力等诸方面问题都得到有效解决。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提出，“我们要把握好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45]。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46]在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关键的任务在于建立长期有效的跨文化交流机制以及整体性合作框架，通过跨文化交流建立亚洲各国之间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的桥梁，这是一个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过程。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渐深入人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提出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中国方案。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着世界，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范本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和平发展路径，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47]“今天的世界，物质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巨大，贫困和饥饿依然严重，新的数字鸿沟正在形成，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的民众生活在困境之中。”[48]这些发展赤字仍将长期困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的认同，需要更广更深的国际间交流，这就为跨文化交流提出了重要的时代任务。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功能是促进文化规范、治理理念获得认同、达成共识。跨文化交流的途径有很多，可以通过对政府间机制、民间机制以及区域性机制的构建增进交往，让和谐世界的理念深入人心，最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社科项目“构建西太平洋地区经济与发展整体性合作框架研究”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8ZFG81003、20ZFY81001）
注释
[1]黄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红旗文稿》，2019年第20期。
[2]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3]［美］米尔顿·J·贝内特编：《跨文化交流的建构与实践》，关世杰、何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13页；陈雪飞：《跨文化交流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1页；潘一禾：《超越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的案例与探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4]C. R. Berger and R. J. Calabrese, "Some explorations in Initial Interaction and Beyond: Towards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1, No.2, 1972, pp. 99-112; G.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pp. 1-36.
[5]［澳］约翰·特纳等：《自我归类论》，杨宜音、王兵、林含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1～182页；H. Tajfel,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6]许利平、韦民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第4页。
[7]P. J. Katzenste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7.
[8]J. E. Stets and P. J. Burke,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0(63): 224; ［美］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40页。
[9]潘一禾：《超越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的案例与探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6～217页。
[10]郭云泽、刘同舫：《超越“中西文化之争”：从“比较式对话”到“合作式对话”》，《学术界》，2020年第4期。
[11]A. Wen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New York, Melbourne, Madrid, Cape Tow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70-378.
[12][14][15]R. L. Jepperson; A. Wendt and P. J. Katzenstein, "Nation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 J. Katzenstein (eds.),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4, 59, 52-53.
[13]［美］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16]邢丽菊：《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困难与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6期。
[17]王晓秋：《论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03年第1期。
[18]A. F. Wright and D. Twitchett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
[19]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1999年第4卷；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荣新江：《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文史》，2012年第3期。
[20]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林世田、刘波：《国图藏西域出土〈观世音菩萨劝攘灾经〉研究》，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06～318页。
[21]［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1～461页；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文本、图像和文化流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0～174页。
[22]王毅：《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16/0226/c1002-28153620.html，2016年2月26日更新。
[23]G. J. Ikenberry, "A World Economy Restored: Expert Consensus and the Anglo-American Postwar Settl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1, 1992, pp. 289-321; J.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Issue 2, 1982, pp. 379-415.
[24]R. O. Keohane and J.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fourth edition, Longman, 2012, pp. 261-294.
[25]傅莹：《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海外网，http://m.haiwainet.cn/middle/3542315/2017/0516/content_30916020_1.html。
[26]沈进建、陈家勤：《“命运共同体”凝聚世界经济新增长点》，《人民论坛》，2015年第3期。
[27]陈须隆：《“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求是》，2018年第8期。
[28]刘兴盛：《全球治理困境前提性反思与命运共同体交互主体性自觉》，《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2期。
[29]邢丽菊：《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困难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6期。
[30]陈须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的四次飞跃》，《瞭望》，2017年第11期。
[31][34]《时殷弘：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结束》，全球化智库官网，http://www.ccg.org.cn/archives/30417，2017年1月16日更新。
[32]秦亚青：《国际体系、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21世纪论坛”2010年会议，北京，2010年9月7日、8日。
[33]廖凯：《中国应该放弃不结盟政策吗？》，http://gb.cri.cn/42071/2015/11/24/8211s5176531.htm，2015年11月24日更新。
[35]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2021年第1期。
[36]刘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参与路径》，《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2期。
[37]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成立于1981年7月，是中国教育界开展对外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全国性非营利机构。1994年在联合国注册为国际非政府组织，2006年7月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2009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咨商地位”，2011年成为联合国学术影响力项目成员。
[38]https://china.afs.org/关于我们/，2021年8月2日访问。
[39]白永瑞、朱霞：《走向东亚共同体之路——七个相关问题意识》，《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0]例如，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曾培炎，日本前首相中增根康弘、福田康夫，韩国前总理李洪九等都曾出席过此类会议。
[41]《东北亚名人会第九次会议共同倡议（全文）》，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423/c1002-24930197.html，2021年7月28日访问。
[42]王正毅、［美］迈尔斯·卡勒、［日］高木诚一郎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9～491页。
[43]M. Kahl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A.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s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秦亚青：《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与国家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7期。
[44]P. Drysdale, "Down to the Wire o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East Asia Forum, 27 July 2015.
[45]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国产经》，2015年第4期。
[4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47]范强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观察与思考》，2020年第12期。
[4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4页。
责 编／桂 琰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nd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alities,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Ren Hongsheng
Abstract: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long-term tre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wever, forming an effective suppl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quires the most extensive recog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iven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widespread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deficits in the world, the creation of a common idea has become extremely difficult.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re an important way to convey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the world. Only through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c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ster a basically consistent cultural identity over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form an open and orderly harmonious world.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need to star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t the 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and regional levels. The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will eventually promote its all-round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cultural 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