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彰显了党的强大生命力和活力。百年大党保持长盛不衰的内在决定因素，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着政治先进性、伦理纯洁性、机制开放性和权威引领性。其中，政治先进性在于指导思想和初心使命的先进与组织成员的先进性，伦理纯洁性在于不断从严治党保持了政党道德品质和良善政党伦理，机制开放性是由开放的科学理论、执政方略、组织制度保证了政党具备宏观有序结构和容错纠错能力；而领导核心的权威引领能够保证共同目标的实现，并促进自我完善，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构成了百年大党不断自我革命的内在机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3.005
傅荣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和数字治理、数字化转型和治理。主要著作有《电子政务理论和实践》《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等。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史和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实践的最高成就，也从理论上回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回顾建党百年成就，总结历史经验，阐明百年大党的建设历史传统、基本经验、理论创新和实践路径。百年大党的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形成了一种清楚可辨的逻辑，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秀特质催生出昼干夕惕、安不忘危的自我革命精神，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具备强大生命力和活力。
政治先进性——使命型政党自我革命的精神特质
使命型政党的革命功能。“先进性”是指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与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反映人民利益和愿望，使党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优秀品质和行为能力。先进性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完成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重任，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先进性建设。《决议》也高度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特征，七次提到了“先进性”，三次提出要加强“先进性建设”。
现代政党理论大致区分了现代西方国家“竞争型政党”与当代中国“使命型政党”的不同特征。不同于西方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承担起救亡图存的使命，是一个将缔造、维护、治理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1]中国共产党与现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党，在意识形态、理论基础、政党结构、组织原则、角色地位、使命责任、价值理性和发展道路等，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一百年来，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崇高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有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诉求，拥有与时代相适应的自我完善和革命的批判意志。
因而，先进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机结合体，奉行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本位观，[2]在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目标的进程中，要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具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需求，需要具有自我认知、自我表达、自我学习、自我革新、自我实现的革命功能。正如《决议》指出的那样，“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
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质。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特征，首先体现在指导思想上的先进性，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把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表现在将人民利益放在至高位置的价值诉求取向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时就担负在肩的初心和使命。这完全有别于封建王朝时代大统承继的血酬定律，也不同于近代以来其他救亡图存运动，包括农民阶级揭竿而起挽救民族危亡、洋务运动中改革派的自救运动、维新改良派的救国方案、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辛亥革命等。在旧民主主义时代和新民主主义时代，中国政坛上一度政党林立，出现过不少政党和社团组织，所提纲领大都类似，成员朋党式结合。而中国共产党提出最高目标与现实目标的革命纲领，具有高度的政治辨识性，明确指明奋斗方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时代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还体现在组织成员的先进性上。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使命感，能让每个成员朝气向上，迸发出革命热情与革命斗志，这也是区别于同时代的政党明显的气质性差异。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中国共产党有安不忘危的先进性革命自觉。早在1945年，针对黄炎培提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跳出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防止和避免人亡政息的“民主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革命领袖们设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现路径，经历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进入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总体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完全具备了突破“历史周期率”的能力。
然而，安不忘危，是中国共产党从理念到行动的高度革命自觉。面对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党内出现的问题，200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清楚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周期率”问题，经常借用“霸王别姬”“人亡政息”等典故或话语警示全党，指出“我常常提及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窑洞对’。当年‘窑洞对’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吗？恐怕还没有”。[3]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他号召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从探寻“民主新路”到推进“自我革命”，就是一部接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断增强治国理政能力的历史；就是一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历史。
伦理纯洁性——政党伦理建设促进政党有机体的健康生长
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的集中表现。政党伦理是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所具有的道德倾向和特征，是政党整体性的尊严、价值取向、道德品质和行为方式的总和，[4]政党伦理建设，则是政党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为政党全部活动构建起来的一整套系统而科学的价值评判原则和衡量标准，并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让这些价值标准有效地转化为全体党组织和党员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以不断改善政党形象和实现善政的复杂政治过程。[5]政党纯洁性是指政党组织与成员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行为等方面与党的性质、宗旨的一致性，是政党伦理的核心特征。政党伦理有着特殊的价值判断标准，愈是政治先进性的政党，愈有纯洁性的要求。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前提与基础，先进性则是纯洁性的体现与表现，两者本质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高度的纯洁性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创立的共产主义联盟，在联盟章程中就要求每一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又强调了无产阶级必须与一切旧政党不同，具有自身的纯洁性。为了保障纯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进行了基于纯洁性建设的制度设计，其中包括：设立和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加强党内民主监督；设立和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明确党的代表大会监督权；强调集体领导原则，加强对党的最高领导的监督。因而，重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建设，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永葆党的政治本色，永葆党的生机活力，从而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6]
中国共产党有着推进纯洁性建设的系统性行动。以纯洁性为主线，明确形成中国共产党良善的政党伦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思考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保持党的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和重要目标”。[7]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为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撰写的发刊词中，就指出党的建设任务就是要建设“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
