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兴起，给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制造了障碍。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对华敌意更加明显、议题范围更加广泛、实践指导意味更加强烈。它既是美国霸权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美国塑造“共同敌人”的现实需要，且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助推密切相关。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发展大局，提升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理性看待中美关系、拓宽双方合作空间，积极应对“中国威胁论”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 美国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3.010
张永红，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社会思潮。主要著作有《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反战思潮研究》《社会思潮专题研究》等。
2015年以来，美国国内出现了反思中国崛起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这一年，美国兰德公司发布了名为《美中军事打分表——军队、地理和力量均势的演变（1996—2017）》的报告。与此同时，《百年马拉松：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策略》《相向而行：如何缓和中美之间日渐显现的竞争关系》《中国的挑战：如何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等著作也纷纷出炉。2017年，特朗普政府首次将中俄列为“首要威胁”，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国际社会掀起了抹黑、贬损、施压中国的高潮。拜登就任总统后，美国对华政策有所调整，但其国家安全团队仍延续了上届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政策。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对抗广度和烈度比以往更高，美国成为误导世界舆论的重要推手，给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制造了障碍。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化认识，并作出积极回应。
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特点
西方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话题至少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黄祸论”，在中美关系史上也反复出现。但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力量的充分展现，一些美国政客在心底产生了对中国更深的恐惧感，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也因而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对华敌意更加明显。冷战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基于对苏联的判断制定的，它认为苏联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伙伴，因而必须加以遏制。这场对抗结束后，亨利·基辛格等美国战略家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接触，中国有可能会成为友好的行为体，甚至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或美国的战略伙伴。“接触政策”遂成为美国力图改变中国的政策基石。但随着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出现，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接触政策”成为了反思对象，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占据了上风。
在一些美国精英人士看来，以往的对华政策是一种“战略失误”，美国对中国所带来的“风险”重视不够，美国面临着中国重塑亚洲和世界的“历史性的挑战”[1]；中国不仅是竞争对手，而且是强大的敌人，甚至比苏联更危险。[2]他们普遍主张采取超越官僚纷争和部门竞争的强硬对华政策，表现出对中国发展壮大的恐惧、焦虑和不健康心态。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2020年发布的《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和美国情报部门2021年发布的《年度危险评估》中，美国以惯有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阐述了所谓的“中国挑战”。尽管拜登上台后曾一度释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但并没有放弃渲染“中国威胁论”。2021年2月，他在外交政策演讲中把中国比作“最严峻的竞争对手”；2021年6月，他又在题为《我的欧洲之行是代表美国集结全球民主国家》的署名文章中数次提及涉华负面言论。总的来看，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对华敌意更加明显，美国对华“遏制”战略趋于常态化。
议题范围更加广泛。一方面，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不仅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等常规领域，而且蔓延至社会生活、国际交往的方方面面，“环境威胁论”“科技威胁论”“意识形态威胁论”“中国制造威胁论”“一带一路威胁论”“网络威胁论”“民主威胁论”“美国本土威胁论”“北极威胁论”等纷纷出炉，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威胁论”设置的话语陷阱更加多样，衍生出“锐实力”（sharp power）、“新帝国主义”（neo-imperialism）、“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新极权主义”（new totalitarianism）、“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债权人帝国主义”（creditor imperialism）、“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野心勃勃的干涉主义”（ambitious interventionism）、“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等新话语、新理论。这意味着，在美国看来，“中国威胁”的对象已经是除中国之外的整个世界体系，充分反映了美国极度简单化的零和游戏的战略定位及对自身价值体系处境的极度担忧。
