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一大决议确定的“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是共产党人无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中都坚持的“初心”。为了实现初心目标，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与时俱进，适时调整自己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争取革命胜利；为了实现初心目标，共产党人在国共关系和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与时俱进，适时转变新闻话语体系，体现了“不忘初心”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共产党新闻活动 新闻话语研究 民国时期新闻史
【中图分类号】 G2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3.008
倪延年，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基本理论（知识传播学）、中国报刊发展史、中国新闻法制发展史、中华民国新闻史。主要著作有《民国新闻史论稿》《中国新闻法制通史》《中国近代新闻国际交流史》等。
引 言
“革命战争年代”是指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的这一历史阶段，也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纵观革命战争年代的近三十年间，中国共产党身处纷繁复杂甚至极其险恶的社会环境。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国人民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北伐战争时期的北洋军阀势力，大革命时期及十年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右派，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侵略者、汉奸卖国势力和国民党顽固派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浴血奋斗，最终带领全国劳苦大众成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决议确定的“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奋斗目标。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话语体系的演变
回顾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的历史，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的近30年间，我们党新闻媒介建构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经过了多次演变，而且每一次演变都有其深刻的内在动因，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变化密切相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然。
中共一大确定“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新闻宣传话语体系。在民国初年的300多个[2]各色政党团体中，1921年7月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唯一以“工农劳动者和士兵利益”为代表的政党。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版）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归社会公有”。[3]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4]的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所以“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既是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成为这一阶段我们党新闻宣传话语体系的最顶层主题。
一大党纲规定了我们党新闻宣传话语的主题：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由劳动者自己“重建”，在生产资料方面“消灭私有制”，保证生产资料“一切归社会公有”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何实现让“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奋斗目标呢？共产党人针对当时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即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和地主个人“私有”，所有者凭借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在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在人格上鄙视劳动者的不公平状况），提出实行“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经济政策，目的是要使“劳动者”成为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并宣布“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由此形成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
这一阶段新闻宣传话语体系的顶层主题是“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第二层级话语主题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确定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第三国际的关系，基本方针是“联合第三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之一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既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确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基本原则，也是出于中国革命必须得到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支持和声援才能取得胜利的基本判断；第二是宣布共产党主张的中国“劳动阶级重建（的）国家”将“承认”由工人、农民和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政府权力机构的“苏维埃管理制度”，通过学习社会主义苏联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推进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以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增强党员斗争的信心；第三是为了表现共产党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彻底革命性，成立之初只有数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宣布“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共一大建构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表现为两个层级：顶层话语主题的“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立党宗旨，目标坚定且清晰，并将一直贯彻始终。第二层级主题中的“联合第三国际”在当时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实际上也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贯彻了顶层主题“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基本精神，虽然当时还没有可能，但作为党的奋斗目标的具体化是必要的；而“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则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只有50多名党员，却要面对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的政府和军队的实际情况，势单力薄的共产党在这时候要单独实现“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政治目标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共三大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1922年8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杭州西湖开会（史称“西湖会议”），讨论实现“二大”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具体途径和策略等问题。与会者从第一次工人运动失败中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5]西湖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强调“最近期间可略偏重以下几种政治上的及外交的宣传”，并把“国民党之改组”名列第三，明确“提倡健全的国民运动的政党，当就现有的国民党着手”。[6]《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表明，西湖会议改变了一大党纲中关于“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的做法。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社会革命。1923年7月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在其发刊词中一方面指出“除了广大而且剧烈的国民运动，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去掉军阀和外国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又主张“除了汉奸卖国贼以外，凡是爱国的中国人”都“加入国民运动”，表明共产党将团结带领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当然也就包括了“爱国的中国人”中的“国民党人”一起推进国民运动，以拯救“国家生命”。随着西湖会议和中共三大对社会环境和自身力量作出新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也随之发生转变。由此，形成了体现党奋斗目标的顶层话语主题不变，而如何实现奋斗目标的第二层级新闻宣传话语主题发生明显改变的新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