为了保持纯洁性，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持续开展纯洁建党行动。在思想上，延安整风期间在党内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全党认识；进入到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通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在思想上统一了全党；在政治上，则坚决抵制和反对一切违背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政治倾向；在组织上，坚持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要求，将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在作风上，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为了保持纯洁性，中国共产党以制度设计为基础加强党的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保持纯洁性，如何正确地行使权力，也遭遇了新的挑战，具体地说，就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单靠历史上形成的好的传统和作风并不能够全面解决党的纯洁性建设问题，需要形成保障权力规范运行完善的制度环境。因而，改革开放以来，鉴于历史经验教训和党内实际情况，以制度为基础的纯洁性建设被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多年探索，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了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党内选举、党内政治生活、党的组织生活、党的纪律、党内监督等制度，对党的干部任用、选拔、考核、任期制度也作出新规定，构建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党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形成了保障纯洁性党的建设的长效机制。通过纯洁性政党伦理建设，中国共产党牢固树立起代表人民的伦理理念，奠定了取得全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伦理基础。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是纯洁性的根本保证。习近平同志在出席中央党校2012年春季开学典礼时讲话中，要求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始终保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纯洁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保持纯洁性，并指出：“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保持得好，党就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事业就能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和削弱，党的战斗力就会下降，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纯洁性”首次跟先进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并排在一起，充分表明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纯洁性建设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目标。
2014年12月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中，“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就是要管全党、治全党，全面覆盖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重点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于党组织成员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同时明确落实责任制，从中央到基层党组织的党委／党支部要担负主体责任，各级纪委担负监督责任。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决心，指出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等，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核心既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又要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十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第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最后一点是“坚持自我革命”，即一方面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也强调，“只要我们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从明确党的领导地位，到党要不断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以确保党的坚强领导，形成了一个理论逻辑的闭环。
机制开放性——具有强大容错与纠错机制的政党
开放性是中国共产党具备宏观有序结构的基础。20世纪40年代由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开创的开放系统理论，在有机体健康生长方面具有非常强大的解释力。开放系统是指与外界环境存在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具备开放性就具备自组织机制，机体就会健康。开放系统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耗散结构论和协同学等理论中，又得到进一步阐述。普利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持久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
开放系统理论，用于解释自然界、政治、经济、社会现象和活动具有强烈参照性。中国共产党具备十分明显的开放系统特征。具体地说，中国共产党理论开放，能够不断根据实际发展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组织开放，具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政治生活，使得组织从决策层到基层都有优生性；中国共产党成员开放，吸收有理想信念的优秀成员入党，从建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组织；最后是行为的开放调适，能够不断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调整政策方向，自组织机制体现出强大的韧性。
开放性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科学性的保证。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在这个重要文件中，中国共产党就明确了自己的政党组织，既不是知识分子的清谈会，也不是密谋自身利益的小团体，而是开放的、革命性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先进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两种主张、两条道路、中国两种未来命运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连西方学者都认为国民党在以一党专政去重新统一和统治中国的竞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是一个老化的组织，它的观点和兴趣都停留在过去那一套上”。[8]
中国共产党所体现的开放性，既有全面性又有系统性。一方面，“党在思想观念、执政方略、组织制度等方面不封闭、不僵化、不专断、不盲目排外，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状况和现实需要，汲取各种有益的思想观念”；[9]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有接纳吸收优秀分子入党的开放要求，成员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能够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与成熟的执政队伍；另外，中国共产党有不断完善的领导、决策、政策制度、执行、维护与优化完善的体制机制，具有高度的革命功能、建设功能与创新功能。
开放性，本质上体现出“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特色。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开放式的思想创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又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中国实践中创新变革，这保证了全党指导思想的时代性、先进性、科学性和正当性。
开放性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容错纠错能力。指导思想与组织生长机制的开放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强大的容错和自我纠错、改革与自我革新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一次次应对危机和解决危机，保持着强大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多次身处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境地，但开放性赋予了革命力量的韧性，在党的生死存亡紧要关头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和革命路线，都能化险为夷。其中，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党的“八七”会议就确定了武装反抗和土地革命路线，避免了党的全面失败；当中心城市革命暴动失败后，毛泽东同志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红色割据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当“左倾冒险主义”造成革命力量严重削弱时，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当王明否认抗日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要求党放弃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及时纠正了王明的错误倾向。