实践指导意味更加强烈。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并不局限于美国塑造国际舆论的一套说辞和肆意抹黑打压中国的“话语暴力”，而且也成为其制定国际战略规划的重要依据，实践指导意味更加强烈。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发起“双反”“301调查”“201调查”“232调查”，不断升级贸易战，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抛出背离市场经济规律和自由贸易原则的“脱钩论”；对美国高校、科研机构施压，限制人员往来，排挤、刁难、歧视中美科教文体等方面的人文交流；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发动对华舆论战、安全战、外交战，肆意诋毁中国，大搞疫情“政治化”；大幅提升军费预算，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动作频频，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正当活动释放强烈敌意；恶意诽谤中国统战工作，蓄意破坏中美地方合作；宣布“制裁”中国领导人，通过所谓“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破坏中国主权安全；借人权问题攻击抹黑中国的新疆政策，不择手段打压新疆产业发展；急于构建美日印澳联盟、“五眼联盟”、“新的民主国家联盟”等反华包围圈和全球性反华组织机构，借“中国威胁论”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力度。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与西方盟国的首次峰会上，继续渲染涉华议题，拉拢西方盟国共同应对中国所谓的“系统性挑战”，力图孤立和遏制中国。
总之，美国以“中国威胁论”为基调考量和制定技术、贸易、新冠肺炎疫情、安全、人权等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策略，对中国处处施压，不择手段遏制中国发展，使中美关系降到了数十年来的最低点。
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根源
当前，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是在国际政治格局整体变迁、美国对与中国交往互动的认知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生发出来的。它的兴起是美国霸权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美国塑造“共同敌人”的现实需要，同时也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泛起助推密切相关。
美国霸权逻辑的必然结果。其一，美国霸权逻辑具有历史惯性。在一些美国人的潜意识里，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是唯一具有普适性和普世性的文明模式。这种思想早已固化为一种思维定式和心理优越感，进而发展成为极端的霸权思维，凡是不符合其价值观、社会制度的另一种发展路径，都被其视为“异端”。由于中美两国在文化基因、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将中国看成是国际体系中的“异类”，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共产主义扩张论”等论调。当前，一些美国人从维护美国制度和文明的霸权地位的立场出发，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竞争和全球文明竞争的头号对手，肆意制造反华言论和“红色恐慌”。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声称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议程“对民主理念构成了威胁”[3]。社会文化保守派代表、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2019年出版的《特朗普对阵中国：面对美国的头号威胁》一书中宣称，中国是美国建国243年来第五个“重大威胁”，这个“威胁”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和苏联；中美之争是“你死我活”的制度与文明之争。在他们看来，如果要挽救西方自由主义秩序，就要应对“中国挑战”。显然，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不过是美国霸权逻辑历史惯性的延续。
其二，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霸权危机感。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西方国家也曾经“唱衰”中国，但随着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新常态”下的大国发展路径愈加明晰，中国为全球治理理念革新、世界经济联动增长、人类共同进步积极奔走、不懈努力，取得斐然成绩，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的崛起使西方相信，中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只是时间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将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在发展中世界的影响力和在重要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影响力，建立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各国有着牢固的层级关系，而中国则将居于这一层级体系顶端。[4]美国一些政客基于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意味着美国的失败，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意味着美国的衰退。尽管在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等方面，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其不断释放的健康、良性、强劲发展的信号却大大超出了美国的预期，引发其心理上的强烈落差和不适应感，一些右翼保守势力对于失去世界霸权的战略焦虑感和危机感空前加强。特别是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背景下，中美抗疫差异已经成为一场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动员模式有效性的比较，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制度优势进一步凸显。美国的霸权逻辑不能容忍中国做得比它好，因此会继续深化对华“叙事之战”，挑起意识形态对抗，给中国发展设置障碍。
美国塑造“共同敌人”的需要。许多社会理论家认为，如果一个群体内部的争斗十分严重，有导致分裂的危险，那么从维护群体凝聚力的角度讲，制造“敌人”就是一种把内部争斗转换成与另一个群体的冲突的调整性反应。这样，群体内部冲突就转换成仇外心理，从而使群体界限更为明确，群体认同得以加强。这就是所谓的“共同敌人效应”或“替罪羊理论”。在美国历史上，“敌人”是不断被“制造”出来的，这形成了战后自由主义共识学派代表人物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所说的“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兴起亦与此有关。
其一，塑造“共同敌人”以转移国内矛盾。塑造“共同敌人”并对其不断“污名化”，是一些美国政客引导社会舆论、转移公众视线、谋求政治私利的惯用手法。当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美国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攀升，经济正在陷入深度衰退，永久性失业人数持续增加，种族问题又不时引发大规模示威抗议，普通民众乃至精英阶层对现有体制的失望情绪不断累积，政府公信力与制度有效性受到严重质疑，政治和社会纽带遭到严重削弱。美国一些政客出于政治考量，“病急乱投医”，试图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塑造敌人”的方式缓解国内矛盾，钝化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同时借此凝聚不同党派、不同群体、不同种族的美国人，重建美国认同、修补社会裂痕。正如特朗普政府的贸易顾问克莱特·威廉姆斯（Clete Willems）所说：“在一个两极化的国家中，目前能够使我们团结起来的是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我们在政治上两极化，但我们在中国问题上没有两极化。”[5]