中共三大后，中国共产党新闻话语体系的顶层主题仍然是“劳动阶级重建国家”。但是，这个国家是与当时军阀当政的国家性质完全不同的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并实行苏维埃管理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共产党人不变的奋斗目标。“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前提是“去掉军阀和外国势力的压迫”。如若“不去掉军阀政治，不革新自强，决不能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不去掉利用军阀奸商和掌握关税运输权的外国势力，中国国民永远没有革新自强的机会”。但彼时，共产党成立还不满两年，党员也只有420人[7]，自身的力量十分有限，“除了广大而且剧烈的国民运动，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去掉军阀和外国势力的压迫”[8]。只有“打倒列强，除军阀”，“劳动阶级”才能“重建国家”。为此，中共“三大”在新闻宣传话语体系顶层主题“劳动阶级重建国家”之下，提出了两个次级新闻话语主题。一是“提倡健全的国民运动”。即在全国范围进行揭露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罪行的新闻宣传，使那些虽“已经看清本国军阀的坏处”但“还未十分看清外国势力的害处”的“中国商人学者”，看清外国势力的“害处”，目的是提高中国民众的政治觉悟——既反对封建的北洋军阀、又反对站在北洋军阀背后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二是“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即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以扩大“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阵营，动员和团结各阶层民众一起进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社会革命。之所以选择和国民党合作，是因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因此决定与国民党“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9]如是，“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处在共产党新闻宣传话语体系的顶层位置，次级主题就是“反帝”和“反封建”——“反帝”须“提倡健全的国民运动”，“反封建”必须组织“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由此形成了中共三大以后的完整新闻话语体系。在这一新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下建构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之下，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开展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的大革命运动，统一了党内的思想，营造了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运动的舆论氛围，孤立了北洋军阀势力，为大革命运动的胜利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证明，共产党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政治决策和建构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是正确的。由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和坚定态度，国民党“一大”确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并“对三民主义作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10]，南方出现空前高涨的革命形势。
“八七会议”后“无产阶级政党担负领导责任”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内的“分裂势力就不受约束，日益坐大”[11]。因当时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在阶级关系分析上犯了“公式化”“定型化”错误，“不懂得人是会变的”[12]；加上斯大林不希望国共在这时候加速分裂，因而命令中国共产党为了留在国民党内而忍受这些决议。[13]国民党右派力量利用当时共产党领导人的失误和掌握着军队的力量优势，通过制造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以“清党”为名的反革命政变，把“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合作伙伴打进血泊里。最终，“大革命运动”失败了。
1927年8月7日，瞿秋白和李维汉在湖北汉口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等文件，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武装起义以及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14]中共中央在1927年8月21日把“汪精卫代表的势力”与“张作霖为代表的势力”一起列入“由实际上和理论上联合向本党进攻”的“全国一切反动的势力”之列，要求“各级党部”按照“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确定的党的新政策”，“加紧党的政治宣传和鼓动”[15]。同年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6]，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工农民主革命和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的开始。同年10月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的《发刊露布》指出，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券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谁能解放中国，使中国最大多数的工农贫民自己得到政权，开辟真正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有布尔塞维克”[17]。正是在这种急剧变化的政治斗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又建构起新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话语体系的顶层主题仍是一大党纲提出的“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并进一步明确“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就是建立以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为主体的“苏维埃”政权。同时，明确了“此后中国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为了实现“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即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的目标，共产党人一方面继续揭露已堕落成为“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券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以启发工农和士兵的革命觉悟。另一方面，进行武装斗争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包括在城市发动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武装起义，建立工农自己的军队；在偏远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并建立以工农贫民为主体的“苏维埃”政权，为“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创造条件。由此，建构起了“八七会议”后共产党新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
这一新闻宣传话语体系的顶层主题仍然是中共一大提出的“劳动阶级重建国家”。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次级主题已不再是党的三大确定的“提倡健全的国民运动”和“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而是根据新的政治斗争形势提出的两个新的第二层级话语主题：第一是在大城市“揭露国民党”和组织“武装起义”，第二是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之所以会提出这样两个第二层级的新闻话语主题，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人通过大革命兴起、发展和失败的实践过程，认识到原来寄予厚望并一心与之合作的“同盟者”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并向共产党人挥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因此，“此后中国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这一新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为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城市斗争和农村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瓦窑堡会议”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闻话语体系。随着日本政客田中义一出任日本政府首相并确定对中国实行“强硬外交”的“积极政策”，[18]日本对华政策的进攻性迅速增强，于1927年6月和1928年5月两次出兵山东阻止南京政府北伐，并制造了济南“五三惨案”[19]。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前几天，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的指挥下于9月15日在方石岭地区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个多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20]“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速于9月20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随后，又于9月22日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满洲地区党组织“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21]。同年11月27日，刚刚成立10天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22]然而，这些呼吁并没能改变当时南京政府当政者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方针，其一方面通过《大公报》宣传“明耻教战”，另一方面继续准备对红军和根据地进行“围剿”。