中国共产党进入执政时期，党的开放性，既完善了党的组织，又能够从重大失误中进行纠偏和拨乱反正。如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党内一些高级干部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贪污腐化的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严厉查处一切形式的贪污腐败、铺张浪费行为，惩办了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腐化分子。面对“大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实践的重大挫折，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纠正错误。面对十年“文革”的巨大创伤，通过开放式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全党思想解放，为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实施伟大的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由此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开放性，使得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自组织机制、自组织功能与时代调适性，从而具备强大的容错与纠错能力，在遇到困难挫折时，能够拨乱反正化险为夷。
领袖引领性——领袖权威引领自我革命的政治优势
维护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思想。领导核心是一个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并实行集体领导的稳定政治集体，[10]按照列宁的阐述，这种领导核心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
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有统一的意志和权威，并确立和维护其领导核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领导核心及权威生成和权威引导，是一种客观的政治文化现象。马克思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巩固政权要树立政权权威，恩格斯在批评巴枯宁主义时指出没有权威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11]马克思的政权权威理论和恩格斯的党中央权威理论，都阐述了权威引领是决定革命事业能否成功的重大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实践推进逻辑上说，政权权威来自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政党领导要树立权威，就必须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党的思想与行动紧紧围绕领导核心，遵循党的纪律，保证党的团结，才能实现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作用。
领导核心的权威引导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确立与维护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领袖权威学说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更切合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中以“对党忠诚”为要素的组织文化。[12]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确立过程上看，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路径，并不断进行制度化完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取得革命胜利，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大成就。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在重新确立全党政治认同方面有着卓越贡献，并获得了领导权威，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规范了领导核心的产生程序与职责权限，并以法律与党内建章的形式，建立起领导核心权力制度化运行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获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和由衷拥戴。中国共产党每一次领导核心的确立，都有着统一全党思想、整合国家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巨大成绩，可见，领导核心的权威引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政治优势。
权威引导走向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一百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领导核心权威引导与理论指导的必然结果。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核心的中央领导层通过革命胜利和延安整风运动整合了全党，并在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阐述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发生的问题，以及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错误问题，特别论述了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表现、根源、过程和带来的严重危害，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促进了全党在思想上的团结，为取得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同志通过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突破“两个凡是”禁锢，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了总结和客观评价，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并逐渐建立起全党领导核心形成机制和权力运行的规章制度，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轻装上阵，团结一致向前看，重构了全党的政治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外部风险挑战加剧，国内改革开放稳定面临不少矛盾与问题，党的自身问题比较突出，也正如《决议》指出的那样，“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推进，中国共产党本着高度自觉的不断自我革命精神，刮骨疗伤、壮士断腕，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综上所述，百年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是由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开放性和权威引领性所决定的，这是一种基因式的自我革命机理。本质上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其经历的百年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相结合，不断探索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历程，也是一场勇于斗争、争取胜利永不停歇、永远在路上的革命历程。正如《决议》指出，“必须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做到难不住、压不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注释
[1]石勇：《十九大打开了中国和世界的新未来——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南风窗》，2017年第22期。
[2]唐亚林：《使命型政党：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创新与发展之道》，《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97页。
[4]李建华等：《执政与善政——执政党伦理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5]唐皇凤、董大仟：《中国共产党百年政党伦理建设的历史经验探赜——基于价值、制度和主体的三维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6][7]习近平：《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求是》，2012年第6期。
[8]［美］R. 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金光耀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9页。
[9]朱兆中：《论党的开放性》，《理论视野》，2006年第1期。
[10][12]何虎生、雷引杰：《政治权威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领袖核心的塑造》，《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72页。
责 编／肖晗题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for the Centennial Self-R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u Rongxiao
Abstract: The centennial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hows its strong vitality. The decisive factor behind the century-long prosperity of the CPC as a major political party is that it maintains a political advanced nature, ethical purity, open mechanism and strong leadership. In detail, the political advanced nature is reflected in the advanced guiding thought and mission of the CPC as well as the advanced nature of the Party members. The ethical purity lies in upholding the Party's moral character and good party ethics through constant strengthening of Party self-conduct. The open mechanism means that the open scientific theory, the ruling strategy and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can guarantee the Party's orderly macro-structure and ability of fault tolerance and error correction. The significant guiding effect of the leadership core can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goals and promote self-improvement. The comprehensive action of these factors constitut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for the century-old Party's continuous self-revolution.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lf-revolution, Marx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