其二，塑造共同敌人以修补西方内部裂痕。冷战时期，美国围绕“遏制苏联”这个中心制定全球战略，维持西方阵营的团结。苏联解体后，美国为了维持其西方霸主地位，加强美、日、西欧、澳、新等国的同盟关系，必须树立一个新的“靶子”替代苏联。于是，中国便常常成为这样的“靶子”，这演变成了美国政治活动的一部分。特朗普当政时期，美国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给西方内部造成更深的裂痕，塑造“共同敌人”的需要显得尤为急迫。从七国集团峰会不欢而散到北约峰会上美国就军费问题对盟友横加指责、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北约“脑死亡”言论，再到美英“最高级别特殊关系”陷入尴尬、美德关系恶化，都说明美国与盟友之间的政治互信出现了问题。一旦失去政治共识，也就意味着驱使西方联盟各国共同行动的政治基础开始坍塌，这必然会鼓励西方各个大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制定新的外交政策。为避免西方内部裂痕变成鸿沟，“确保未来一个世纪仍然是一个以美国的自由为模板的西方世纪”[6]，塑造“共同敌人”来转移矛盾便成了美国的重要选项。拜登就任总统后，为巩固美国在国际舞台的地位，更加强调传统西方联盟体系的团结，塑造“共同敌人”仍然是其达到这一目的的“套路”。显然，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渲染意识形态对立，是有着自身战略利益考虑的：这不仅可以为美国继续充当西方盟主提供战略理论依据，而且也有利于分散美国单独与中国对抗和冲突的风险与成本。
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助推。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与右翼民粹主义的泛起有着密切的联系。民粹主义是一种以“人民”的共同身份将现实社会中分化的群体连结起来、挑战特定权力结构的极端化社会政治思潮。通常来说，以现代右翼形态呈现的民粹主义政治包括对特定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民族主义诉求，在经济和文化根源上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是相通的。
一般认为，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标志。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基础是白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选民中那些自认为被全球化和美国经济转型抛弃的群体。一方面，这个群体反对自由贸易和跨国公司，认为自己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没有获益。在他们看来，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导致美国工厂的关闭和工作岗位的流失，这反过来又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吸毒、社区崩溃等；面对这一状况，政府不愿或无力满足民众诉求，反而令中国获得发展机遇，影响了美国的长期福祉与国家安全。因而，他们不满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华裔带来的竞争压力，对传统政党政治也失去了信心。可以预见，如果美国经济继续恶化，国家治理能力得不到应有提高，那么一些白人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极化心理和民粹主义情绪就可能不断被激发出来，他们惯用“阴谋论”的排斥性、煽动性话语“妖魔化”中国的一面也就会表现得更加强烈。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移民数量的增长给美国带来新的挑战，使白人保守主义者产生了深深的“文化恐惧”，许多人认为美国的文化多样性已经达到极限，转而成为威胁白人文化的“特洛伊木马”；而美国传统政治精英在多元文化主义旗号下对“政治正确”的教条化实践，造成了各种不健康的身份政治，催生出新的种族问题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发了这一群体强烈的排外情绪。
一些美国政客非常善于煽动和利用右翼民粹主义，他们通过“逆全球化”等政治议题与决策把大众视线从国内转向国外，运用“后真相时代”的传播手段，以各种“威胁论”“陷阱论”“阴谋论”诋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病毒恐慌被一些美国政客演绎为对外部因素的恐慌与排斥，中国被说成是危机的“根源”，由此造成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华情绪的不断升级，“恐惧的情感与文化”不断加强。尽管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竞选中失败，但这是一场被认为“实力接近”（close race）的竞选，说明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仍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美国人自身的焦虑情绪”[7]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中国威胁论”的社会心理基础仍然存在。
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应对
对美国来说，中国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是一面折射其政治体制、行政效率的镜子。在一种复杂心态的作用下，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抵制中国“影响力输出”的一面必然会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威胁论”及其变种也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存在。有鉴于此，我们必须立足长远，有效应对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给中国发展环境带来的挑战。
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发展大局。战略定力是指在面对复杂形势时，为实现特定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必须具备的意志力、判断力、决策力、执行力。情况越复杂、形势越多变，越要增强战略定力。其一，要辩证看待危机，努力化危为机。面对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我们应牢记“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古训，自觉将这种错误论调带来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转化为促使中国更好发展的动力，逐渐适应机遇与危机并存的生存环境，以沉着、从容的大国心态凝心聚力、主动作为、奋起发展。其二，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战略。我们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新思维新视野处理对外关系，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坚定不移地奉行中国绝不称霸、绝不输出中国模式的对外交往原则，坚决抵制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以实际行动使世界人民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只会给世界带来希望和机遇，而绝不会构成“威胁”。