日本侵略者铁蹄步步紧逼，1932年3月公然扶植前清废帝溥仪在中国东三省成立所谓“满洲国”；1935年先逼迫民国南京政府签订《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后又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在12月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时塞进了汉奸官僚王揖唐和王克敏等人，企图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23]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最危险时候”。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35年12月17～25日，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安定（今子长县）的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根据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使中国“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前，确定了党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基本政治方针，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要求各级党部“必须以最痛切、最警惕的宣传去指出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经近临在全中国民众的头上，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派别、团体、队伍，都应该联合在一条战线上以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共同的主要敌人”[24]。迫于全国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1937年8月，“逼上梁山”的国民党同意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1938年1月，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武汉创刊了完全由共产党人独立创办、编辑并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大革命运动失败后第一份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城市武汉出版的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在其发刊词中指出，“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之原则下，本报将尽其绵薄提倡与赞助一切有利于抗战之办法、设施、方针，力求其迅速确实的实现，而对于一切阻碍抗日事业之缺陷及弱点，本报亦将勇敢地尽其报急的警钟的作用”[25]。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共产党人捐弃了国民党右派在大革命后期血腥镇压的前嫌，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
这一新闻宣传话语体系的顶层主题仍然是中共一大党纲确定的“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前提是中国必须是一个“独立国家”。日本全面武装侵华的目的是灭亡中国，如果让日本侵略者的目的得逞，中国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劳动阶级就没有国家可以“重建”。为使“劳动者”能有“国家”可以“重建”，共产党人就必须“坚决抗日”并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刚经过万里长征，无论是人数还是武器装备方面的实力，都相对较弱。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团结全国愿意抗日的人们一起抗日，也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使得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在“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这个顶层主题下，有了三个第二层级主题：第一是“坚持抗战”，反对任何散布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消息的行为；第二是“坚持团结”，反对诸如诬陷友党友军、制造军队摩擦以散布不利于国内团结消息等行为；第三是“坚持进步”，反对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政治局面倒退。提出“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清楚表明了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坚持的独立自主方针。“坚持抗日”必须依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必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进步”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只有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才能为“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奠定基础。
中共七大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闻话语体系。从1944年起，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始进行局部战略反攻，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同年8月17日，毛泽东同志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26]。9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指出，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共产党代表林伯渠9月15日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时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以求国内政治问题根本解决的主张。10月2日，新四军成立7周年纪念大会通电呼吁“立即改组国民政府组成真正的国民联合政府”。10月10日，周恩来同志在延安“纪念双十节大会”上发表《如何解决》演讲，进一步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六个步骤。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明确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27]的政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本质上就是一大党纲中“劳动阶级”在旧国家（政府）废墟上“重建国家”，只不过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和变化，共产党领导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形式出现，以争取更多社会各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由此形成了中共七大以后的新闻话语体系。
中共七大后，新闻话语体系的最顶层主题仍然是“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即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顶层话语主题之下，设计了三个次级话语主题：第一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前提基础，也是人民群众“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力量基础；第二是“打败日本侵略者”，这是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的决定性战役，只有“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才能彻底摆脱“亡国灭种”的历史命运；也只有“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获得更大更快的发展壮大。第三是“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个“中国”既不是清王朝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也不是孙中山领导建立的“中华民国”，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各抗日党派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而在“中国人民”这个群体中“最广大”的部分，当然是“劳动者”。
全面内战爆发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在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即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前的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同志，“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28]，而后又于8月20日、23日两次电邀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共定大计”。毛泽东同志于8月28日在赫尔利、张治中等人陪同下抵达重庆进行国共合谈。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在重庆的桂园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然而这一切都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在蒋介石自认为有把握“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时，奉其命令的10万国民党军在1946年6月26日凌晨分路向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同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当天下午，蒋介石下令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代表团于11月19日从南京撤回延安。国共关系公开进入“对决”状态。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共产党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也随之变化。