其三，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等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绝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绝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绝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越是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越要站稳立场，坚决维护好14亿多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面对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我们只有保持战略定力，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大局观，在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的变化中把握方向、用好机遇、创造条件、驾驭全局，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澄清事实、消除疑惑，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认可和支持。
提升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国际形象。“中国威胁论”是在“美国安全系统中心论”“国强必霸论”等的基础上，运用武断对比、主观推测、诋毁对方等手法塑造出来的，是一套话语元素聚合或话语体系创造的结果，尽管缺乏客观实际的支撑，但其舆论攻势却使我们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仅就美国民意看，2021年仅有2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比一年前下降了13个百分点。[8]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一些政客、智库、媒体仍然有可能合力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合法性支撑，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国家形象。因此，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国际舆论走向，创新国际交流方式，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多层次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着力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一套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掌握塑造中国形象的主导权。其一，要鼓励中国学者、智库多创作有说服力、影响力的优秀成果，讲好中国故事，批驳“中国威胁论”；要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对话，以客观事实纠正对华误解，同时及时总结经验，优化交流方式，扩大交流渠道，有效展示我国国家形象。其二，要继续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博鳌论坛”“金砖国家峰会”等平台主动设置议题，在全球治理、反恐、防核扩散、互联网安全、金融制度改革、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全球抗疫合作等方面向世界主动定义中国发展道路和核心价值理念，增进国家间相互认知，推动国家关系理性发展，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其三，要注重发挥新媒体技术优势，争取舆论主导权。新媒体具有个性化、社交化、实时化、智能化等特点，在公共外交中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我们应在加强传统宣传阵地建设的基础上，发挥好微信、微博、短视频APP等新媒体平台的聚拢效应，优化国际传播格局，突破国际宣传壁垒，积极回应外界对中国的关切，让正确的声音占据先导，使网络内容回归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战胜“后事实”“后真相”，改善中国国际形象。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日益深化，中国正源源不断地为世界注入正能量，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国际传播中“外方视角”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我们应重视外国政党、政要、友好组织、友好人士对我国的积极评价和针对“中国威胁论”发出的理性声音，“借船出海”，增强中国故事的说服力、影响力，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理性看待中美关系，拓宽双方合作空间。就中美关系看，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仍然有许多合作空间和合作的可能性，对此要理性看待，妥善应对。
其一，中美两国的竞争是必然的，但并不必然发生暴力冲突或冷战。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经济体系，而现在的中美则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之中，相互博弈的形式和内容都存在很大差异，中美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阻挡。美国如果与占世界人口约18%的中国“脱钩”，无异于与世界和未来“脱钩”，既违背历史发展潮流，最终也必将伤害美国自身利益。这是中美合作的一个大前提。
其二，中美双方存在现实的合作空间。尽管中美战略竞争在逐渐展开和加剧，但中美两国在双边和全球共同利益方面有着广泛的议程，需要通过协商与合作实现互利。美国总统拜登曾撰文称，美国一方面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也要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和全球健康安全等中美利益并存的问题上寻求与中国的合作。[9]此外，中美在网络安全、外太空治理、人工智能研发应用、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存在的竞争，也掩盖不了双方协调和合作的必要性。我们应重视双方共同利益关切，拓宽双方合作空间，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中美合作才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最好的选择。