比较集中反映共产党新闻宣传话语体系变化的是经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定稿并通过新华通讯社公开发布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其公开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明确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在这一新闻宣传话语体系中，处于顶层主题的是“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反映在现阶段的“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第二层级话语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团结、联合”，即“团结”全国人民和“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实现新闻宣传话语体系中的另一个第二层级主题“反对、打倒”——明确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打倒“蒋介石”这一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政治领袖。共产党人抗战胜利后的新闻话语从“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由“制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目标就是建立“新中国”，实现党的一大确定的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初心”。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新闻话语体系演变的历史启迪
纵览从中共一大党纲提出“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奋斗目标并以此形成新闻宣传话语体系，到中共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政治路线以及形成有关新闻宣传话语体系的历史进程，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如下几点。
首先，政党（政治团体）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必定是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服务。政党确定了什么“政治目标”，就必定会有与宣传实现该政治目标相配合和适应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新闻宣传话语体系产生和变化的功能和价值在于为实现政党的政治目标宣传动员。共产党是如此，国民党是如此，其他政党也是如此。
第二，政党新闻宣传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变化，必然受当时社会环境等诸种因素影响制约，且须大致上与社会生活变化保持相应或相近的节奏。不但太超前了（如“左派”幼稚病）脱离社会需要，太落后了（右倾或教条主义）也会脱离社会需要。
第三，不管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话语体系如何发生变化，其顶层主题一直保持“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这颗“初心”不变，孜孜以求、不懈奋斗，所有转变和坚持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初心”目标。大革命时期是如此，十年内战时期是如此，抗日战争时期是如此，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如此。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话语体系之所以在特定环境下在表述上会有所变化，其根本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初心”目标，以“大无畏革命精神”对国民党的血腥武装镇压进行武装反抗；以“民族利益高于政党利益”的胸怀倡导并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彻底革命精神”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实事求是和平等友好的态度团结国内各阶层民众，最后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事实证明，非如此中国共产党不能发展壮大，更谈不上实现“初衷”目标。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
[2]谢彬：《民国政党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页。
[3]《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12）》，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2年，第49～51页。
[4]《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23日通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43～44页。
[5][10][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50、59～60、144页。
[6]中共中央：《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2年），《中国共产党党报》，1923年第1期。
[7]《辞海》（第6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2469页。
[8]《本报露布》，《前锋》创刊号，1923年第1期。
[9]《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11]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3年，第526页。
[12]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7页。
[13]Brandt, C.,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1927，［美］徐中约，朱庆葆、计秋枫译：《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530页。
[14][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40、409页。
[15]《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中央通讯》，1927年第3期。
[16]中共中央《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定“八月议决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41页。
[17]《〈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布尔塞维克》，1927年第1卷第1期。
[18]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6页。
[19]张宪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32页。
[20]《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第316～317页载：“1931年7月开始，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部队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同年9月15日，红军在方石岭战斗中歼敌一个多师，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告终”。
[21]韩信夫、姜亮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
[24]《中共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1936年1月2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81页。
[25]《〈新华日报〉发刊词》，《新华日报》创刊号，1938年1月11日。
[2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1921-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40页。
[27]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1～1104页。
[28]韩信夫、姜亮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五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76页。
责 编／张 贝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Not Forgetting the Original Mission" and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The Evolution and Insi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News and Publicity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Period
Ni Yannian
Abstract: The slogan "rebuilding the country by the working class" as determined by the resolution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s the "original mission" the Communists must adhere to in any soci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original mission", the Communist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 in the complex social environment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period, timely adjusted their news and publicity discourse system, united all forces that can be united, and jointly striven for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s have also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 in a social environment of great changes surrou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and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romptly optimized the news discourse system, reflect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not forgetting the original mission" and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Keywords: CPC's news activities, research on news discourse, Republic of China news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