其三，美国内部仍然存在理性声音。美国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战略界、思想界、企业界一些对中国有较深入认识的人士发出的理性声音值得关注。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Freeman, Jr.）、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主任贝德（Jeffrey Bader）、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人都充分肯定了中美接触政策，指出中美对立是个“伪命题”。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叙事缺乏事实分析，固执地将中国当作实现“美国梦”的威胁，而这正在产生严重的后果。[10]不少美国企业界人士也认为，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失去中国市场会给美国企业带来巨大损失。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11月20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53.2%的公司不希望改变在华计划；13.7%的公司表示正准备加大投资。[11]基于对中美关系的理性认识，不少美国智库专家敦促华盛顿采取更加灵活的对华立场，避免陷入新的“麦卡锡主义”。这些理性的声音有助于缩小中美认知差距、抵制美国恶性竞争和“中国威胁论”、推动美国社会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对此，我们应予以积极关注和回应，让中美合作的声音更加强劲，中美合作的前景更加广阔。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终究是会被揭穿的，因为它是虚假的，它也阻挡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但是，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和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我们需要运用中华民族的智慧打破美国一些人“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式，以自己不懈的努力维护和平发展，在乱局中谋篇布局，“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2]，不断给中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建构注入新内容，用铁一般的事实有力回击“中国威胁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论述研究”和重庆社科规划中特理论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0XJA710005、2020ZDZT03）
注释
[1]Friedberg, A., "The Signs Were There", Foreign Affairs, 2018(7/8), pp. 186-188.
[2]Thayer, B. A. and Han L., "Why Was the U.S. So Late to Recognize the China Threat", https://www.realcleardefense.com/articles/2020/04/30/why_was_the_us_so_late_to_recognize_the_china_threat_115238.html.
[3]美国之音：《美国安顾问：中共的意识形态议程威胁美国的民主》，2020年10月20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Robert-obrien-foreign-affairs-china-ccp-20201020/5630659.html。
[4]Thayer, B. A. and Han L., "Kissinger's Folly: The Threat to World Order Is China",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491507-kissingers-folly-the-threat-to-world-order-is-china.
[5]Choudhury, S. R., "Being Tough on China Is What Unifies a Polarized U.S.", https://www.cnbc.com/2020/11/05/elections-clete-willems-on-us-china-relations-under-biden.html.
[6]Jha, L. K., "China Using Tactical Situation on Ground to Its Advantage: Pompeo", https://in.news.yahoo.com/china-using-tactical-situation-ground-191635121.html?guccounter=1.
[7]［美］傅立民：《美国正造就一个可能无法战胜的敌人》，《人民日报》，2019年7月24日，第3版。
[8]Albert, E.,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Drop to Record Low",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3/american-views-of-china-drop-to-record-low/.
[9]Brunnstrom, D. and Pamuk, H., "China Unlikely to Find Biden a Soft Touch",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election-china-biden-idUSKBN27N0XP.
[10]Roach, S., "America's False Narrative on China",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merica-false-china-narrative-by-stephen-s-roach-2019-04.
[11]Scimia, E., "Biden and Beijing: Torn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http://www.asianews.it/news-en/Biden-and-Beijing:-Torn-between-competition-and-cooperation-51700.html.
[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责 编／陈璐颖
A New Round of "China Threat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racteristics,
Root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Zhang Yongh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ise of a new round of "China Threat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created obstacles to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hostility to China of the new round of "China Threat Theory" is more obvious, the scope of topics is broader, and the meaning of practical guidance is stronger. It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of American hegemony, but als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hape a "common enemy".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oosting effect of the right-wing populism. China needs to maintain its strategic focus, grasp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ituation,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voice, shape a good international image, rationally treat China-US relations, broaden the space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to China's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a Threat Theory", US, China-US relations
